在一天宣布一个奖项得主的步步递进期待氛围中，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最终不出所料地，颁给了中国的异见人士。星期五晚上，我原本就约了友人吃饭，饭桌上怀有自由主义理想的朋友情绪激动，表示该喝酒庆祝。我一时没回过神，顿了会儿才想到：哦，是为了获奖的事。

对中国人来说，这当然是大事。2008年以前中国有过主办奥运的“百年梦”，那标志的是对从未获得的荣誉的强烈向往。沿着这个思路演绎，说中国人有“诺贝尔情结”，应该并不为过。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土生土长、并且还继续在大陆生活的中国人获得这个国际重要奖项的肯定。10年前华人作家高行健得了文学奖，但他已移居海外，加入了法国籍。再早前，西藏流亡政府领袖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得过和平奖，领奖时处于出走身份，何况达赖不是汉人。

在这个背景下，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得主，成了第一个身在国内、持中国籍的汉族获奖人。一个同时存在的刺眼事实是：他也是阶下囚。刘晓波在去年12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11年，目前正在服刑。

在报道这则消息时，很多外国媒体都不会忘了提出一点：刘晓波是继1935年纳粹德国时期反战人士卡尔·冯·奥西厄茨基（CarlvonOssietzky）之后，历史上第二名在狱中获奖的得主。

颁奖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显然会激怒中国政府，它是在高调地给中国政府施压，用授奖方式对中国的民主与言论自由的现状做出宣判。拒绝就范的中国政府立即表示强烈抗议，斥责这个决定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外交部还为此召见挪威驻中国大使。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则进一步批评诺贝尔和平奖沦为反华的政治工具，《环球时报》说诺委会希望看到的是中国被意识形态纷争撕裂，最好像前苏联一样垮台。

中国应该是觉得有必要在历史上留下这样的抗议声，但是评论诺贝尔和平奖“政治化”，这个论点其实毫无新意。作为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奖项，诺贝尔和平奖对“和平”的定义当然会更符合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历届的得主中不乏与西方民主自由理念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士。即使按照这样的标准，这些年来也并非所有得主都被广泛评为实至名归，例如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得奖，就引起过非议。

对西方世界而言，自由民主即代表了许多人真诚的信仰，同时也符合西方国家的实际利益，所以他们对其他国家民主人士的礼赞，以及礼赞中夹杂的政治目的，两者有时很难切割得干干净净。

用政治的眼睛看这个“政治化”的奖项，今年的颁奖结果突显的是：尽管中国的经济不断扩展，国际地位节节上升，但是它与国际社会的隔阂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孤立处境并没有在根本上变化，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潜藏质疑依然存在。必须指出的是，随着中国国力上涨，呈现可能与西方世界分庭抗礼的态势，一些新增的疑虑正使原来就存在的质疑变得直接，这是诺贝尔奖颁奖结果的另一层政治背景。

然而，对于上述部分情况，中国政府并非完全没有责任。它一个最常被诟病的问题，即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建设的步伐，这点别说是国内外民主人士，连中国体制内成员也为之焦虑。虽说政治体制改革是范围宽广、需要循序渐进的重大题目，但即使是提高透明度、依法执政、推进党内民主，这几项领导层自我制定的目标，进展都是亟待提高。

这次的获奖，对于身陷囹圄的刘晓波本人以及其家人来说，相信是非常大的鼓舞。至于诺委会的颁奖动作对中国社会产生怎么样的冲击，关键还在于中国政府。它是反应激烈地更为防御不同的声音，还是平心静气审视大局加速推进迟到的改革，这才决定了国家的未来与人民的福祉。

中国这一年来在外交上遇到一系列麻烦，诺委会的决定可能产生的一种效果，是给强硬派送上弹药，让他们更振振有词地宣扬“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导致领导人推动政治改革的意志继续犹豫不前，中国与外部世界对立更决然。如果局面是那样，那才是所谓“别有居心”者最大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