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在艰苦的条件下，不懈地努力，每得一点机会就兴奋地工作；现在条件不可能都比西方好，但已有可能比国外做更好的工作时，其他应该适可而止

最近两件事情，令人感慨。

春节前后，父亲住院手术，使我想起他们那辈的生活和工作。

开学后，“千人计划”入选者两百多人在北京，有些人向国家力争个人待遇，令人对我辈有看法。

我有反抗父权的倾向。所以父亲可能到今年，才听说我其实很早就觉得他多方面比我强。

父亲只是生活时代不如我：他用了30年去的几个学校，阴错阳差正好我也去了，但只用了13年。

1960年代初，父亲从江西考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念研究生，“文革”前全国研究生很少，从大学缺乏的江西考到上海更不容易。

1968年他回江西，到省卫生厅马上被发配到县医院，不到半年又下放农村。

本来要做农民，但国家不要的人才，农民却最尊重：他们不缺农民，缺医生，让我父亲做大队卫生室的医生，还培养了几个“赤脚医生”。

1970年代，父亲回到南昌工作，坚决不肯在行政部门而要到医院。他救活过很多病人。我自己亲历的是，1980年代父亲来上海看我，在上海的公交车上，一个人突然倒下，他当场急救。

父亲认为一个好的医生一定要做研究，不能只行医。我记忆犹新的是，1970年代的南昌，夏季没有空调没有风扇，非常热，而父亲每天晚上都在灯下读英文书籍和文献。那时读英文书籍，没有任何功利可言。他和同事们还出差到外地看新到的国外书籍。

1980年代初期，他到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做疾病的动物模型研究，并到医院跟班看临床医学。回国后，他在江西建立ICU（重症监护病房），并开展呼吸病的实验研究。1990年代，他再度赴美回江西后，又建立“分子医学研究所”。

每次回国，都需要自己创业，有时需要自身资助。但是他们干得很欢快。

我父亲是那一代很多父亲的缩影，他们在挫折的时候没有放弃，在有机会的时候，力争做有意义的事情。

父亲还经常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一些很敏锐的意见。

我自己很不如父辈，只是遇到的时代较好，没有耽误。

回国需要一定条件，完全合理。

过去二三十年，不愿回国或者回国有困难的理由，都是国内工作条件不好。

最近，突然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讨论是否回国、谈判回国条件时，出现不谈工作条件而谈生活条件为主的现象。因为国内有时可以给的工作条件比国外好，有些人开始不厌其烦地谈生活条件。

回国谈生活条件，也有合情合理的因素。

但是，不可能回国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的条件，都比西方好。总有某些方面、某些点，可以差一些。

中国还没有到所有条件都比西方好的时候。谈条件可以，但要适当。

1950、1960年代，参加“两弹一星”工程的科技工作者们，也是我们的父辈。他们那时生活条件很差，而且到了1990年代论功行赏的时候，他们个人得到的还是很少。

有些人只看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中回国者担任较高的职位，不知道当时这些人回国，国家基本上都没有提供什么。曾任科技部长的徐冠华，1980年代初回国时，一家四口住11平方米的房子。

现在，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回国，对尚未为国家工作而获得“千人计划”的入选者们，国家给的条件比起1990年代给“两弹一星”功臣们的要好。所以，当听说有些入选者向国家继续提个人生活条件的时候，我心里自责。

这两年回国的施一公 （清华大学教授）和我，稍微参与了协助推动人才引进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这一代（和后面几代）能携手并肩做些事情，在比父辈条件好很多的时代，做些无愧于时代的事情。

我们很多单位都会力争给回国的学者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欢迎大家谈判。但是，我们愿意多看到，在国家场面，我们这些后来者，在有机会提建议的时候，少为生活微小的差别争个人利益，多为国家想点事情、提点建议。

后代应该比前代做得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