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士与大一统——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9 次 更新时间:2010-04-02 12: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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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摘要:文章基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重构司马相如的人生史和心态史,并以汉代“两司马”的经验与心态来透视 “士”与汉帝国“大一统”之间的关系,继而为分析司马相如在夷夏之间的“游”与“仕”,结合《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等文献,揭示汉帝国的内外上下关系(特别是朝廷、区域、民族之间关系)与作为“中间圈”的西南夷以及作为“第三圈”的大秦(罗马)之间的关联性,比较汉代“大一统”和罗马帝国“帝统”之间的差异,进而借助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呈现了汉代大一统中隐现的异于罗马帝国“帝统”的“道统”对于“天、地、人”的贯通。文章虽以“史传”为中心,但实为一篇社会科学论文。延续作者在其他论著中提出的观点,文章回归于历史,对社会科学的国族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展开反思,在结论部分,探讨了“人生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并对近代社会科学“灵肉”二分的状态进行了批判。

   关键词:人生史 士 大一统 中间圈 帝统 道统 人类学 社会科学

  

   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1](P173)

   ————梁启超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2](P576)这是鲁迅在其《汉文学史刚要》[1]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开头说的话。汉代的“两司马”,都为武帝时之大文人。司马相如的生平因有司马迁详加记载,其生卒年份明确可考——他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17年;而写了一部具有高度开创性意义的史书的司马迁,却未留下自传,因其生平不载,后人只能提出种种猜想[3](pp.54-75),一般言之,则他比司马相如年轻30多岁,约于公元前145年生,约于公元前86年逝世。鲁迅在给予“两司马”文学史的定位之后,感叹说,两位大文人“一则寥寂,一则被刑”。大文人给后世留下丰厚的文学财富,但他们的人生却以“寥寂”与“被刑”终结,他们的“命”缘何如此?鲁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2](P576)。在文学家鲁迅的文学史叙述里,两司马在文学上各在某个方面达到时代的顶峰,二者相映成趣,形成一个形象的整体,代表“雄于文者”,其文化业绩之杰出,与其在帝制下的命运形成反差,折射出“文者”不为“雄主”所容的“命相”。

   此处,我亦将论述两司马,但我不拟重复近代文学家从文人的“原型”中得出的士人命运观,而是将集中于“解读”后一位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4](pp.672-684)对于前一位司马(相如)的记述,借这些记述呈现出的司马相如人生史,陈述对士与大一统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并将这一理解融入于社会科学的反思中,使之发挥某种社会理论方面的作用。

   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是一篇特殊的人物传记。此文主线为司马相如的人生史,内容除此之外,还包括司马相如的主要作品。司马迁连篇累牍,“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本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4](P684),收录了司马相如遗留的大量作品——即,《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等八篇。这些文赋有的表达司马相如对其身处的诸侯与天子之华美苑囿宫室的赞誉与评价,流露了他对大一统下“国”与“天下”之间关系的看法,铺陈了他对帝王戒奢持俭、防微杜渐、超世成仙等方面的主张;有的针对时政而写,反映了司马相如对于天下格局中朝廷、地区与夷狄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经验,表露了他对大一统政治的见解;有的涉及到他对于帝国的宇宙观与礼仪制度之营造的主张。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位汉代士大夫的政治观念。

   司马迁笔下的司马相如,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他“口吃而善着书”,人格也有内在矛盾,“纵诞”,且“窃赀卓氏”,虽“其学无方”,但“其才足倚”[4](P680)。作为一位在特殊区域(蜀郡)和年代(汉朝政治从内敛到张扬的阶段)中成长起来的有性格的文豪,他游粱、娶文君,与在地域经济中其重要作用的商人有过密切互动;后以颂扬、教诲帝王的天下感的一篇文赋感化了汉武帝,得其青睐。作为出仕的士人或官僚,司马相如曾致力于平衡中央、地方(巴蜀地区)与“蛮夷”三者之间关系,他对大一统的营造,有特殊贡献。他出使西南夷,欲以德化之,后因此而遭人诟病,称病与卓文君在家中“隐居”。晚年,他尚不忘教诲帝王,而能写出诸如《大人赋》的美文,勾勒出一种既道又儒的皇权模式。

   《司马相如列传》是否全然无“说事儿”的成分?时过境迁,难以回到历史现场拷问作者,但对我而言,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司马相如既是一个人,又代表着一个历史的结构;既是真实的,又是观念的或传奇式的。在很大程度上,司马迁所写的《司马相如列传》,既是司马相如的人生史,又是司马迁自己的心态史,是大一统形成后,一种以士人的人生与心态为“人心”表达方式的政治文化,这一文化,蕴含着一种被后世复制的模式,这一模式,为司马相如这一人物为表达方式,“缩影式地”展现出了大一统下中国的上下内外关系特征。如费孝通所言,“在那种时代,历史并不一定是实际社会事实演变的记录,它和神话是并不相分的。正因为这个缘故,理论、史实、神话混合的程度高,它们反映时代实际需要的程度也高”[5](P25)。

   此处,我将集中于《司马相如列传》的“内容分析”,我拟借此展开一种人生史与心态史综合分析的试验,在传记的“内容分析”中,对于历史人物的人生与作品进行结合研究,并基于此,考察大一统下士大夫、王、商人与“边疆民族”等类型的社会力量之间构成的关系,及这些关系在司马相如人生史和心态史中的体现,及它们构成的结构图式。

   以诸如《司马相如列传》之类的古代人物传记为“资料基础”,呈现大一统的人生史中的关系,必然引起同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质疑:司马相如这个个别历史人物的人生,是司马迁这个后人“制作”出来的,以当下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规则论之,其真实性,本足可置疑,而我在此处却竟又进一步宣称,司马相如的人生,若说有“孤立”之处,那便是因为这个“个体”,是一个宏大的天下之关系结构的体现;这如何可能?在迈进本项研究时,我早已意识到,就人们接受的“常理”而论,我已犯下了一个“错误”,这就是“以个别代整体”。

   这一“错误”,在我所处的人类学界,特别不易被容忍。

   “后现代主义”重申个体主义之前,“整体论”(holism)持续地作为分析的规范统治着本学科研究者的心灵。“整体论”主张研究人的前提在于认识到人的实质是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特别是笼罩着人生的超个体的、作为“物”存在和起凝聚作用的“集体表象”[6](pp.35-65)。为了把握这个“集体表象”,人类学家分工合作,各自占据不同的“知识高地”,分别从宗教-象征体系、亲属制度、经济、政治等等角度,侧视那个远在的“整体”。“整体论”并不禁止人类学家研究具体的个人;恰相反,它在方法上要求他们在从事考察研究时,注重亲临现场,与人们打交道。它之所以是“整体论”,主要是因为分析的需要。

   “整体论”与“分析”本为两个相反的东西,前者的意思是,事物一旦遭到“分析”,则已不再是“整体”,而后者的意思则是,只有对事物加以细致入微的切割、分辨、分类,人类学家方可理解到它们的“性质”。恢复整体的原状,与将整体“分析”为“元素”,本为相反的行动,但因二者都是研究的方法,故人类学家却对它们之间的关系长期有信仰而无解释。

   过去三四十年里,“后现代主义”勃兴,“整体论”遭到了严厉批判,被学者们共同指责,其失误被认为是忽略人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和能动性(agency)。于是,一大批关于个体的人的行动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学者“试图将活跃分子的态度引入人类学”,这种态度,“即以个人介入为基础的人为主义” [7](P187)这种所谓“新观点”,以一种及其荒诞的方式,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进而,正在将借助“人性的西方幻象”,将社会科学引向个体主义的方向[8](pp.1-58)。

   无论是对于现代的“整体论”,还是对于后现代的“个体论”,此处将展开的对于人物传记的研究,都是有问题的。从“整体论”的角度看,以一个个别历史人物的人生为角度认识偌大的汉帝国,跨越了“个体”与一个宏大的文明体,所关注的两者之间,隔着厚厚的一层,这如何可行?规范的社会科学式的历史研究,最好是如同瞿同祖的《汉代社会结构》[2]那样,将生活在被研究的时代中的人,放在亲属、妇女、阶级、豪族、士人等社会性的类别里,作为服务于整体的个别材料安置,方为“科学”;从“个体论”的角度看,则司马相如既然是“个体”,则他虽有“能动性”,但其人生,却是难以体现汉帝国“整体”的意义的。

   撇开人类学,就历史而论,对于诸如司马相如之类的人物加以人生史的探究,一定也会被认为存在着“大问题”。对于这点,此处,我似不必赘述,作为问题的见证,钱穆曾回忆说,有次他与一位美国史学家有如下对话:

   余曾谓历史记载人物,而事必出于人,故中国史重人尤重其事。一美国史学家当面质询,果使其人为历史人物,则其事又岂得见于史。[10](P108)

   与以上问题紧密相关,对于《司马相如列传》的这项研究,还存在着历史的“研究单元”选择上的问题。“重人”的传统中国史学到了20世纪初遭到了国人的批判,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说,历史叙述的目的,在于“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中国史的叙述,则应“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1](P1),其主旨应在“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1](P6)。梁启超的“新史学”,在内容和宗旨上均不同于“旧史学”。梁启超即认为,史传不分的“旧史学”,是“一人一家之谱牒”,其“研究单元”,不能体现全体国民之全部经历,因而,要改造“旧史学”,就应放弃这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方法,而转用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方法[11](pp.1-11)。尽管梁启超自己的历史观念在1920年代出现了巨变(此后,他更侧重于在回归于“旧史学”的基础上思考现代史学的问题),但就20世纪史学论述的大势而言,他提出的以现代的国族为“研究单元”的“新史学”,已越来越占主流。在20世纪的“新正统”之下,史学叙述出现了社会科学化。19世纪中叶,人文学在欧洲世俗化国家的压力下,渐渐让位于社会科学这类仰赖世俗国家的部门化实现知识的专门化的认识体系[3]。社会科学的“研究单元”一向是“一族一国”意义上的国家。当历史叙述被社会科学化之后,它便不可避免的要以国族中心的“通史”方向演化,变成了以国家为“研究单元”、以国家之内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日常生活等等“国家的侧面”为具体叙述内容的“新史学”。在这种“新史学”下,个别人物的传记,依旧持续地存在着,但一向难以进入史学的“新正统”。如汪荣祖指出的,“一人一生之事,虽详之矣……然今之论师,仍不“以传属史(Biography is not a branch of history),盖史非众生相,不得视为传记之汇聚,而系属军国大事、典章制度之综述”[3](P79)。

我之所以在意识到问题之同时,仍旧有动力展开有关司马相如人生史的这项研究,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尽管社会科学研究者时常以“研究单元”的“妥善把握”为规范,来要求研究者,但其对于“研究单元”的主张,自身却问题丛生:“西方科学路数中那些关于人的学问,如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等,都不是直接就个体的生命人格整全地、如其为人地来品鉴之。它们就人的存在,分解出某一面现象而论述其法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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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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