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现代化与改革开放中国的历史定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5 次 更新时间:2009-04-17 23: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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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它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集中表现为中国从此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开创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宏阔场景。“改革开放”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它鲜明地标征着现今的中国与过去几百年中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此段闭关锁国的历史,最沉痛的后果就是中国错过了在发达的封建经济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因素的培育、发展的有利时机,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停滞状态,使中国与西方诸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由顺差变成了逆差,隐埋下长期落后挨打的悲剧种子。鸦片战争后,我们虽然被迫打开了国门,步履蹒跚地迈开了通向世界的步伐。但是由于这种开放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我们不是积极地寻求开放,不是把开放当作中国进一步发展、以赶超西方列强的一种手段,而是把开放当作损辱天朝国威、违逆祖宗之制的国殇。因此,大清帝国的“精英分子”以及多数民众,不是集中精力在这种被动的开放氛围中进行自身的改革,以呼吸新鲜空气,汲取丰富的营养,变被动开放为主动开放、发展,而是想方设法阻住“夷人”的进入[2],关闭国门,重归昔日帝国的封闭势态。这种不从内部改革的被动开放的局面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有了主动开放的基本条件,但由于另外一些因素的限制,我们的国门只是半开了一段时间,长时间里依然严严地关闭着。历史的进程明白地告诉我们,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开放才是真正良性的开放。第一,这种开放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这种开放以内部改革相配套;第三,这种开放的目标是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第四,这种开放是全方位的。因此,中国开放的二十年,便是改革的二十年,发展的二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的巨大成就和伟大意义已经有目共瞩,它是二十世纪中国迈向进步的重大转折点之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3]。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上还有人怀疑其重大意义的话,(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1985年指出:“由于中国现在正处于试验时期,人们无法预见这种试验的未来进程和时间,所以评价邓小平时代现在还为时过早。邓小平时代……似乎是中国社会主义革新的春天;也可能…..成为社会倒退的时期;不然,也可能类似苏联的赫鲁晓夫空白时期”[4]),那么在今天,国际上的有识之士都已感受到这场革命给中国以及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国“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取得成功,这是毫无疑义的”[5](日本学者宇野重昭语),“在低收入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6](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语),“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这个国家开始了腾飞。这些全面而又深刻的改革在许多方面结出了硕果”[7](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9月9日报道),“中国所取得的空前巨大的经济成就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史上一件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未来几年内,假如中国经济仍保持近10年来的发展势头,甚至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而俄罗斯则加快经济发展¼¼届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仅至少将超过俄罗斯9倍,而且中国经济就自身的规模而言大概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8] (俄罗斯经济学家A.伊拉里奥诺夫语)。不管这些外国人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们对于二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估价还是基本正确的。作为一段如此不平凡的历史,如何科学、全面地研究它,实在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要从宏观上对之作科学的历史定位,即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有机联系中去把握这段历史,就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历史趋势为标准来衡量这二十年历史的价值。很明显,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是文艺复兴以来世界进步潮流的总汇。因此,要科学地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就要将之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加以详细周密的考察。

  

  一、释义——“现代化”之正名

  

  现代化理论兴起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旋而波及世界各地,尤其激起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但是,该理论并没有一个统一、严密的体系,它作为探讨二战后世界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身没有一个统一的、准确的范畴、价值标准,其体系极其复杂、庞大,以至于我们对之虽耳熟眼详,却很难说出个中要领,于是常常把它当作一种时尚来加以叙述,“现代化”遂成为万能的上帝,一切完美事物的集合,“现代化”也就成为一片只可以感觉却无法触觉到的云彩。“现代化”一词之所以给人们造成如此朦朦胧胧的印象,是与“现代”一词的固有特性有关的,“‘现代’的性质是暂时的,而不是固定的绝对的。诚然,人们用当前的范式为现代化规定了确切的定义,但这基本上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行动”[9]。由于“现代”稍纵即逝,用这样的词语命名的理论便很难设定其内涵与外延,从而易被赋予不确定的时代色彩。马克思在1848年就使用了“现代国家政权”[10],“现代资产阶级社会”[11],“现代资产阶级”[12]等提法,毛泽东在1949年也使用了“现代性工业”[13]的提法。上述马克思、毛泽东所使用的“现代”指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时代,与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含义自然不同。作为一门学术用语,“现代化”之定义绝不能随“现代”含义之变而变,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超时空的客观定义。在设法了解这个客观的定义之前,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国内外对“现代化”一词的各种理解。

  首先是国外,主要是美国及欧洲国家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S.N.艾森斯塔德认为: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17至19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14];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我们把现代化视做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15]、“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16];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17]”。西里尔.E.布莱克指出:“所谓现代化,作者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如果无生命动力的比较少量的减少无法为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或者如果不对社会作不可避免的、广泛的改革就无法弥补,那么这个社会或民族就现代化了”[18]、“‘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 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只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定义才更适于描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各方面的相互关联”[19]。以上四种观点都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是当今现代化理论界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对现代化的定义都是非本质的,都只是对现代化的个别特征的描述。艾森斯塔德和罗兹曼的定义,是典型的“欧化”、“西化”论,按照这个定义,现代化理论工作者们用不着积极探索了,因为非现代化国家只要按照欧美国家的价值标准持续不断地走下去,就能实现现代化了。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是清一色的欧美色彩了,可是,难道欧美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就是唯一合理的吗?而且,既然承认欧美一些国家“业已实现现代化”,那么,现在以及近期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国家又处在什么阶段呢?是不是用笼统的、含糊不清的“后现代化”来界定之?如果“后现代化”理论的确有明确的内涵、实在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作为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求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更广泛一点---广大的非现代化国家朝着比“后现代化”落后的“现代化”目标迈进?我们何不研究一下如何让非现代化国家直接进入“后现代化”的社会?如果现代化理论只为广大非现代化国家准备的,那就意味着现代化理论已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其现实意义几等于零。所以,艾森斯塔德和罗兹曼的关于现代化定义的描述是非科学的,没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亨延顿的定义没有抓住“现代化”的本质,只是从“现代化”的外延角度作了一番粗略的描述,这个定义可以适用于很多其他的名词的描述。比如,”封建化”、“殖民化”、“汉化”,这些词语哪一个不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哪一个不涉及到思想和行为的所有领域?因此,这种定义毫无意义。

  布莱克的定义把握了科学技术是“现代化”重要特征这一要害,但也有一些笼统、含糊的地方:其一,在科学技术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是否都属于“现代化”?环境污染的加重、道德伦理的沦丧、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些变化总不能归纳到“现代化”本质中去吧?其二,无生命动力与有生命动力的类型极其广泛,到底是那些无生命动力的少量减少无法被那些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才算得上是现代化?是不是全部无生命动力都作少量减少后,其造成的损失无法被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才算现代化?这两种动力类型增减的范围必须要清楚。其三,美国农业由于靠机械化耕作,(即无生命动力),使得只有2%的人口去从事农业,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全美国人都享用不尽;如果美国现在将某些大农场改成手工耕作(比如播种、收割、碾谷均靠人畜之力),我想只要多增加人力、畜力,就一定能达到机械化耕作时的粮食产量。那么,我们是不是据此而认为美国的农业就比其他的行业要落后呢?布莱克的现代化定义之缺点,由此可一目了然。

  以上国外学者的四种定义都是从定性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还有人从定量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美国的英格尔斯就是突出的代表。他指出了社会现代化的具体量化指标: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2%---15%以下;3、服务业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5%以上;4、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6、适龄年龄组中大学生的比重在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1000人以下;8、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1%[20]。可是,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其标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自然就很值得怀疑了。

  我国国内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虽然目前仍是处在初步阶段,但是“现代化”作为一个被赋予特殊时代意义的名词、话题在我国的出现则是较早的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在他的文章中使用过“现代化”提法。及至30年代,“现代化”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大多主要着眼于“西化”、“欧美化”、“工业化”这样的角度。“就个人与物品言,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但就国家社会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21](张素民语),“所谓现代化,最重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22]杨幸之语)、“目前资本主义列强无不是现代化的国家”[23](杨幸之语),“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24]、(胡适语)“现代化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使这个国家能站在这个现代世界里?——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25](胡适语),“‘现代化’一词所指的则是从旧到新的一种改变,或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26]、“一般地说,科学和民主的标识被用来作为现代化的标识”[27](张君劢 语)。上述关于现代化的定义虽然文字表述上各有差异,但它们有共同的倾向:其一,都认定当时的欧美先进国家为现代化国家;其二,现代化就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事物的集合;其三;现代化主要指经济发达、社会发达。很显然,这种定义还谈不上是一种严格的学术研究,只能算是一种简单的社会问题探讨。1949年后,我国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提到现代化,并将之规定为我们的发展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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