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现代化与改革开放中国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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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它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集中表现为中国从此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开创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宏阔场景。“改革开放”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它鲜明地标征着现今的中国与过去几百年中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此段闭关锁国的历史,最沉痛的后果就是中国错过了在发达的封建经济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因素的培育、发展的有利时机,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停滞状态,使中国与西方诸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由顺差变成了逆差,隐埋下长期落后挨打的悲剧种子。鸦片战争后,我们虽然被迫打开了国门,步履蹒跚地迈开了通向世界的步伐。但是由于这种开放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我们不是积极地寻求开放,不是把开放当作中国进一步发展、以赶超西方列强的一种手段,而是把开放当作损辱天朝国威、违逆祖宗之制的国殇。因此,大清帝国的“精英分子”以及多数民众,不是集中精力在这种被动的开放氛围中进行自身的改革,以呼吸新鲜空气,汲取丰富的营养,变被动开放为主动开放、发展,而是想方设法阻住“夷人”的进入[2],关闭国门,重归昔日帝国的封闭势态。这种不从内部改革的被动开放的局面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有了主动开放的基本条件,但由于另外一些因素的限制,我们的国门只是半开了一段时间,长时间里依然严严地关闭着。历史的进程明白地告诉我们,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开放才是真正良性的开放。第一,这种开放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这种开放以内部改革相配套;第三,这种开放的目标是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第四,这种开放是全方位的。因此,中国开放的二十年,便是改革的二十年,发展的二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的巨大成就和伟大意义已经有目共瞩,它是二十世纪中国迈向进步的重大转折点之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3]。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际上还有人怀疑其重大意义的话,(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1985年指出:“由于中国现在正处于试验时期,人们无法预见这种试验的未来进程和时间,所以评价邓小平时代现在还为时过早。邓小平时代……似乎是中国社会主义革新的春天;也可能…..成为社会倒退的时期;不然,也可能类似苏联的赫鲁晓夫空白时期”[4]),那么在今天,国际上的有识之士都已感受到这场革命给中国以及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国“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取得成功,这是毫无疑义的”[5](日本学者宇野重昭语),“在低收入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6](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语),“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这个国家开始了腾飞。这些全面而又深刻的改革在许多方面结出了硕果”[7](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9月9日报道),“中国所取得的空前巨大的经济成就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史上一件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未来几年内,假如中国经济仍保持近10年来的发展势头,甚至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慢,而俄罗斯则加快经济发展¼¼届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仅至少将超过俄罗斯9倍,而且中国经济就自身的规模而言大概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8] (俄罗斯经济学家A.伊拉里奥诺夫语)。不管这些外国人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们对于二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估价还是基本正确的。作为一段如此不平凡的历史,如何科学、全面地研究它,实在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要从宏观上对之作科学的历史定位,即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有机联系中去把握这段历史,就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历史趋势为标准来衡量这二十年历史的价值。很明显,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是文艺复兴以来世界进步潮流的总汇。因此,要科学地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就要将之纳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加以详细周密的考察。

一、释义——“现代化”之正名

现代化理论兴起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旋而波及世界各地,尤其激起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和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但是,该理论并没有一个统一、严密的体系,它作为探讨二战后世界发展问题的理论,自身没有一个统一的、准确的范畴、价值标准,其体系极其复杂、庞大,以至于我们对之虽耳熟眼详,却很难说出个中要领,于是常常把它当作一种时尚来加以叙述,“现代化”遂成为万能的上帝,一切完美事物的集合,“现代化”也就成为一片只可以感觉却无法触觉到的云彩。“现代化”一词之所以给人们造成如此朦朦胧胧的印象,是与“现代”一词的固有特性有关的,“‘现代’的性质是暂时的,而不是固定的绝对的。诚然,人们用当前的范式为现代化规定了确切的定义,但这基本上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行动”[9]。由于“现代”稍纵即逝,用这样的词语命名的理论便很难设定其内涵与外延,从而易被赋予不确定的时代色彩。马克思在1848年就使用了“现代国家政权”[10],“现代资产阶级社会”[11],“现代资产阶级”[12]等提法,毛泽东在1949年也使用了“现代性工业”[13]的提法。上述马克思、毛泽东所使用的“现代”指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时代,与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含义自然不同。作为一门学术用语,“现代化”之定义绝不能随“现代”含义之变而变,而必须有一个稳定的、超时空的客观定义。在设法了解这个客观的定义之前,我们还是了解一下国内外对“现代化”一词的各种理解。

首先是国外,主要是美国及欧洲国家学者对“现代化”的理解。S.N.艾森斯塔德认为: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于17至19世纪就在欧美各国完成了”[14];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我们把现代化视做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15]、“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16];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17]”。西里尔.E.布莱克指出:“所谓现代化,作者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发生着变化……‘现代化’的定义是:就同时存在的社会形式而言,无生命动力源泉对有生命动力源泉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或者超过了不可回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如果无生命动力的比较少量的减少无法为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或者如果不对社会作不可避免的、广泛的改革就无法弥补,那么这个社会或民族就现代化了”[18]、“‘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 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只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定义才更适于描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及其各方面的相互关联”[19]。以上四种观点都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是当今现代化理论界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对现代化的定义都是非本质的,都只是对现代化的个别特征的描述。艾森斯塔德和罗兹曼的定义,是典型的“欧化”、“西化”论,按照这个定义,现代化理论工作者们用不着积极探索了,因为非现代化国家只要按照欧美国家的价值标准持续不断地走下去,就能实现现代化了。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是清一色的欧美色彩了,可是,难道欧美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就是唯一合理的吗?而且,既然承认欧美一些国家“业已实现现代化”,那么,现在以及近期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国家又处在什么阶段呢?是不是用笼统的、含糊不清的“后现代化”来界定之?如果“后现代化”理论的确有明确的内涵、实在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作为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求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更广泛一点---广大的非现代化国家朝着比“后现代化”落后的“现代化”目标迈进?我们何不研究一下如何让非现代化国家直接进入“后现代化”的社会?如果现代化理论只为广大非现代化国家准备的,那就意味着现代化理论已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其现实意义几等于零。所以,艾森斯塔德和罗兹曼的关于现代化定义的描述是非科学的,没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亨延顿的定义没有抓住“现代化”的本质,只是从“现代化”的外延角度作了一番粗略的描述,这个定义可以适用于很多其他的名词的描述。比如,”封建化”、“殖民化”、“汉化”,这些词语哪一个不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哪一个不涉及到思想和行为的所有领域?因此,这种定义毫无意义。

布莱克的定义把握了科学技术是“现代化”重要特征这一要害,但也有一些笼统、含糊的地方:其一,在科学技术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是否都属于“现代化”?环境污染的加重、道德伦理的沦丧、贫富分化的加剧……这些变化总不能归纳到“现代化”本质中去吧?其二,无生命动力与有生命动力的类型极其广泛,到底是那些无生命动力的少量减少无法被那些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才算得上是现代化?是不是全部无生命动力都作少量减少后,其造成的损失无法被有生命动力的增加所弥补才算现代化?这两种动力类型增减的范围必须要清楚。其三,美国农业由于靠机械化耕作,(即无生命动力),使得只有2%的人口去从事农业,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全美国人都享用不尽;如果美国现在将某些大农场改成手工耕作(比如播种、收割、碾谷均靠人畜之力),我想只要多增加人力、畜力,就一定能达到机械化耕作时的粮食产量。那么,我们是不是据此而认为美国的农业就比其他的行业要落后呢?布莱克的现代化定义之缺点,由此可一目了然。

以上国外学者的四种定义都是从定性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还有人从定量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美国的英格尔斯就是突出的代表。他指出了社会现代化的具体量化指标: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2%---15%以下;3、服务业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5%以上;4、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6、适龄年龄组中大学生的比重在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1000人以下;8、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1%[20]。可是,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其标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自然就很值得怀疑了。

我国国内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虽然目前仍是处在初步阶段,但是“现代化”作为一个被赋予特殊时代意义的名词、话题在我国的出现则是较早的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在他的文章中使用过“现代化”提法。及至30年代,“现代化”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大多主要着眼于“西化”、“欧美化”、“工业化”这样的角度。“就个人与物品言,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但就国家社会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21](张素民语),“所谓现代化,最重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22]杨幸之语)、“目前资本主义列强无不是现代化的国家”[23](杨幸之语),“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24]、(胡适语)“现代化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使这个国家能站在这个现代世界里?——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25](胡适语),“‘现代化’一词所指的则是从旧到新的一种改变,或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26]、“一般地说,科学和民主的标识被用来作为现代化的标识”[27](张君劢 语)。上述关于现代化的定义虽然文字表述上各有差异,但它们有共同的倾向:其一,都认定当时的欧美先进国家为现代化国家;其二,现代化就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事物的集合;其三;现代化主要指经济发达、社会发达。很显然,这种定义还谈不上是一种严格的学术研究,只能算是一种简单的社会问题探讨。1949年后,我国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提到现代化,并将之规定为我们的发展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8],“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9]。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只是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所包含的层面较窄,它只是一种没有明确标准的短期发展目标而已。我国真正将现代化纳入到系统、严密的学术研究当中,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后期,其代表人物便是罗荣渠。罗荣渠对现代化作了如下定义:“现代化”是指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到现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这个新时代的中心内容是在现代生产力引导下人类社会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大过渡[30]。罗荣渠关于现代化是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转变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定义,比“四个现代化”的定义要广阔得多,在对实践的指导上更富灵活性、战略性。但这个定义也不尽如人意。因为一个事物的定义要能够反映其本质,而“从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过渡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定义没有使人明白这个阶段与它的未来历史阶段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称得上是“现代工业世界”——我们当然不能将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的状况定为现代工业世界的标准。

综合上述中外学者们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我们可知直至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对“现代化”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认识,那么,“现代化”是不是就没有定规,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意地加以发挥、裁剪呢?当然不是。其实,仔细剖析我们上面提到的各种意见相左的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的看法:其一,现代化的发生是在欧洲中世纪之后;其二,现代化吸收了进化论的基本内核,它表现着人类演化的一种进步状态;其三,现代化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第四,现代化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绝不限于某一个层面。张静如先生关于现代化问题的一段论述,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现代化很有帮助,他说:“应该认识到‘现代化’表现为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方面的先进状态……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是指特定含义的概念,所指为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世界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不是仅指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社会整体,即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只有整个社会都是先进的、发达的,才能说是达到‘现代化’”。[31]根据这段论述,综合上述学者关于“现代化”含义的四点共识,再考虑到现代化已经发展的历程之特点,我对现代化作了如下的定义:现代化是指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类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以征服自然力、获取一切资源为人类服务所经历的发展阶段。这个定义表明,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是科学主义至上的社会价值准则。在文艺复兴以前,人类社会崇高的是自然力权威,无论是原始的图腾崇拜,还是后来的酋长崇拜、诸神崇拜、各种宗教教主崇拜,本质上都是对神秘的自然力的崇拜,所以在西方万能的“上帝”主宰了人们的命运上千年,在中国神秘的“上天”管制人们的活动时间也甚为久远。在这种最高社会价值准则下人类的活动便形成了所谓的传统社会。科学至上社会价值准则的出现使人类跨入现代社会,但科学绝不是万能的,终有一天,人类会采用一种比科学至上更能造福人类的价值准则。到那时,我们才可以宣布现代化阶段的终结,一种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不妨简称之为“后现代化阶段”,将会到来。但是,在目前及人类近期未来时间内,现代化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虽然,我们现在侈谈“知识经济时代”,但“知识经济”本质上依然是科学至上主义的反映,它只是相对于工业经济、旅游经济等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而言。

之所以对现代化作如此的定义,本人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的:第一,要使“现代化”成为一个有相对稳定的定规、可以为人把握、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但又不至于使之变成一个无边无际的过程;第二,使人类认识到科学主义并非万世合理,从而激发我们超前探索人类美好未来进程的战略意识;第三,有助于我们将现代化研究纳入到有确切含义的规范化轨道。

二、析疑 —“现代化”与“殖民化”

最早启动‘现代化’进程的欧洲国家没有哪一个没进行过殖民侵略、掠夺,“殖民化”几乎与“现代化”并驾齐驱地启动步伐。后发式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日本、俄国,也是在推行现代化措施的同时,积极地推行殖民侵略扩张政策。所以,给人们造成了“殖民化“与”现代化”密不可分、似乎有内在因果关系的印象。这种印象不利于我们科学地总结人类已有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尤其不利于那些目前现代化程度很低的国家探索出正确的快速摆脱落后、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所以,有必要说清楚“现代化”与“殖民化”之间的关系。

在那些从殖民化过程中获益的西方国家的某些人眼里,“殖民化”简直是那些受奴役、剥削的落后国家的福音,“殖民者”们可以算得上是解救众生苦难的“救星”。他们认为“殖民化”是合乎历史的逻辑必然,这个过程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负面作用,“近代的中国人,在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同西方国家的制度相接触的结果时,缩小了它对于中国的积极的贡献,而强调了它对中国的俘辱”[32],美国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赖肖尔在分析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经历的经济悲剧的原因时认为:“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吃了‘经济帝国主义’的苦头,不如说他们那里以大量西方投资形式出现的‘经济帝国主义’实在太少了”[33]。这句话的意图很明白,旨在说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落后正是没有充分发展西方殖民经济的结果,而个中原因自然是亚洲国家强烈排外的民族主义使然。这种理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学者们的反对。那些曾饱受“殖民化”灾难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当然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60、70年代兴起于拉美的著名的依附论学说可以说是反殖民主义最明显的反映。按照这个理论,第三世界普遍贫穷的根源在于现存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依附地位。这种依附地位决定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先进国家在经济上是卫星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其实质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似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因此,依附论派学者们对于西方国家学者们构建的现代化理论不屑一顾:“第三世界中业己出现的情况,既不是发展,也不是现代化,而只不过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即使撞击的后果对被侵入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侵入的文明受其种族中心主义与优越感的驱使,仍用诸如‘发展’和‘现代化’等词语来描述这种后果,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是,就被侵入社会本身来说,依从这种习惯用法是可悲的,因为这在道义上完全是个投降的标志”[34],所以他们主张:“不应为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高唱赞歌。最好还是劝告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孤立政策。”[35]

由此可见,在对于“殖民化”问题的评价上,西方先进国家与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与各自所站的民族情感立场不同有关,但双方的论点绝不是毫无依据的,只不过各自过于偏执一端而已。那么,我们如何客观地认识“殖民化”问题,尤其是“殖民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呢?

殖民化,即殖民地的形成、发展过程。何为殖民地?我国学术界权威解释如下:“最初指一国在国外侵占并大批移民的地区。在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指遭受外来侵略、丧失主权和独立、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由宗主国统治和支配的地区。在广义上,还包括在不同程度上失去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而依附于外国的保护国、附属国等”[36]。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知殖民地有如下显著特征:1.受侵略性;2.丧失民族独立权、自由发展权;3.帝国主义是造成殖民地最主要的祸首。所以,即使是在那些进行过殖民侵略的国家,人们也是从负面的意义上使用“殖民地”一词及其鼻祖“帝国主义”一词的,“今天,所有人——至少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帝国主义是不好的”[37]。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否定了“殖民化”进程的价值。因为,在这些国家很多人看来,正是“殖民化”进程给那些落后的国家送去了西方文明,叩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使落后国家、民族从酣睡中惊醒;而先进国家也从殖民地得到了自己进行“现代化”所必需的各种资源。所以,尽管“殖民地”进程是残暴的、不文明的,但对宗主国和殖民地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它是合理的,是孕育新“文明”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殖民化”过程是否就属于人类进步历程中不可避免的合理必然呢?

那些早期进行殖民侵略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都是怀着攫取黄金、布帛、原料等财富的目的才进行了他们的殖民活动的,他们的动机不是促使世界落后地区向先进水平发展,更不可能主动地向这些地区传播文明的火种,只不过为了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将西方文明的星火挟带入殖民地,从而在客观上开阔了殖民地人民的眼界,激发了他们学习先进技术的热情,从而使他们在不断增长反“殖民化”决心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自己接受新文明的能力,客观上推动了这些国家、民族的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化”过程中造成的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8]。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恩格斯认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是文明进步的一大重要和幸运的事情”、“在美洲我们看到墨西哥已被征服,这使我们十分高兴。这个国家一向都仅仅埋头于处理内部事务¼¼可是现在它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39]。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绝不是在为“殖民化”树碑立传,相反,他们对于“殖民化”过程的野蛮、残暴行径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不列颠人在印度“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麽内容了”[40]、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使“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41]。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基于其侵略性、野蛮性、非人道方式这些本质特征之上的;而他对那些被殖民者炮火打开国门的国家所持的喜悦态度是基于这些国家从此融入到世界历史进程当中这个事实之上的。但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绝不是靠“殖民化”推动的,恰恰相反,“殖民化”阻碍着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历史进程的迈进。马恩对“殖民化”的态度是道义的批判和理性的分析相结合,是科学的、全面的、严肃的。但由于任何理性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针对性,这就容易为人断章取义地理解马恩的论述,从而从根本上误解了马恩全部真实的意图。

在整个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彻底崩溃的今天,我们对于“殖民化”的历史作用应该而且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它的作用还是马克思所说的“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这种“工具”作用并非其本质属性,自然就不能作为评判其价值的依据了。“殖民化”的确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资本积累、劳动力、原料等便利获取的广阔基地,而这一切有利于殖民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种种条件的取得却是以第三世界众多国家地区的长期落后、受屈辱、不平等待遇、与发达国家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作为代价的。因此,“殖民化”绝不是人类普遍良性发展的捷径,自然不能被称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性、必然性因素。“殖民化”值得后人深思的倒是它的反馈效应:落后地区、国家在遭到先进地区、国家的侵略时,应当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

在今天,世界各国发展所需的资本、原料、技术、劳动力等根本用不着通过“殖民化”来获取了,而可以通过公平贸易、竞争、开放性的政策和法律来实现各自的目的,这才是世界发展的捷径。在中国,由于长期遭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历史的影响,我们极其痛恨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因而我们的民族中或隐或现地有一点排外主义情绪,所以我们中间有些人对于国门敞开总是忐忑不安,尤其是对加入实行更加开放政策的世贸组织更是忧心忡忡。这种忧虑可以有、应当有,但绝不能因之阻碍开放的进程。因为,中国进行追赶型现代化所需的大量的资金、技术、原材料靠自给是绝对不行的,而从国外“拿来”的方式又绝对不可能通过“殖民化”,那么我们只能通过相对公平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殖民化”对“现代化”所起的“不自觉的工具”作用给今天的我们的启发意义大概也就在此吧!

三、 指向——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理论形态可说是五花八门、群芳争妍,诸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未来学、依附论、新马克思主义等等,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这些理论大都着重于从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某个特定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问题,因此每种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研究领域片面的缺陷,而且它们的理论多是根据各自所处的国家的现实发展之需要建构而成,其理论成果的普遍意义自然大打折扣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就绝不能不加选择地把国际上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照搬过来,据此而制定本国的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地理、人口状况极其复杂、特殊的国家,中国在探索、选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的指导理论时就遇到了罕见的艰难险阻。从自强论、中体西用论、君主立宪论、资产阶级民主论、法西斯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曾尝试过无数理论模式来推动现代化进程,但没有哪一种理论在实践中试验成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扫除了两大障碍---内部政府无权威、外部国家无主权,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方案,我们长时期内却是茫然不知,并由此而走了一段坎坷的路程。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他深邃的眼光、朴实的形式,依据中国历史、特别是建国后的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和国际、国内形势,依据不断进行着的改革开放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现代化理论——邓小平理论,从而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邓小平理论吸收了各种现代化理论的精髓,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立足于中国,放眼世界和未来,着眼于中国的发展,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又代表了世界先进思想潮流;它既有高层次的宏观透视,又有低层次的运行机制。所以,它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形成了有机的结合,这也就确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42]。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针,邓小平理论有哪些独具特色的内容呢?我们还是对邓小平理论作一番简单的透视吧!

第一,它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发展模式。世界各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式是各不相同的。早期内发式国家如英、法,采取的是殖民掠夺方式,迅速聚集财富,积累资本进行现代化的启动。此后日俄两国采取军事帝国主义,即对内搞渐进式改革、对外大搞军事扩张政策,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启动了现代化进程。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通过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由于忽视了经济、政治等社会改革,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加上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破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最后以苏联的解体而告失败。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走上了以发展工业、外贸等为主的现代化道路,并于80年代一跃而为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可以说,日本是目前后发式现代化国家中搞得最成功的国家。而中国在1949年前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半殖民地地位,根本无法有效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国际条件的限制,我们长期处于封锁状态,我们又选择了传统的苏联模式搞现代化建设(大跃进期间,我们希图突破苏联模式,却在错误的轨道上滑得更远),使得几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建设长期落后,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反而进一步加大。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搞四个现代化,要狠抓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的最主要特色就是马列主义目的论与价值论的有机统一。西方的很多现代化学者们从反共产主义的目的出发,从根本上否定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现代化模式的存在,他们认为“看来最好不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词,而采用功能术语来表达国家或私人所有和控制的作用以及各种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43],即把现代化看成是超价值的、超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事实上则是资本主义价值模式的现代化;还有些西方学者反对社会主义价值的现代化建设目的性——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飘缈的,因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没有什么决定性东西,如果我们预设了一种目标并为之奋斗的话,有可能走向反面:“怀有完全良好意愿的理想主义者在最真诚的信念支配下犯下了最可怕的暴行……通往地狱之路铺满了良好的愿望”[44]邓小平鲜明地反对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论点,明确肯定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共产主义目的。他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背弃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样,他就坚持了中国现代化的马列主义目的论与价值论。同时,他又指出,由于中国的底子薄、人口多、国力弱等特点的存在,在现阶段要大胆地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他一切社会的文明成果,采用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制度,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些具体做法当作资本主义制度而加以拒绝.他大胆地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限制,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经济手段,,从而保证了中国现代化的效率。

第二,它指出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略上的异质性和现实中的共容性特点,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扫除了很多认识上的障碍,消除了人为制造的两极对立的紧张局势,争取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必需的稳定环境。社会主义本来是欧洲进步学者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时提出的一种美好善良愿望,由于马克思的科学论证才使之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于资本主义之上的理想社会制度。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这种理想的未来社会的具体图景作出细致的勾勒,他们只是从进化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了其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一种社会形态,可是后来斯大林却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被加以经典化、教条化,成为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对立物,结果造成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的自我封闭(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滞缓。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务实性,又坚持了原则性、战略性。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资本主义的消亡哪来的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从本质上说是先进与落后的对立,而不是我们过去长期信奉的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对立、甚至把非对立的东西也当作对立性的东西。

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45]、“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46]、“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7]。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均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我们如何立即实行诸如消灭阶级差别、消除两极分化等等美妙动听的社会措施呢?恩格斯说得好:“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48]。对比一下我国在“大跃进”期间所犯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错误,恩格斯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击中要害。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而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所以,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可以依据一定的国际关系准则相互往来,互相帮助,长期共存。这样,就彻底摆脱了两极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为中国现代化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

策三,它规定了中国现代化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追赶型现代化建设不象早发式现代化进程那样,可以有一定的随意性、试验性,追赶型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必须考虑到既成的现代化经验、教训,又要考虑到自己的特点;既要继承,又要创新;既要追赶,又不能过多地磕磕碰碰。这就要求追赶型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可行性的战略计划,这个战略计划必须要宏观上规定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大致经历的阶段,比较精确地预算经济增长速度,大致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自己特点的经济增长方式,总体确定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邓小平在制定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时,并没有明确地作最终的量化规定,只是从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比较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较近的量化目标————21世纪中叶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并由此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四千美元”[49]。为了保证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稳步实现,邓小平强调要采用波浪式前进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后,集中整治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迈向新台阶,如此不断,经过不断的量变的积累,最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50]。波浪式发展方式的实现,必须要选择科学的符合进步趋势的产业发展战略。邓小平从已有的国际经济增长规律和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中国要重点抓好三个支柱产业的建设: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与科学。应该说,这种认识极富远见,战略制高点和现实的立足点都把握得很准确。农业虽然不能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主导产业,但中国的十几亿人口所需的粮食绝不能象一些小工业化国家那样可以借助于进口加以解决,而只能依靠自身生产来满足。所以,中国的现代化绝不能偏废农业,而必须在农业用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考虑如何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据专家估计,按照目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到2041年将达到15.2亿的高峰,到2160年左右才减至9亿左右[51])。只有把农业放到一个战略重点位置上,我们才能解决减少耕地又能提高粮食总产量这一大难题。能源与交通是工业化所必备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现代化由于是在整个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开始的,又缺乏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能源与交通业的发展极其落后。建国后,我国在这方面已有了极大的进步,但与先进国家相比,我们的水平还很低,与我们现代化发展的加速度的要求之间存在供给不足的矛盾。因此,能源业与交通业是我国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任何事业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科技、教育发展的结果,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进步的取得都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带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在人类社会正向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迈进,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知识以亘古未有的速度增长(这正是目前人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社会的缘由)。一个国家如果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了,就意味着它的真正落伍、长期落伍。现代化最关键、最基本的就是科技现代化,而科技现代化的基础就是教育的现代化。把科技、教育定位为现代化战略重点中之重点,这是邓小平着眼于现代化发展实践之战略目标而作出的伟大决断。

第四,邓小平理论从宏观上勾画了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目标。对于现代化目标内容的理解,有些西方学者们从量化的角度加以规定,这样的做法是欠科学的。现代化水平的衡量当然要重视定量分析,但对其目标的确定只能从定性的角度着手,因为现代化涉及到社会的层层面面,各部分之间关系又错综复杂,岂能简单地用数字一分为二?邓小平从定性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化作了规定:富强、文明、民主。所谓富,就是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谓强,就是国家的整体实力要强大,即经济力、政治组合力、国防力、外交能力与国际地位等等的综合。所谓文明,广义上指的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在这里侧重指精神文明,即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谓民主,即指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要提倡一种公正、公平、和谐而又不失秩序的生活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每个人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能保证集体事业蓬勃发展.富强、文明、民主目标的实现,必将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折,使得在中国大地上缠绕了数百年的贫穷愚昧和数千年的独裁、专制的枝枝蔓蔓得到彻底的清除,为中国现代化的更进一步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五,它提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科学的方法论。任何一种伟大理论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为现实或者未来提供发展的现成答案,而在于它为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用以启发后人、他人思路,开拓人们视野的科学方法论。邓小平理论不是教条,邓小平针对某些特定的事件、人物,在特定背景下而作的个别讲话、论断也许会随着时间、地点的转移而失“效”,历史的发展中也肯定会出现许多邓小平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事情,但这些情况并不能作为否定邓小平理论科学性的依据。因为邓小平理论留给我们两件重要的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这是永远不会褪色的科学理论。解放思想,就是要求人们的认识要不断地随着时代发展而前进,不要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更不能打击、摧残新生事物,而是要不断地培育新人、更新认识。这个结论从理论上考察很简单,但在实践中却经常被人忽视、忘记,以至铸成大错。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紧握这个理论武器,时时刻刻保护着自己不被旧东西所束缚、侵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一样,从理论上考察,谁都会承认它的真理性,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却经常地违背它。要作到实事求是,的确是一件难事,而难的原因就在于认识真理的复杂性、艰巨性上,在于真理外在形式的多样性、迷惑性上。所以,要做到实事求是,不付出代价、不进行艰苦的劳动是达不到目的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抽象的理论分析角度看是可以独立操作的两种方法,但在具体的实践运用过程中却是紧密相连的。不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会变成狂想、妄想、幻想;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统一的理论范畴。把这两个问题提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根本思想方法的高度,是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对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之一。

四、 定位——改革开放的中国与“现代化”

评判一个事物某段历史的价值性向来是一大难题,难就难在特定历史中的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上。社会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各个部分的发展又不均衡,到底依据社会结构中哪个、哪些部分的发展状况来评判该段历史的价值呢?中国传统史学从循环论观点出发,以社会秩序表面的静、社会整合方式的“不变”作为评价断代史好坏的主要标准,而鲜从“动”、“变”的角度考察历史的得失;以“立德”、“立言”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忽视了从“立行”、“立果”的角度考察历史人物。这种史观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于今天的时代早已失去了主要的效用。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我们相信人类的历史是进步的,因此,我们评价历史的基本准则就是进步,以是否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评价一段历史的最根本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在评价历史时,要采用历史定位法——即从整个人类进步的发展进程中寻找某个历史阶段的运行轨迹和位置,以此来确定该段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存在价值。坚持历史定位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唯物史观既然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就必然承认在这种必然性规范下的历史运行趋向;唯物史观既然承认历史的偶然性,就必然承认历史运行有着与纯粹必然性所规设的轨迹有所出入的独特运行轨迹。当我们掌握了历史的运行趋向和独特运行轨迹后,就能实现对历史的正确定位。用历史定位法来研究历史,这种方法的实践必须以人类的普遍交往、共同发展为前提,在人类社会各民族、各部分相互隔绝、互不往来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用历史定位法来研究历史的——因为我们用以定位的“位”必须置于全人类发展的轨道之中。人类社会结束各自演变、独立生存的状态的重大转折点是欧洲中世纪后的地理大发现,从此人类逐渐融入到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轨道中,并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特征。这种特征正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过程。现代化表示着人类自中世纪之后直至今天以至未来长时期内发展的过程、趋势,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我们今天用定位法分析、研究历史,就是用现代化作为参照物,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对现代化发展所起的正负作用作为基本的评价依据。

怎样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历史呢?有个别人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为参照来定位这段历史,其结论当然是荒谬的;但我们要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史,也绝不能空喊口号,而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加以证实。将中国改革开放史纳入到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轨迹当中加以考察,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现代化自鸦片战争后就被迫迈开了脚步,但它要想获得良性的发展,必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国家主权的独立性;2.积极寻求平等的国际合作、交流; 3.自然经济的废止;4.现代教育的普遍施行;5.封建皇权式独裁制的终止,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6.文化价值上多元化局面的出现。以上六个方面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然条件,近现代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这六个条件的实现,经历了极其艰难惨痛的历程。洋务派企图在旧有的政治制度、价值标准下“师夷”自强、实现军事上的“现代化”,结果却被“甲午战争”的炮火彻底毁灭;维新派以英、日为模型对中国加以改造的努力未尝不是件好事,却被强大的顽固势力所镇压,中国痛失一次发展现代化的良好机遇;辛亥革命摧毁了旧政权、旧时代,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新政权、没有确立一个有序的新社会,中国自此陷入到长期的内部纷争、混战之中,便利了外敌的进一步侵略,长期内忧外患的局面终于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几至于停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国家主权方面得到了彻底的独立,但在政治民主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方面长时期内做得很不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开放,首先使我国的经济生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城市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施行,再到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认识的形成;从"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到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形成,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这些过程明白地表示着中国的经济生活已从过去的僵化、封闭变得灵活、开放,渐渐汇入国际经济浪潮当中。在政治上,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早已被突破,高度一元化、集中化的生活方式已被相对民主、多元的生活方式代替,单纯的精英政治逐渐向全民政治转化。思想文化上,官本位思想日益淡化,名利观己公开化、合理化,个人价值目标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精英文化、主流价值观正悄然退步,大众文化形式、平民价值观阔步登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这些重大变化,是一个传统社会、半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逐步前进的必经阶段,这些变化发生的基本条件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离开了改革开放的条件,这些有助于现代化的变化就不可能发生。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发生的这些变化使中国现代化良性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实现。这也充分说明,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现代化历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这样一来,我们就很自然地把改革开放史定位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史的轨迹之中。既然如此,我们在研究改革开放这一段历史时,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这项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这段历史中得着正确的经验,才能为中国的未来提供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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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93出版。

[2] 连后人称为“睁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1850年6月闻听两名黄人进入福州是支不惜一战的姿态强烈要求当地官员逐英人出福州。此举表明林则徐与时人看待开放的态度并无区别。

[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族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4] (美)莫里斯.里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53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5]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5期,第87页。

[6] 《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5期,第22页。

[7] 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9月21日1版。

[8] 《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5期,第25页。

[9] (美)弗农.v.阿斯巴图连:《马思主义与现代化的意义》,转引自《现代化理论研究》第82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

[10] 《共产党宣言》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11] 《共产党宣言》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12] 《共产党宣言》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14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4] (美)艾森斯塔德:《社会的进化与发展》,第1页,牛津1966年出版。

[1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16]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17]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0页,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

[18] 西里尔·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第18、1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

[19] 西里尔·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20]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第24、25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出版。

[21]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2]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3]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4]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5]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6] 《当代新儒家》,第137页,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

[27] 《当代新儒家》,第138页,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

[28]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看谱》第5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

[29]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30] 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载《历史研究》1994年3期。

[31] 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第54—55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

[32] 谢连等编:《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第234页,商务印书店,1961年出版。

[33]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84页,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34]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

[35] 《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0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

[36] 《辞海》第379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

[37]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108页,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3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页。

[42]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10- 511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43] (美)西里尔.E.布莱克

[44] (英)勃里安·马奇:《波普》,第114-1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4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3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51] 参见《人口:挑战与机遇》,第1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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