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东方大哲的玄思:《老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9 次 更新时间:2009-04-09 14: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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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大哲的玄思:《老子》[1]

  

  文化史学术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其真伪的辩论往往也最为激烈。而有时,由于当时时代气氛、学术语境的缘故,而出现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以及学术考辨的疏漏,往往使某些大师的思想遭到遮蔽或变形。然而,当历史从其新的思想阐释角度澄清谬误,还思想以原初的真实面目时,走出“疑古”时代就成为必然。同时,这种对古代文化哲学精神的现代反思,也将使时代悖论中的宇宙人生智慧浮上历史地表而历久弥新。

  阐释不尽的老子,尽管其某些具体的说法因抽离了时代语境而显出意义的迷思,但其所体现出的整体思想智慧和对宇宙人生的透彻感悟,却无疑具有超越时空而向我们敞开的精神魅力。

  

  一 老子其人其书之谜

  

  老子其人其书在本世纪初“疑古”学术模式中[2] 遭到了时代文化的误读,并爆发了广泛而激烈的学术论战。这一论战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否确有老子其人,而其人究竟生于何时;然后,才是《老子》是否由老子所著。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司马迁是第一个为老子作传的人,使我们无法不重视他的看法。由于汉代距老子已经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距离,因此,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是谨慎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在这里提到了三个“老子”。第一个是名李耳、字聃的老子,第二是老莱子,第三是太史儋。当然,从司马迁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后两个用“或曰”,有聊备一说之意,尤其是对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也”。但他只是基本上而非完全地倾向于“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即名李耳字聃的老子。正因为司马迁未有完全肯定的说法,使得历代都有人在老子究竟是何许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并形成长期的争论。

  中国学术史上,最初对老子提出疑问的是北魏的崔浩,其后,唐代韩愈否认孔子曾师从过老子。宋代以后,因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有人对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考辨老子其人其书的真伪[3]。至清代,汪中[4] 和崔述[5] 坚持老子并非李耳,而是晚于孔子的太史儋。

  到了本世纪初,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老子置于孔子之前,而确认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这一点遭到了梁启超的反驳。[6] 其后,张煦又反过来全面批驳梁启超。[7]于是,引发了学术界一场时间长、牵涉面广的关于老子及其著述考辨的“疑古”和“信古”的论争。

  重审这场论战,不难看到,坚持“早期说”即认为老子是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而略早于孔子的李耳的有:胡适[8]、唐兰[9]、郭沫若[10]、黄方刚[11]、马叙伦[12]、高亨[13]、詹剑峰[14]、陈鼓应[15]等。坚持老子是战国末期人即“晚期说”的有:梁启超[16]、钱穆[17]、罗根泽[18]、谭戒甫[19]等。当然,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老子其人。持这一看法的孙次舟认为:老子并无其人,乃庄周后学所捏造。《老子》书,亦出于庄周后学之手。”[20]是庄子学派所虚构的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寓言人物。这一学术背景和知识动机颇为复杂的“疑古”与“信古”的论战,前后持续了约十五年之久,从事古代典籍和思想史研究的名家通人,几乎都参加了这场重大的学术论争,其文字著述大多被收人《古史辨》的第四册和第六册中。

  其实,如果我们走出“疑古”和“信古”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而进入“释古”的新的学术视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史记》中,已经比较清楚地阐明了老子的存在。司马迁基本上肯定了老子即老聃,而且认为其年代要略早于曾向他问礼的孔子,并著有《老子》一书。而先秦时代所记述的有关老子的内容还有一些材料出自于《庄子》、《礼记·曾子问》、《吕氏春秋》、《论语·述而》、《论语·宪问》等,《战国策·魏策》和《战国策·齐策》中都提及老子,《荀子·天论》也有老子的叙述,《韩非子》中除有《解老》、《喻老》以外,还有数条引述,分别在《主道》、《六反》、《难三》和《内储说》中。以上古籍尽管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或三言两语地提到老子,但却共同构成了个较为完整的老子形象。因此,老子不应是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是已然从历史的有意或无意“误读”中浮现出来: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为楚人,生于春秋末期(即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比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丘约年长20岁),曾任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官职,孔丘曾向他问礼。其后,他著有五千余言的《老子》。

  如果说,老子其人是否存在和存在于何时,已经引起一大段学术公案,那么,《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否是老子这一悬案,同样引起了近二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纷纭聚讼。《老子》一书的名称起码有六个,即《老子》、《道德经》、《道经》、《德经》、《德道经》、《五千言》等。《老子》的原貌如何? 有多少章? 上下篇是怎样划分的? 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老子》一书是否出于李耳之手? 究竟是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成书的? 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学术界同样引发了激烈的论战。

  梁启超在评胡适《中国思想史大纲》时,用“六条证据”[21] 断言《老子》一书出自战国之末,以后,有顾颉刚[22]、钱穆、张寿林[23]、张季同[24]、罗根泽[25]、冯友兰[26]、熊伟[27]、张西堂[28]等学者撰文,认定《老子》为战国时书。他们所依据的不外乎是思想源流、时代精神、语体文风、语言方式、流播方式、学者引述、民俗习惯等,以此判断其为战国时书。

  如梁启超认为,老聃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与《五千言》中那种反礼的精神相悖,所以《老子》不象为老聃所书。老聃有一句话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三十八章),似不可能是老子的话。并从《老子》中找出了“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词,认为不是春秋时人所能作,而是战国时的用语,并认为墨子孟子书中未论及老子。罗根泽认为,墨子提出“尚贤”,而老子提出“不尚贤”,那么,“不尚贤”这一否定判断不可能在“尚贤”之前出现。钱穆认为:“孔墨均浅近,而老独深远;孔墨均质实,而老独玄妙。以思想之进程言,老子断当在孔墨之后。”另一些学者从文体上来论证《老子》,冯友兰说老子是一种经体,是战国时的作品,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对话体”(如《论语》)。而顾颉刚认为《老子》是赋体,是战国时的新兴文体。罗根泽和冯友兰从私家著述的角度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和私人著述等。上述看法几乎剥夺了老子的著作权。

  其实,以上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反驳,此不具引。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哲人的思想早年与晚年发生变化的可谓多矣,或许正因为老子深知礼的弊端,才由知礼到反礼的;至于战国辞语问题,只能说明《老子》在流传中有后人增益而已,这也是名著所逃不掉的命运罢了[29];“尚贤”在先秦文献中不独为墨子的专利[30];老子的“幽深”并不能说明其时代一定居孔墨之后,因为谁也不敢说《易》不幽深;而且孟子未提到《老子》,不等于《老子》就必然不存在。因为,孟子也未提到《易》,而庄子也未提到《孟子》,这并不能证明《易》、《庄子》是伪作。至于文体,我以为《老子》的节奏韵律更象是一种哲理诗的“诗体”,似更接近于《诗经》[31]。《诗》三百篇的“诗体”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为什么《老子》就一定要在战国时期才能诞生呢?至于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私人著作当以《论语》始的说法随意性太大,经不起推敲。[32]

  当然,认为《老子》一书成于春秋末,确是老子所作的学者也有不少,如胡适、唐兰、郭沫若、吕思勉、高亨、詹剑峰、陈鼓应[33]等。他们坚持认为,《老子》出于老聃之手,是春秋末年老子出关时所写的“五千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吕思勉的意见,他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认为:“《老子》书辞义甚古,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俱足证其时代之早。”又在同页注中指出:“全书皆三四言韵语,间有散句,盖后人所加,与东周时代之散文,截然不同。一也。书中无男女字,但称牝牡,足见其时之言语,尚多与后世殊科。二也。”[34] 并认为《老子》并非南方之学,而是北方之学。

  我以为,《老子》从其思想内容的连贯性和体系化,以及语言文体的严谨性,可以看出不是由门人编纂的,而是春秋时老子的一本体大思深的私家专著。因此,所谓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说法,在我看来其依据尚不充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将文献材料参照地下的出土文物,以这种“二重证据法”,确定老子及其书的真面目。

  1973年12月,从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现了帛书《老子》的两种抄本,世称甲本和乙本。[35]甲本字体处于篆隶书之间,不避“邦”字讳(汉高祖刘邦),所以,断其抄写年代当在高帝之前。乙本字体是隶书即今体,避“邦”字讳,但仍用“盈”(惠帝)和“恒”(文帝)字,可见其抄写年代应在高帝时期,当与甲本相隔不远。甲本与乙本距今都已经两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老子》一书的抄本之一。《老子》帛书的发现,证明了《老子》绝非汉代的作品,至少在秦代之前就已经流传。

  相隔20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墓大批竹简,[36] 其中竹简《老子》(郭店节抄本)[37] 距今2300余年,虽然并非原始祖本,但却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抄本。不仅发现诸多不同于通行本的思想言述,值得学界认真地比较和研究,而且将《老子》的年代比帛书《老子》往前推进了一百多年,推翻了老子成书“晚出说”,证明《老子》的时代起码当在战国中期甚至更早。

  不妨说,依据《史记》和前人的考释,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本《老子》,似乎可以基本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他拥有著上下篇五千言的《老子》的著作权。当然,这一说法仍然需要学术实践加以检验,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广泛的“书证”(即文献)和“物证”(即出土文物)的支持,坚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孤证不足以定论”的原则,以得出更符合历史原本原貌的“理证”,从而存真复原;另一方面择善而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申出相对自圆其说的结论。

  因此,是否可以说,《老子》一书为老聃所著的私家著作,它并非对话体,而是一种哲学诗或诗性哲学,在其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修改,其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代老聃的思想。

  

  二 儒道思想的内在历史关联性

  

  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长河中,人们大多只看到儒道思想范式的对立和思想体系的差异。其实,二者之间的绝对差异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大。就思想源头而言,道家与儒家等还有非同一般的关系。顾荩臣认为:“道家的学术,兼括诸家。且其来源,较诸家为最早者,并不是专指老子之时而说的。盖诸子之学都起于春秋战国之时,道家之学,则远在春秋战国以前,而发源于有史之初的。……大概自黄帝以后,老子以前,上下二千年中,只有道家之学,扶舆磅礴,而无他家立足于其间。换句话说,在那个时候,除道家以外,几无其它学术之可言了”。“儒家之学,其渊源似乎亦得之于道家。大概道家之言,虽然涉于玄虚,而其学却征之于实际。……儒家以践实为本,以身体力行为归,其意即本于道家。况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奉聃为严师,是儒家脱胎于道家,更无可讳言。”[38]这种看法,虽然稍微武断了些,但是却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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