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不久看到俄罗斯有一位研究美俄关系的著名专家，叫伊戈尔•帕纳林的，在电视、报纸上发表了一通宏论，预言美国将在2010年分裂，分裂成六个国家。其所持理由是，因为受到“移民潮、经济下滑、道德沦丧”的拖累，美国将于2009年秋爆发内战，美元贬值，经济和政治危机同时爆发，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参与和影响，就分裂了。他高兴地看到，到那时阿拉斯加将重新回归到俄罗斯的怀抱，此外，他还慷慨地把夏威夷赏给了中国。
作为研究者的这个预言，大概小孩子也不会相信。所以他的同胞学者就说：“如此荒谬的观点，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去讨论！”我感兴趣的是，此时此刻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声音冒出来？仅仅是为了出名而自我炒作？如果学者用说无知的话来炒作，无异于自贬、自损，名倒是出了，可谁还会再把他当学者来看待呢？如果是认真的，这里有多少“研究”，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联系到前一天我在俄罗斯《真理报》的网站上，看到了另一篇奇文，说俄罗斯的一位占星术士“夜观天象”，预言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将会持续到2020年，中间将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将会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胜出，2021年世界开始重建。
看了这些东西，再环顾一下周围世界——扩军备战、抢地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直观的感觉就是危机把人们弄昏了头，世界发展失去了方向。曾经有过的两次经济危机把世界拖进大战的深渊，难道这第三次经济危机还真的会把世界再次拖进全面的战火之中吗？
去年经济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写文章说，所谓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危机的表象，真实的情况就是一场经济危机的到来，有人还说什么不要让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现在可以看出，更是肤浅的认识。不过，我相信这场危机有个一年半载就会过去的，因为历史条件不一样了，可奥巴马上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议论一抬头，让我大吃一惊——要是连美国在此时竟然还冒出这样的议论，那么世界克服危机的前景就让人担忧了。
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世界发展到了今天，那些基于市场法则阐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道理，本应该成为常识性的认识，可是并没有在世界更广大的人群中，特别是精英人群中扎下根来。所以当新的经济周期来临的时候，因为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使许多人乱了方寸，慌了手脚。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催生了一个浮躁、轻浮的地球村，而这个地球村的村民对许多事物的本质认识还远远不足。人们不止一次地忽视了经济周期其实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最好的例证。
历史经验值得重视。如果政治家们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仍然按从前传统的思维习惯，画地为牢，以求自保，那么新的局部战争或世界大战，或许就会真地再次上演。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真正的关于经济和社会的研究，让更多的人了解市场经济的来龙去脉、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和缺陷，以及政府在其中应该担负的责任。只有明白了这一切，才能坚定信心，通力合作，使世界尽快摆脱危机。
走出危机的道路越是漫长，可能发生的延迟历史进化或可能使历史倒退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增加。
二
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想谈世界经济危机，我想谈的主要还是那个俄罗斯学者伊戈尔•帕纳林的话题：美国到底会不会分裂？对这样一个话题，感兴趣的人肯定很多。希望美国分裂的人有，不希望美国分裂的人也有。希望它分裂的人恨它充当世界警察，到处管闲事，给别人制造分裂；不希望它分裂的人认为，世界就像一个村庄一样，也得有警察来维持秩序，当村里的维持会没有能力来维持治安的时候，大户的势力就是这个村庄实现安定的保障——关键是这个大户是否主持公道和正义，而不是黑势力。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希望”或“不希望”，而是想研究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可能对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众所周知，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进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接下来改革就改不下去了。因为在经济层面上，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能够做到的，采用的，我们都模仿了，引进了，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再学习的了（效果权当别论）。接下来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政治上改不改？有识之士都看出来了，如果不改，政治和经济的摩擦和不相适应，就会导致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和日益尖锐化，到一定程度，所谓的社会安定也就成为空谈。但是怎么改？同样也像在经济层面那样把西方社会的那些通行的做法照搬过来？许多人从本能上就会加以拒绝。长期以来政府传达给民众的一条重要信息就是：西方人一直把他们的政治、文化理念当作工具，对不同于他们政治架构和理念的国家民众进行渗透，最终达到颠覆的目的。中国大陆从建国一直到今天都在和这种隐形的力量进行较量。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给这些人提供了可以继续坚决地按既定方针办的理由：看到了吗？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重蹈前苏东的覆辙。
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大家知道，马克思的最著名的一个论断就是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我觉得这个早先年经常被人用来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合理性的话，现在已经被人遗忘了。我之所以再引述一下，是想提醒那些习惯于引经据典的人，不妨再把这个原理回想一番，用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可能更现实一些。
既然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科技生产力和又被重新恢复起来的资本和劳动雇佣关系，那么庞大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哲学等是不是也得改变呢？
三
写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美国的分裂不分裂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有。这个“有”，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你的“软肋”为什么在对手身上却成为了“硬肋”？担心进行政治改革会导致天下大乱和国家分裂有没有道理，如果有，如何才能避免？借他山之石，来攻攻我们的玉，有何不可？
与帕纳林的预言完全相反，理智的人看到的恰恰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美国。这个稳定恐怕不是一个大家都在同时经历的经济危机所能动摇的。起码从现在看来，还没有一个力量，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能够使其解体，大概在我们这几代人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还是这样。
其实美国是最应该解体、分裂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东拼西凑起来的国家，没有历史（就是那种让人总是念念不忘的、自豪得不得了的悠久历史），人种杂居、信仰各异、结党谋权、贫富有别，更要紧的是，还人人有枪（愿意的话），崇尚自由……按国人的看法,不用说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存在, 就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放在东方某个国家里,早就使其四分五裂了，即使不分裂，种族、民族、党派纷争也会搅得整个国家鸡犬不宁了。世界上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可是美国不但不分裂，而且还在日益强大。
回顾近二百多年的世界近现代发展史，美国的崛起可能是最大的亮点。
美国的地盘原来是人家印第安人的，印第安人据说和我们同种。16世纪欧洲殖民者开始入侵，驱赶屠杀印第安人，后来又从非洲贩运黑人充当奴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1775年爆发独立战争，1776年建国，摆脱了殖民统治，而真正成立联邦政府和有了总统，又是在13年之后了。由13块殖民地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然后就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860年，也就是70年之后，到南北战争前，美国工业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了，仅次于英、法、德。在领土方面已经从原来的13个州，扩展到34个州，领土面积达到了770多万平方公里。
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也恐怕是最悬乎一次分裂闹剧就是南北战争，由南部种植园奴隶主搞起来的。由于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林肯当选总统，引起南方奴隶主的恐慌。最先是南卡罗来那州，随后是密西西比、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左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等州宣布脱离联邦。它们成立了“邦联”，还选举了总统，后来又有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北卡罗来那的加入。于是美国就有了两个总统、两部宪法、两个国会、两支军队的对峙局面。一个分裂的美国形成了。但是这个分裂的美国仅仅存在了四年，就被北部美国战胜了南部美国而结束了。其实从分裂的第一天起南方的失败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说到底，这其实也是一次新旧制度的大比拼。北方的立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南方的奴隶制经济制度是一个必然。我们不是也整天说，新制度是不可战胜的吗？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但是一个制度如何才能判定“新”和“旧”呢？只有一条，就是看它对人的解放程度。封建制度对奴隶制度而言是新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而言是新制度，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能使人获得自由的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就是新制度，否则，“新”就免谈了。
南北战争之后，南方的奴隶制度被废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到1894年，也就是说又过了3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在这期间，攫取了墨西哥二分之一的领土，1867年它花720万美元向俄罗斯买下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每英亩2分钱。同年还占领了中途岛，美国挺进了太平洋。1878年，美国在南太平洋萨摩亚王国建立海军基地，接着宣布萨摩亚为其保护国，1893年派军舰占领了距离美国本土一万多公里的夏威夷，随后将其并吞。在19世纪结束前，美国又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菲律宾、波多黎哥和关岛。这样半个地球已经在美国的掌控之中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放债100多亿美元，把世界40%的黄金收到了自己的腰包。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投下二颗原子弹，攻进了柏林，和同盟国一起消灭了法西斯，拯救了世界文明，令世人更加刮目相看。随后虽然在与共产主义国家的较量中战场上小有挫折，但最终还是让苏联解体，东欧失败，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在与领土和经济扩张的同时，国家多元政治也在走向成型。早在建国初期就产生了两个政党：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几经分化和改组，到南北战争前，民主和共和两大党竞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对美国的社会稳定和推行民主政治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不但形成了成熟的政党政治，而且还发育出社会各阶层、各产业、各宗教、各团体、各基金会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充分体现了“自由”这一人权概念。比如，有工会组织，劳联——产联、铁路兄弟工会等；有农民组织——美国农民协会联盟、全国共济会等；有黑人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有青年组织，有妇女组织，有企业主组织……甚至还有种族主义、纳粹、三K党等。至于那些无法计数的各类民间社区组织，更是五花八门，目标各异。可以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群众组织活跃在里面。
美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运动，充份地体现了宪法所赋予人民的自由的权利是真的，而不是假的。1789年对宪法实施的第一条修正案就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国会是美国的最高立法机关。为最高的立法机关规定不可以立的法，就是说，还有比最高立法者立的更高的“法”。这个“法”就是最最高的“法”，不是“人”可以立的“法”，而是“天”给人立的“法”。只要是人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得遵从这个法。这个法的核心就是四个个字：人权、自由。这就是美国先贤对做一个“现代人”（220年前的“现代”）概念的理解。大概所有的美国奇迹的创造也都源于此吧？
联想到有些国人今天还在那里振振有辞地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是不是太可笑了点？难道我们已经落后了二百年的思想认识还要继续落后下去？
四
探究美国为什么不分裂，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涉及方方面面。要是国家立项来研究，我想花建一艘航母的钱都是值得的。当然，前提是政府要有气魄、睿智、见识和雅量，研究者不要揣摩“圣意”而说谎话和套话。
凭一己之力，我这里只能抛个“砖头”，至于引出的是“玉”，还是“拍板砖”，也顾及不到那么多了。
我认为，美国不分裂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立国的根基打得牢固。这个根基就是基于人权、自由理念的国家统治权力的获得方式是民众的选举，并且政府的权力是被制约的。在传统社会里统治权力的获得是通过暴力征服（中国古代所谓的禅让，都是理想主义者编造的瞎话），为了使获得的权力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让他们服从，就不得不用编造神话和显示奇异力量的办法来获取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在西方是王权神授，在中国就是神龙附体），现代则用个人崇拜。在民智未开的远古，这当然会十分有效，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理智逐步取代了迷信，信服的人肯定越来越少，包括个人崇拜，于是就产生了信任危机。分封制是企图用血缘或联姻的办法（联姻也是为了制造血缘关系）来稳固住统治基础，但其实血缘亲情并不能抵挡利益的诱惑。为了利益，父子、夫妇、兄弟姐妹相互残害，是集权政治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这也是国家终究不能长治久安和进而导致不断分裂的根本原因。郡县制也一样。郡县制的设计者，以为接受了分封制的教训，派往管理地方的官吏，没有了“龙”的血脉，就断绝了他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其实不然，因为不能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任何人都可以重新编造出新的神话来夺权。这样，就逼迫掌权者不得不用严刑峻法来对付那些“僭越”或有图谋不轨想法的人。另外，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客观上也给了地方官吏可以进行暗地里抗衡中央的资本。天高皇帝远，只要结成团伙，上下联手，用蒙、骗、哄的办法，就可以让最高统治者变成“聋子”、“瞎子”和十分可笑的愚人，而自己就来个各行其是。表面上不断地向上表忠心和表现出顺从听话的样子，实际上瞒天过海，都在谋求自身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每个王朝到了晚期，官员腐败，民怨沸腾，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可皇帝却浑然不觉，即使有所察觉，想拯救危局，但也无能为力了。最后，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消失了。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其实是经济管理制度，确切地说，是企业管理制度在国家范围的复制。美国无疑是最成功的范例。
平等和自由首先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所必备的条件。人若是不被从奴隶或封建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社会也就不会有大量的私有财产者产生，从而形成市民社会。有了私有财产和自由的人，才能把交换关系发育成社会最通行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准则。另外交换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关于人的地位的观念。因为任何交换，从形式上看都是地位对等的人之间的物质往来关系。站在交换公式的两边，贵族、平民的身份消失了，皇帝、乞丐的界限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为谋求自身利益而走到一起来的赤裸裸的“交易人”。
市民社会的出现使得利用奴隶和农奴劳动的手工工场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关系和股份制构成了现代工业企业的存在基础。现代工业企业就是自由资本和自由人的结合。自由资本的结合形成了股份公司，自由人与资本的结合构成了雇佣劳动关系。顺便说一句，大家千万别把雇佣劳动关系想象成罪恶的代名词，从历史的定位上来看，这实际上是现代文明的奠基石（请看我的文章《论剥削》）。
我们看到，商品经济或交换经济，把平等、自由的精神贯穿到了整个社会里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之中了。当把这种精神延伸到政治层面，人们对政府性质的认识，当然也就完全改变了。所以，《独立宣言》才这样说道：“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民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因为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那么接下来人与政府的关系也必然发生改变。从前政府的权力，是一些人组成的武装集团，通过集团暴力获取的，直白地说，就是一个武装集团，通过战争，把所有的竞争对手打败或消灭后得到的。用暴力获取，当然也要通过暴力来维护。但它维护的是一个家族和围绕这个家族而形成的特殊集团的利益，至于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民，那是他们盘剥的对象。政府与人民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剥夺与被剥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可在这《独立宣言》中，政府成为了人民的选择，是人民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命财产权利才来组建一个政府。政府不是由外面的一些人强加给人民的，是人民自己出于需要，酝酿产生出来的。
如何判断一个政府是从外面强加给人民的，还是人民自己内部酝酿产生出来的呢？“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句话就是鉴别的分水岭。就是说人民的政府，一定是经过人民“同意”的。怎么才能知道是人民同意或是不同意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选举。凡经过全体人民公开、公正、公平选举而产生的政府，就是人民同意的政府，否则就是来自社会外面的，以暴力为前提、强加给社会的政府。
以往的传统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在这里被彻底颠覆了。西方经历几个世纪酝酿、发展、成熟起来的人权、平等、自由思想成果在这里终于开花结果了——一个全新型的政府诞生了。人类社会进化史的一个新纪元或叫做新的里程碑出现了。
我们看到，经济与政治是相通的。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由，为了保障经济发展的自由，所以必须构建政治上体现自由的体制。观察一下美国社会，不难发现，经济、政治的模式其实是一个，政治模式是按经济模式铸造的。
在一个自由的、资本分散的社会，除去独资企业外，组建股份公司就是实现社会化生产的最佳选择。在股份公司中，全体投资者组成股东大会，这是处置该项资产使用和获益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这一常设机构，作为全体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来制定公司运作的大政方针，董事会聘请经理人，来具体实施董事会的决定和对公司事务的日常管理。为了防止个别董事或经理以权谋私，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股东大会还要选举产生独立的监理机构，对公司的所有人员进行监督。
把这样一个管理模式移植到国家管理的层面上来，于是就有了国会，有了总统，有了司法系统。全体国民就是这个国家的股东，国会其实就是国民股东选举出来的国家这个大公司的董事会，总统和他的政府就是国家这个大企业的经理，而司法系统就是监督者。当然企业和国家的治理在产生机制上还稍有不同。首先国会不同于企业董事会的是，“国家董事会”是由国家董事即全体人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出来的，选举票没有最大股东和最小股东的区别，所以这里没有选票特权，因此任何一个人也就不可能有高于其他人的政治权力；其次，总统不同于企业经理的是，在美国总统是由人民通过选举团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国会“聘任”的，这样总统的权力就要大一些。总统不仅有行政权，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的权力。联邦法官虽然不是由全民选举出来的，而是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的，但是联邦法官却是终身任职。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完美的分工协作：国会负责制定法律，总统和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法律，而司法则是负责解决有关法律的纠纷问题。但另一方面又互相制约。国会和法院监督总统和行政；总统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法院还可以判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违宪”。
正如《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作者希尔斯曼所洞察到的美国权力架构的好处，他说：“分权原则并不是权力分散，主要还是由几个独立的机构分享权力的问题。政府各部门是通过不同方式产生的，因此可以保持平衡以免因公众情绪和‘多数人专制’而动摇不定。总统是由人民通过选举团间接选出的，任期四年。众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任期两年，参议员则由州的立法机构选出，任期六年（1912年以后也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但是每年改选三分之一。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委任，实行终身制，但必须听取参议院的意见并征得其同意。因此，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问题上，无论情绪如何激烈，无论政府的哪个系统的权力一时多么强大，这种体制也能确保有足够的时间使激动的情绪平息下来，并在某一集团完全控制政府之前，各个敌对派别都有足够的时间来集结自己的力量。”
所以，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和获得长治久安，不是看你的政坛出现了一个或几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说他们如何睥睨千古、叱咤风云、开疆拓土，等等。这类人物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少见，但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能有个几十年的和平日子就非常不容易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历史始终没有找到国家制度的创新之路在什么地方，人们始终在成王败寇，寇再成王的这样一个循环中过日子。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社会之所以走不出“鬼打墙”，原因就是基础是不稳定的。所谓了不起的人物建立起来的王朝，在历史上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现在还一往情深地去炫耀什么贞观之治、康熙大帝，说好听了是自慰，说不好听了是在自戕。
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集权或叫做独裁政治体制，就好比是把一座社会大厦建立在一个支点之上，其稳定性肯定是最差的；而三权分立，就好像把这座社会大厦放在了三个支点之上。三点形成一个平面，一个平面就可以构成一个稳固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建国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小的骚乱和社会性的大规模抗争虽然也发生过，但没有人能够在这个国家发动政变或者夺权的暴乱。你有不满意，有不同意见，可以抗议，可以表白，甚至你愿意把一生都贡献在到白宫前的草坪上去抗议（真有其人），这都是你的自由，没有人可以剥夺你的自由，但你无法改变国家的政策。只有当大多数人都有了意见，都不满了，那时政府政策改变的时候才会到来，可这一切还得照宪法程序办，没有国人大多数的“同意”，谁也甭想随意改变国家的哪怕是一个小的制度规定。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国家的稳定权与其说是在政客手里，不如说是已经牢牢地把握在了民众的手里。从前的政治，统治者和民众是对立的，统治者是少数利益的代表，因此他们时刻提防民众的“不轨”思想和行为，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民众提出的都是些正当的要求和申诉。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好日子过，大多数人是不会去闹事的。但因为民众的行为，触动了统治者的权威，也要压制和打击，到最后，逼上梁山，酿出了真正的不安定。
从美国社会我们看到，一旦把社会的稳定权交给了民众，稳定就有了广大、坚实的基础。个别人的不满，部分人的诉求，都有渠道发泄，政府知道了，就会去解决，个别问题个别解决，人数多了，就去谋求政策解决，因此无论发生任何社会事件，就都无法动摇这个稳定的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表面上有不和谐，不一致，甚至有些混乱，而实际上，社会是非常稳定的。道理很简单，谁想让社会的某些方面改变，请你去说服社会的大多数人，只要大多数同意了，改变才会来到。除此之外，任何做法都不会得到社会赞同，因此怀揣各种不良企图的人也就乖乖地偃旗息鼓了。在社会各种利益和各种政治见解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任何团体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集团利益上升为全民的利益，它们之间只能形成相互抵销和妥协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经历了那么多工人罢工、黑人武装斗争、墨西哥人要求收复失地，印第安人反对种族压迫，夏威夷人也想独立等等，但对社会而言，都只不过是癣疥之疾。
五
美国不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美国联邦政府以下的政权机构有州、县、市、镇等。州以下的各级政府都叫做地方政府。所有的地方政府也都是按照联邦政府三权分立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没有直属关系，地方自治，各方面长官也不是总统任命或派遣的，所以也用不着到总统那里去开会，去汇报工作，聆听指示和教诲。更有甚者，在联邦大的法律框架下，各州法律都由自己的议会制定，所以美国的各州法律都可以有不一样的条文规定，事实上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州早已经取消了死刑，有的州至今还在保留着。
这一切对有集权思维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美国的地方完全自治，但为什么又不分裂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先让我们回到美国的建国史上来。众所周知，美国是先有州政府，而后才有的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是州政府联合的产物。今天的人们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不经过暴力、战争，而能够把不同地域或民族的人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少有先例的，为什么美国的那些州竟然自愿走到一起来，商量着组建一个国家？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在东方世界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从经济学原理上分析，还是可以找到答案的。美国的先民们是欧洲的移民。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使他们耳濡目染，因此在他们的身上天然地就带有商品经济意识的基因。商品经济的本质就是不承认任何世俗的束缚和界限，它只追求一个字：利。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人在为己的同时也为了社会。这个“为己”，不是去征服和和消灭他人，而是用自己的才智去生产、创造财富，所以这个“为己”，同时也是为了他人和社会。它对限制它发展获利的任何封建世俗的条条框框，它都要打破，并依据商品经济的原则予以重建。另外，商品经济所禀赋的人权、平等、自由等理念，也容易催生政治上的妥协观念。那种极端的出于生物本能的竞争意识和手段，即以消灭和征服对方为目的的做法，在这些移民人群中，显然是已经过时了。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各州人为设置的地域、主权障碍，而在处理利益争端中妥协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于是，早先七个州，后来十三个州就走到一起来了，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后来欧盟的建立实际上走的也是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未来的世界大同也必须从这里迈开脚步。
于是我们在短短几页的联邦宪法中看到了这样的明文规定：对于从任何一州输出的货物，不得征税；（联邦政府的）任何商业或税收条例，都不得给予一州港口以优惠于他州港口的待遇，开往或开出一州的船舶，不得强迫在他州入港、出港或纳税。
这就是商品经济发展在政治层面提出的要求。适应了这种要求的任何措施都是在推动着社会进步。联想到我们今天，在一个统一国家里，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有限度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口号，可各地区、各部门还在那里画地为牢，以邻为壑，阻碍人员、商品的自由流动，还在那里互相争什么优惠政策，都想把自己管辖的那块地方，建设成大而全、小而全、无所不包的工业体系，因此不能说我们的体制已经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为联邦政府是自由州结合的产物，所以联邦政府管理的事就是那些州无法管或管不好的事。如果州自己能够解决，那么也就用不着联邦政府来干涉了。所以联邦与地方政府分工是明确的，责、权、利是清楚的。联邦政府负责外交、联邦法律法规、州际商业、铸造和发行货币、发行证券、邮政、军队、保障国家的领海、领空、领土安全、征召民兵、镇压叛乱等国家大事；地方政府只管收税、地方治安、教育、人民福利、修路等与地方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事。
说到地方自治，人们就以为地方要是不听中央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中央的权威到哪里去了？那样的话还怎么管理？那不就是分裂了吗？用集权政治的思考方式来认识这个问题，可能确实如此。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集权政治中央主要是通过派遣官员来实现对地方的控制的。且不说官员的本身素质如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治平”，其实就这样一个机制本身来说，已经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众所周知，集权政治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利益分配机制是由个别人由上而下来完成的，它无法解决“公平”问题。所有的人在这个分配体系中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吃亏的，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官场上表现得最明白，没有获得提拔升迁的，满腹怨气自不必说；官小的与官大的比，也觉得自己屈了才；官大的与更大的比，更忿忿不平：凭什么某人比我升得更高和更快？因此，所有的人，无论是获益者或是没获益者，获少者还是获多者，都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由个别人决定的权力、利益分配，得到满足的人肯定是少数。这种结果，自然也就导致了离心倾向。没有机会便罢，一旦有了机会，人们就会去寻求新的平衡。这时如果有人加以利用，便会使之发展成为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矛盾。一旦形成对立，消除对立将十分困难。
地方自治其实就是把与地方人关系密切的权力、利益分配，交由地方人自己去处理。通过民主方式产生的地方政府机构，因为拥有广大的民众基础，所以对大多数问题的处理都能获得民众的拥护。个人的不满足，诉求对象形式上是政府，其实背后永远是集体，是大多数。谁能够永远与大多数为敌呢？另外，个别人、个别族群、个别阶层确实有了不满和要求，还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来表达。如果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哪怕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极端分子想用极端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肯定不会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最后终会销声匿迹。
美国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黑人权利问题由来以久。从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奴，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黑人为获得与白人同等的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有静坐示威、抗议游行、组织黑豹党进行武装斗争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造成国家的分裂。1967年，盖洛普发表了对黑人的民意测验报告说，有20%的黑人认为，黑人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反对的却达到69%；有74%的黑人愿意生活在清除了种族隔离的环境里，只有16%的人不赞成；有78%的黑人愿意把孩子送进白人黑人混合学校，只有9%的人不同意（《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尽管存在着种族歧视，可是绝大多数黑人并没有想到去分裂国家，为什么？因为黑人在斗争中，看到了希望，而不是绝望：社会舆论、最高法院、国会、总统都对他们给予了支持。据说1963年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不让动用联邦经费去补助那些实行种族隔离的住房建设。大多数黑人相信白人种族分子只是社会中的少部分人，整个国家没有抛弃他们——即使有那么一两个总统或者有些地方政权被种族主义者所控制，但也改变不了大趋势。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上个世纪中期虽然种族矛盾十分尖锐，但国家依然稳定的原因。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联邦宪法对地方政权的约束和限制。或许我们可以说一点过头的话：美国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可能比集权国家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是宪法约束。我们看美国宪法只有七条，第四条是对州的权力的规定，有四款，第一款是说州之间的法律要互相承认，但前提是这些法律法规要经过国会的认可。就是说，你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国会有否决你制定法律的权力；第二款是各州相互都有追缉逃犯和按本州法律定罪的权力。这项权力对国家来讲，无关紧要；第三款对防止州闹独立就非常重要了。它规定关于州的接纳、组建、分拆的权力都在联邦，这也就堵死了任何企图把某些州以合并、拆分等借口分裂出去的道路；第四款规定各州必须实行共和政体，并且把州的保护权收归中央。州没有军队，州被置于了合众国的卵翼之下。
不仅如此，在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款中又对州的权力大大加以了限制，比如，不许对外缔结任何条约，参加同盟，不许铸造货币和发行纸币及代用货币，不许通过侵犯公民权利的法案和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不许征收进出口税、船舶吨位税，州之间不许缔结协定和盟约，不许对外宣战，等等。有了这些不许可，州和地方政府分裂出去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反过来说，一旦发生了上述的某些情况，联邦政府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手段，加以制止了。
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除去政治方面的以外，还有经济的。当我们始终纠缠于中央与地方谁应该拥有更大的财权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联邦政府控制了全国财权的60%以上。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与地方要明确地划分事权，然后根据事权再划分财权。到现在为止，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在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上达成了如下的结果：联邦政府的主要事权集中在国防、邮政、社会保障、退伍军人的福利方面，百分之百的钱由联邦负担。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联邦要负担80%。州政府负担99%的项目只有失业救济，其余负担60%经费的项目只有高速公路、公共福利和监狱；县市镇政府负担教育的70%，警察的70%，消防的100%和排水系统的93%（周天勇，光明网，2007.2.13.）。从联邦政府方面来说，八十年代的政府预算中的每一百美元开销如下：37%用于公民个人直接的福利支出，24%用于国防开支，17%用于向州和地方的支付转移，14%用于联邦政府的其他工作，还有8%支付政府债务的利息（希尔斯曼）。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分配结构，州和地方政府对联邦的依赖性就会很大。也就是说联邦政府通过对州和地方的财政援助，实际上已经使得任何州和地方完全丧失了独立出去的可能性。
当然，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扩散和州权力的萎缩，也是在漫长时间里经过双方面权力斗争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开始几个州联合到一起时，还叫“邦联”，后来叫“联邦”，如此分散的人心，怎么会越来越走向了团结和一致了呢？，怎么最终会建成一个这样强大的国家了呢？没有别的原因，遵从自然发展的要求，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
其实大多数人都想按自然规律办事。但自然规律摸不着，看不见，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是否符合了规律。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允许多样化存在，即给人民以自由。人民在自由的选择中，就有了矫正错误的机会。美国也不是不犯错误，有的错误还坚持了很长时间，但是它总能够从错误中走出来，回到正确的道路。中国的皇帝和在皇帝统治下的社会不给人民以选择的自由，所以中国女人的小脚就裹了一千多年，男人的辫子就留了三百年。
六
从内心讲，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陷入内乱、纷争，最后分家、分手，乃至成为敌人。虽然说“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可这个规律——我们姑且称之为规律吧——对百姓来讲是十足的灾难，没有一个有健全头脑的人（有强烈的权力欲和野心的人除外）希望这种事在自己的这辈子人生中去经历、去体验一次。
但世事难料，不想见到的或极力想避免的事，不一定就不会遇到或不会发生。主观上想不想是一回事，客观上发生不发生是另一回事。中国从前，哪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不希望把自己的事业由一世传之万世？为此还总结经验、编纂成书、立下祖宗家法等等，但都没有用。中国三千多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小王朝更替，你来我往，到底存在过多少，连历史学家也说不清。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是集权政治，政权的无序更替，国家的分分合合就是必然的，谁也阻挡不住。四人帮的不轨图谋，林彪的政变失败出逃，华国锋、叶剑英的非常夺权举措……中国在二十世纪中还在不停地上演着这一系列的古代宫廷政治故事。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思考点什么吗？社会发展当然有规律，感谢马克思使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但是他发现的规律却是纯属子虚乌有。事实胜过雄辩，人们只要看一看西方那些真正走上了民主政治道路的国家（当然这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看一看他们解决内部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结论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苏联东欧瓦解之后，许多人大声疾呼，千万不要让苏东事件在中国重演，但是怎样做才能让分裂的悲剧不在我们国家重演？重新回到斯大林、铁托、毛泽东时代去，把国门关起来，像北朝鲜今天还在做的那样，连短波收音机也不许百姓拥有，显然已经不可能。经济上坚持改革开放，政治上依然故我，行不行？道理在上面已经说透了，我看不行。所以当下紧要的是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尽快着手研究制定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方案，并逐步付诸实施，使国家在不发生震荡或用最低代价实现和平过渡的情况下，完成这一中华民族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但愿政治改革也能像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一样获得成功，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大幸。套一句俗话：危机和机遇并存，就看如何选择了。
从根本上说，历史上的任何变革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广大民众的觉悟程度，民众觉悟到什么程度，历史就前进到什么程度。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其实都是必然的结果，只不过被掩盖起来的原因，还没有被人识破罢了。基于这个认识，我完全赞同在中国要再次掀起一个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张，把关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价值观理念普及到群众中去。我从前说过，独裁只需要一个人英明就行了，而民主却需要多数的人都英明。只有把国家的稳定、国家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了具有了现代意识的人民群众手中，中国才能获得传之千秋万代的长治久安。
2009.3.30.
（文完成后，看到了伦敦20国峰会的结果，很是欣慰，世界终于又找到了方向。但愿我前面的担心成为杞人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