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0 次 更新时间:2008-10-13 16:54:55

温儒敏 (进入专栏)  

  

   人生的路可能很长,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就那几步,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1978-1981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三年,就是我一生最要紧、最值得回味的三年。

   1977年10月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我突然意识到可以选择人生的机会来了,很兴奋,决定试一试。当时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已7年,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当秘书,下过工厂、农村,按说也会有升迁的机会,但总还是感到官场不太适合自己。我希望多读点书,能做比较自由的研究工作。我妻子是北京人,当然也极力主张回北京。1978年3月,着手准备考研究生。我的兴趣本在古典文学,但找不到复习材料,刚好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打算考现代文学了。临考只有两个多月,又经常下乡,只能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复习,心里完全没有谱。好在平时读书留下一些心得笔记,顺势就写成了3篇论文,一篇是谈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一篇是讨论鲁迅《伤逝》的,还有一篇是对当时正在热火的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分别给社科院唐弢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先生寄去。这有点“投石问路”的意思。想不到很快接到北大严家炎老师的回信,说看了文章,“觉得写得是好的”,他和王瑶先生欢迎我报考。这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信心倍增。多少年后我还非常感谢严老师,他是我进入北大的第一个引路人。

   考后托人打听,才知道光是现代文学就有800多人报考,最高的平均分也才70左右(据说是凌宇和钱理群得到最高分),我考得不算好,排在第15名。原计划招6人,后来增加到8人(其中2人指定学当代文学),让11人参加复试。我想自己肯定“没戏”了,不料又接到了复试通知。大概因为看了我的文章,觉得还有些潜力吧,加上考虑我的工作是完全脱离了专业的(其他同学多数都是中学教师,多少接触专业),能考到这个名次也不容易,王瑶先生特别提出破格让我参加复试。这就是北大,考试重要,但不唯考分,教授的意见能受到尊重。破格一事我后来才知道,这真是碰到好老师了,是难得的机遇,让我终生难忘。我自己当老师之后,便也常效法此道,考察学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实际能力。

   有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复试的成绩明显上去了。先是笔试,在图书馆,有4道题,3道都是大题,每个考生都不会感到偏的,主要考察理解力和分析力。比如要求谈对现代文学的分期的看法,没有固定答案,但可以尽量发挥。还有面试,在文史楼,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主考,问了8个问题,我老老实实,不懂的就说不懂,熟悉的就尽量展开。如问到对于鲁迅研究状况的看法,我恰好有备而来,“文革”期间当“逍遥派”,反而有空东冲西撞地“杂览”群书,自然读遍了鲁迅,对神化鲁迅的倾向很反感,于是就说了一通如何“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等等。大学我只上了两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过还是有“逍遥派”的缝隙,反而读了许多书,积蓄了一些思考,此时不妨翻箱倒柜,大胆陈述。现在想当时回答是幼稚的,两位主考不过是放了我一马。我终于被录取了。

   1978年10月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报到,住进了29楼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十多平米,4人一间,挤得很,但心里是那样敞亮。带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老师也是这种校徽),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特别看你。那种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一共招收了19名,分属七个专业,现代文学专业有6位,包括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陈山和我,另外还有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华侨女生张枚珊(后来成了评论家黄子平夫人)。导师是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还有乐黛云老师是副导师,负责更具体的联络与指导。当时研究生指导是充分发挥了集体作用的,孙玉石、唐沅、黄修己、孙庆升、袁良骏,以及谢冕、张钟、李思孝,等等老师,都参与了具体的指导。校外的陈涌、樊骏、叶子铭、黄曼君、陆耀东等名家也请来给我们讲过课。这和现在的状况很不同。现在的研究生读了三年书,可能只认识导师和几位上过课的教员,学生也因导师而分出不同“门派”,彼此缺少交流。而当年的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和本教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许多老师都“混得”很熟。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我们一节不拉都跟着听。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语言学家朱德熙、芩麒祥、文字学家裘锡圭等,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有时我们也向他们请教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65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不了多少,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对不太熟悉的人,先生是不爱主动搭话的。我第一次见王先生,由孙玉石老师引见,那天晚上,他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北大西门进来,经过未名湖,绕来绕去到了镜春园76号。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烟丝香味,挺好闻的,满头银发的王先生就坐在沙发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场。王先生也只顾抽烟喝水,过了好久才三言两语问了问情况,说我3篇文章有两篇还可以,就那篇论《伤逝》的不好,专业知识不足,可能和多年不接触专业有关。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客套,但很真实。有学生后来回顾说见到王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个椅子。这可能是真的。我虽不致于如此,但也有被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三十年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三十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象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有些细节为何记忆那么深?可能因为从中获益了。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类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二辑)。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硕士论文写作那时很看重选题,因为这是一种综合训练,可能预示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我对郁达夫比较熟悉了,打算就写郁达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认为我应当选鲁迅为题目。我说鲁迅研究多了,很难进入。王先生就说,鲁迅研究比较重要,而且难的课题只要有一点推进,也就是成绩,总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题目要锻炼人。后来我就选择了《鲁迅的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做毕业论文。这个选题的确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开启的作用。研究生几年,我还先后发表过过《试评<怀旧>》、《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当时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讨,都和王先生的指导有关。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7年,真是人生的福气。1989年5月先生七十五岁寿辰,师友镜春园聚会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

   读研期间给我帮助最大的还有严家炎老师。我上大学时就读过严老师许多著作,特别是关于《创业史》人物典型性的争论,严老师的见解很独特,也更能体现批评的眼光,我是非常敬佩的。他的文章问题意识很强,很扎实,有穿透力,为人也很严谨认真,人们都说他是“严加严”。有一回我有论文要投稿,请严老师指教,他花许多时间非常认真做了批改,教我如何突出问题,甚至连错别字也仔细改过。我把“醇酒”错写为“酗酒”了,他指出这一错意思也拧了。那情节过去快三十年了还还历历在目。那时他正和唐弢先生合编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任务非常重,经常进城,但仍然花许多精力给研究生上课、改文章。毕业前安排教学实习,每位研究生都要给本科生讲几节课。老钱、老吴、赵园、凌宇和陈山都是中学或者中专教师出身,自然有经验,只有我是头一回上讲台,无从下手。我负责讲授曹禺话剧一课,2个学时,写了2万字的讲稿,想把所有掌握的研究信息都搬运给学生。这肯定讲不完,而且效果不会好。严老师就认真为我删节批改讲稿,让我懂得基础课应当怎样上。后来我当讲师了,还常常去听严老师的课,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乐黛云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助手,我们研究生班的许多事情都是她在具体操持,我们和乐老师也最亲近。入学不久,乐老师就带着我们搜寻旧书刊,由她主编了一本《茅盾论现代作家作品》,是北大出版社恢复建制后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乐老师五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居然达到能读能写的程度。她的治学思路非常活跃,当时研究尼采与现代文学关系,以及茅盾小说的原型批评,等等,原先都是给我们做过讲座的,真让我们大开眼界,领悟到研究的视野何等重要。后来乐老师又到美国访学,转向研究比较文学,但根据地还是现代文学,和我们的联系几十年没有断。我非常佩服乐老师,甚至一度还跟着她涉足过比较文学领域。记得北大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大概是1980年吧,在西校门外文楼一层会议室,有20多人参加,季羡林、杨周翰等老先生都是第一批会员,乐老师是发起人,她把张隆溪、张文定和我等一些年轻人也拉进去了。我还在乐黛云老师指导下,与张隆溪合作,编选出版过《比较文学论集》和《中西比较文学论集》,还尝试翻译过一些论文。我的部分研究成果和比较文学有关,跟乐老师的影响分不开。不过我觉得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太臭,难于适应这门“交通之学”,后来也就“洗手不干”了。之后也有过赴美留学的机会,我也放弃了,还是主要搞现代文学研究。

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不像现在,研究生指定了许多必修课。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但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除了政治课,我们只有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专题》是必须上的,其他都是任选。老师要求我们主要就是读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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