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徐辉: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4 次 更新时间:2008-09-28 14: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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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徐辉  

  

  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是一部频繁发生危机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国家关系中,除美苏关系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两个大国之间曾发生过如此多、如此严重的冲突和危机。为什么中美两国之间发生危机的频率如此之高?而自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的危机没有导致直接的军事冲突,这又是为什么?今后,中美双方能否避免再次发生重大的政治—军事危机?如何避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中美两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案例研究。他们在各自的假设之上,对历次中美危机爆发的背景、决策模式、演变过程和结局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2]本文的目的在于:(1)从总体上把握中美之间危机的基本特征;(2)对决定中美危机行为的主要因素做出分析,指出双方在危机处理中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和主要原则;(3)为预防和妥善处理未来的中美危机提出一些思路。

  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括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出现的中美关系紧张之类的政治危机,而是与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危机。一起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1)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基本价值面临威胁;[3](2)决策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3)这种反应导致敌对性军事互动的可能性很高。如果情势已经具备了前两个条件,需要启动危机管理机制,但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并不高,则可称为“准危机”,如1999年5月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和2001年4月海南岛附近空域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为了便于从总体上把握中美之间危机的特征和规律,本文把中美之间的军事安全危机和准危机放在一起研究,统称为中美危机,主要包括:导致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的朝鲜战争、1954-1955年和1958年两次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1996年3月的台湾海峡军事对峙,以及“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

  

  一 中美危机的基本特征

  

  中美之间的危机,或爆发于中美关系处于敌对时期,或发生在一些分析家所称的“非敌、非友”状态的冷战后时期。在1971-1996年的25年间,尽管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台湾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几乎从未出现过任何可能导致两国军事对抗的征兆。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导致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但是,两国为对抗苏联扩张而建立的“准同盟”关系仍能得以保持。在地区安全领域,两国以各种方式展开了静悄悄但十分重要的情报分享和军事合作。[4]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把美国视为煽动和支持动乱、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的严重政治威胁。然而,即使在如此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也极少有人预期中美之间会发生军事危机。这种状况直到1995-1996年的台海军事对峙才开始发生变化。

  中美之间长期未曾发生军事危机的事实证明,当双方面对某种共同战略威胁时,尽管双方尚未建立技术上可行的危机管理机制和措施(如领导人之间的“热线”),也能够达成某种默契来防止军事危机。中美危机同两国的意识形态对立没有必然联系,同是否建立了危机管理机制也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同两国是否面临共同安全威胁以及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认知有很大关联。这可以说是中美危机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除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外,中美危机的发生都同第三方有关,[5]属于美国学者理查德·莱博所称的“衍生危机”一类。[6]这是中美危机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中美两国都为了支持各自的盟友而卷入了军事对抗,而不是各自的盟友为了中美两国而卷入战争。在三次台海军事对峙中,虽然中美之间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台湾首当其冲,主要的对立面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炸馆事件中的第三方是离中美两国万里之遥、同两国安全均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战争中,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侵略行径,支持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政府。因此当得知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定这是“美国的蓄意报复”,不相信这是“误炸”或偶发事件。

  中美危机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两国都从未通过挑起军事危机来直接威胁对方的国家生存,更不想通过危机来发动战争,而是在危机状态下向对方发出希望避免交战的信号。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授权下,曾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向美国发出信息,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企图彻底推翻朝鲜革命政权,中国不会“坐视不管”。但是,这些重要信息要么被美军前线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故意忽略,要么没有传达到杜鲁门政府最高层。在美方对中方的警告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做出了赴朝参战的艰难选择。在美国方面,杜鲁门政府在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后已明确地采取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其介入朝鲜内战的初衷并非以朝鲜为跳板来进攻中国。没有证据表明,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等美国最高决策人员如事先确信大规模的中国正规军已经准备入朝,并将不惜代价将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仍会支持麦克阿瑟将战争推向中朝边境地区。

  近年来解密的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假如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渠道是畅通的,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正面较量或许可以避免。朝鲜战争之后中美双方都从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都强调谨慎用兵,执行严格的交战规则,避免两军直接冲突。从美国方面看,最深刻的教训有两条:一是领教了中国决策者的意志、决心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今后要避免和中国军队作战特别是地面战;二是要加强危机期间的沟通,重视中国发出的警告和信号,并做出明确回应。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指出,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领导人确实‘接受’了朝鲜战争的教训,开始重视中国发出的各类警告,把避免与中国军队的冲突作为制定计划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他们被迫小心谨慎地制定每一步的战争升级策略,千方百计地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即中美之间面对面的战争。”[7]

  中国方面总结出的经验对以后中方的危机行为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总结大会上指出:“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8]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把美军的“底摸熟了”,也包括认识到自身军队在技术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同美军的差距,认识到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国军队不是好对付的。[9]

  在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毛泽东命令对金门等沿海岛屿实施炮击,是美国当年7月入侵黎巴嫩后,中国以实际行动对阿拉伯人民的支持。毛泽东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 “金门炮战,意在击美”;[10]“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11]毛泽东发动的反美宣传言辞激烈,但在实际作战部署中却极力避免与美军交战,所谓“整它一下”,只限于外交和政治方面。1958年8月,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发现美国军舰为国民党舰队护航,向金门岛进行后勤补给,就此事向毛主席请示。毛泽东的答复是:“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反复强调,如果护航的美舰向解放军开炮,则“不准还击。”[12] 同年9月,毛泽东在总结过去几年对美斗争的经验时说,“美国人和我们都怕打仗,但是谁怕得更多一点呢?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13]

  1996年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一系列实弹演习,目的是“显示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决心,警告台独和外国干涉势力。”[14]但与前两次危机相比,中美两国保持了较好的沟通,拉大了与战争边缘的距离,因此也可以把它视为各自显示实力和决心的一起准危机。1996年3月,美国向台湾附近海域派遣航母编队的行为并不表明它愿意为了台湾而挑起与中国大陆的战争。为了防止中方做出过激反应,第二个航母战斗群根本未接近台湾。

  在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撞机事件中,中美双方都没有公开威胁要通过使用武力来强制解决危机。[15]这一行为模式与1979年中越边境地区的危机、美国1991年在伊拉克及1999年在科索沃采取的军事行动等危机行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上述事件中,中美两国都分别做好了一旦政治目的无法实现就要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

  中美危机的第四个特征是“敌人意象”被不断“激活”。美国心理和意象学家肯尼斯·博尔丁指出,复杂政治组织的行为取决于决策,而决策又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意向。[16]理查德·赫尔曼从战略角度把国家之间的心理意象划分为五种类型:敌人意象、退化意象、殖民意象、帝国主义意象、盟友意象。[17] 其中“敌人意象”在冷战时期尤为典型,其基本特点是,两个长期敌对国家的人民会对对方形成固定的、常常被扭曲的看法,而且相互之间的这种看法颇为相似。阿瑟·格拉德斯通对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之间的敌人意象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双方都认为,对方热衷于侵略和征服,没有人性,不真诚、不可信、能做出极端残暴和邪恶的事情,因此不值得尊重和体谅,等等。(在敌对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以这些概念看待对手成了每个公民的道德义务,谁要是怀疑就要遭到谴责。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而积极准备,全力以赴地积聚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便能够摧毁敌人……, 双方都认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完全是由对方的敌意造成的。”[18]

  这种敌人意象一旦形成并成为决策者信念体系的一部分,很难不对决策产生影响,并在危机中导致“敌意升级”现象。即使一方对敌方意图的判断是错误的,最终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9]

  早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和大部分政治精英的心目中便形成了相互的敌人意象。中美在朝鲜战争中的直接军事冲突,进一步强化了敌人意象。在后来发生的所有危机中,这种敌人意象都不断被“激活”,并且使任何一方都难以通过某种更加务实冷静、不事声张的方式进行危机管理。

  1950年4月,美国发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其中制定的大战略不仅致力于遏制苏联,而且反对“共产党暴政”的扩散。“红色中国”即是美国眼中“共产党暴政”的典型。为推行这一战略,杜鲁门政府在国内进行了深入彻底的反共政治动员,造成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反过来搬石头砸了杜鲁门政府自己的脚,使其对华政策更为僵硬。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许多美国官员甚至把中国共产党视为“魔鬼政权”和“无法无天的侵略者”。[20]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中国大地上迅速掀起了以认清美帝国主义本质为中心的全民教育。1950年10月26日,即志愿军正式入朝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详细论证了“美国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国是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 “美国是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美国是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美国是纸老虎”等判断,要求“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21]此后,美国的敌人形象在历次中美对抗和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中不断强化。

  2000年10月,中国国内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的活动。纪念活动强调,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的、必要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而且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加速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同时批评了一些人“肆意歪曲战争原因,否认抗美援朝运动伟大历史意义”的错误言论。[22]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中美两国相互为敌,“敌人意象”不断强化,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直到今天,中美之间的敌人意象依然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不断被激活,则是值得研究和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至少在官方文件中,两国已不再是战略敌手。克林顿执政时期,两国政府承诺“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今天,中美两国政府的目标是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但是,两国之间的战略定位实际上并不清晰,在两国政界、军界和民间,都有相当多的人确信对方就是敌国,或者终将成为敌国,所谓“战略伙伴关系”等说法无非是外交辞令而已。在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撞机事件中,敌人意象在中国媒体上极为鲜明;而在撞机事件处理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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