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22 次 更新时间:2008-09-26 14: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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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70年代初美国缓和同中国关系的主要动机是遏制苏联扩张。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是美国决定对华政策的主要视角。近来来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苏联因素发生的变化。

  

  一、对中苏“一视同仁”(1972—1978年)

  

  70年代初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动力是双方在反对苏联扩张威胁方面的共同点。美国改变了60年代视中国为“最危险敌人”的立场。中美《上海公报》中的反霸条款明显针对苏联。但是,由于台湾问题这一主要障碍,加上水门事件造成的美国国内政治困难,直到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中美建交才真正提上日程。而美苏关系恶化,加强了卡特政府推进对华关系的紧迫感。

  中苏关系 7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对中苏关系的估计是,中苏之间既不可能在近期内和解,也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华盛顿决策集团认为中苏矛盾使美国增加了在国际上的战略回旋余地。但在1975年前后的一系列国会听证会上,也有少数人提出,中苏如能实现有限和解,有利于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缓解,减轻对美国的军事压力。[2]

  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主要歧见,在于美国有无必要及可能采取措施阻止中苏接近。鲍大可、扎戈里亚等中苏问题专家认为,中美早日建交能减少中苏和解的可能性;而克莱因等保守派则强调,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建立在意识形态分歧和民族利益冲突的基础之上。与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必然联系。[3]另有一些学者建议,美国对华、对苏关系应该并行不悖,同时改善,而不应该将标定为阻止中苏和解。[4]兰德公司1978年发表的一份战略分析报告也认为,中苏关系只要保持不战不和状态,美国就能推进自身利益,而不必介入中苏之间的同题。[5]基辛格等决策者看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他说:“如果我们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分别比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更为接近,中苏敌对就能最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标。其他方面的事态,尽可任其发展。”[6]

  美苏关系 尼克松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主要和直接的动因,是在美苏战略武器谈判、越南等问题上加强同苏联计价还价的地位。[7]

  1975和1976年,一些美国分析家写道,莫斯科在战略武器会谈和欧洲裁军问题上做出了妥协,重要原因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进展增强了在国际上的不安全感。[8]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美中关系如果发展得过于迅速,会使苏联人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严重疑虑,以为美国已下定决心同中国结成反苏同盟,因此向美国做出让步是徒劳无益的。[9]这一时期的美苏缓和似乎有希望,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看来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这表现在他们对于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持谨慎态度,认为维持美苏关系比发展中美关系更为重要。直到1978年,卡特政府基本上执行的仍是对中苏“一视同仁”的政策。

  但是,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以秘密和审慎的方式,探索同中国建立军事关系的可能性。这方面的计划于1974年3月基本成形。一些重要的政策蓝图,则完成于1976—1978年,其中包括如何逐步同中国发展军事合作的详细计划。然而政府内跨部门的一项研究报告反对近期内建立美中军事关系。结论是,苏联与美国搞缓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少中美联合抗苏的可能性。如果给苏联人的印象是苏美缓和并未阻止中美联合,莫斯科就会重新考虑对美政策。因此,美中军事合作风险太大。1977年6月,该报告的内容被美国政府有意透露给《纽约时报》发表。[10]

  实力平衡的考虑 从尼克松、基辛格开始,美国外交决策者较为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实力在世界上的相对削弱和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必然趋势。他们认为,根据国际关系中的均势原则,在中苏两国之间应“扶弱抑强”。此外,越南结束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减弱,它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尚无力单独抵御苏联威胁,而中国牵制着苏军地面部队的1/4,这对于维护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意义重大。

  形象变化 在美苏、美中关系同时缓和的时期,中苏两国在美国的形象都有所改善,但中国形象的改变更快,人过去“最危险的敌人”变成了“准盟国”。高层领导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领导能力和思想深度给美国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相形见绌。值得一提的是,奉行现实主义外交路线的尼松和福特政府,未提出缓和美中、美苏关系必须以中苏改变国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为先决条件。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1974—197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在未来十年内会有显著增强,而美苏两国都不是正在走向强盛的国家。[11]

  

  二、“倾向北京”(1979—1984年)

  

  70年代后期,苏联的全球性扩张活动令美国领导人的危机感日益严重。卡特政府重新审视对中苏“一视同仁”的方针,决策圈内部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即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立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棋盘上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应加快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即使美苏关系因此受损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打中国牌”的主张。

  在美苏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尽管出现了《与台湾关系法》和里根发表反共亲台言论等问题,在卡特任期的后两年和里根的第一任期(1981—1984)内,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中美关系发展迅速。里根发现借助中国力量抗衡苏联是必要的战略措施。[12]“大三角”保持着“中美近,美苏远,中苏也远”的状态。

  中苏关系 美国以对华关系来牵制苏联的策略,其必要前提,是中苏关系长期保持紧张状态。然而在这一阶段,美国的中苏问题专家对于中苏敌对是否会持续下去,是否真正有利于美国利益,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

  1979—1981年,美国观察家中多数人认为中苏关系在未来若干年内仍将呈紧张状态。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专家则推断,中苏两国领导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两国继续对立不利于各自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同时,中苏最高领导层换代后,两国关系会有更大的松动机会。[13]还有的分析家注意到,中国国内报刊对苏联的国内政策批评减少,两国的意识形态差距已经缩小。因此,中苏缓和是符合逻辑的发展。[14]

  与此同时,不少美官员和专家认为美国的对苏政策被中国“操纵”了。他们获得的印象是,中国与美国建交有两个近期目标,即在中越边境冲突中赢得美国的谅解或默契,并延缓美苏战略武器会谈取得成果。他们担心中国的抗苏立场未必会持久,如果让中国人以为美国的安全要在相当大程度上建立在中苏争端永久化的基础上,美国政策就很容易被中国牵着鼻子走。[15]

  1983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对华政策委员发表了一份报告,建议发展美中之间适度的国防合作,同时强调最有力的威慑在于美中联合抗苏的“潜在可能性”;应当突出美中两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共同立场,而非实质性的军事关系。[16]

  美苏关系 1979和1980年,美苏关系迅速恶化。在国会和卡特政府内部,就美国是否还应在中苏之间“一碗水端平”产生了争论。一方认为,政府将最惠国待遇给予中国而拒绝给予苏联,明显加强美中技术与国防合作,将可能进一步损害已经恶化了的美苏关系,加大苏联铤而走险的可能性。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万斯,他得到参议员史蒂文森、众议员沃尔夫等人的赞同。[17]

  争论的另一方以布热津斯基和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他们敦促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转让(包括可用于军事用途)的限制,主张美国及其亚洲盟国为抵御苏联扩张而加强同中国在外交和国防计划方面的磋商。这种意见在1979—1980年的卡特政府内部占主导地位。蒙代尔副总统1979年8月访华时宣称,削弱或孤立中国企图构成对美国利益的损害。[18]在行动上,1980年1月布朗访华后美国对华技术转让的范围扩大了。美国政府还有意向新闻界透露了一份五角大楼秘密报告的内容:由于中国在全球均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应“鼓励中国采取加深苏联忧虑的行动”,可考虑向中国出售武器,甚至进行共同作战演习。[19]

  里根执政后才两个月,新任国防部长温伯格就建议向中国出售武器,作为对苏联欲干预波兰政局的反应,接着,国务卿黑格在1981年6月访华时透露,美国已取消对华军售的禁令。美国官员说,此举意在“引起莫斯科注意”。[20]黑格在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私下交谈时,后者对美国向中国出售军备表示不悦,黑格当即不无嘲讽地说,美国不会像苏联在尼加拉瓜所做的那样,把中国武装到牙齿。[21]

  1982年夏天接替黑格任国务卿的舒尔茨,更为重视用经济手段遏制苏联,主张美中军事合作要采取低姿态。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里根政府希望以此为转机推动对苏外交。另一方面,中国外交中独立自主的形象更为鲜明,美国降低对华关系的份量,据称是对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做出的“适当反应”。1983年2月舒尔茨访华时,表示不愿再用中美“战略关系”的提法。[22]

  1983年5月,美国兰德公司主持了有35名政府官员著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专门研究“大三角”关系的变化和美国的政策调整。会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战略“大三角”的性质已起了重大变化,过去美国在“大三角”关系中所处的主动地位(美苏、美中关系分别好于中苏关系),已被中国所取代。这主要是指中苏关系已经好于美苏关系。至于如何改变美国的被动地位,一些与会者建议,不要继续给中美安全关系加温,以免造成苏联领导人的错觉,即无论苏联做什么,美国都会继续加强中美军事合作。明智的做法,应是让苏联人明白中美关系的整体是稳定的,如果苏联威胁增大,中美两国的潜力共同抗击;反之,只要苏联不咄咄逼人,美国并不愿意提高中美军事合作的水平。[23]在里根执政的后几年内,美国政策所遵循的,基本上是这样一条原则。

  实力平衡的考虑 在万斯和布势津斯基就对华政策发生的争论中,双方都用中国与苏联相比实力较弱这一点来做论据,结论却迥然相异。万斯说:“在我看来,就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而言,中国不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大国。我相信,我们或盟国可能提供的任何援助都是有限的,对改变中国的全面军事能力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还警告说,“玩中国牌”可能起不到遏制苏联的作用,反而在美国的亚洲盟友中引起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心和对美国的不满。[24]支持万斯观点的官员,有的认为在未来的东西方军事对抗中,中国一翼太弱,无力像西方原来期待的那样,构成对苏的牵制力量。

  赞同“倾向北京”政策的人士指出,恰恰是因为中国实力较弱,又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仅是地区性的大国,所以美国才不应该对中苏保持“等距离”。否则,就等于照顾了较强的苏联。[25]

  舒尔茨与黑格在处理对华关系中的不同态度,部分源于他们对中国实力地位的估计不同。按照黑格的眼光,“从美国和西方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的战略利益出发,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26]而在舒尔茨的心目中,亚太地区的“新现实”之一是中国的作用次于日本。[27]舒尔茨主管国务院时,美国政府对中国所能发挥的战略作用期待不高。

  在80年代,由于日本、南朝鲜、东盟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实力增长较快,它们在美国的亚太战略计划中地位越来越突出。美国的新战略构想的基点是控制海道,加强作战机动性,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因此不再那么重视以亚洲大陆为基地、以地面部队主力的中国军事力量。从舒尔茨任国务卿后,政治决策者对美中关系的主要着眼点已不再侧重于共同抗苏的国防安全方面,而是逐渐转向通过经济交往和技木转让,促使中国向西方全面开放。

  形象变化 1979-1984年期间,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进一步改善。中国努力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重申不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争取以和平方式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树立了作为亚太地区的稳定因素的形象。

  卡特向苏联施展人权外交,以对苏贸易为手段,压苏联转变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里根更称苏联为“罪恶帝国”。虽然有人在国会内外攻击政府对中苏人权问题采取双重标准,[28]美国政府未向中国施加很大压力,要求中国政府改变国内政策。

  1981年,里根政府的副国务卿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为世界人权承担的义务应当有效、务实,并且同自身的战略利益相结合。[29]另一位高级官员声称,美国要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人权考虑之间“保持平衡”。他强调,中国同苏联的国际行为形成对照,中国“并不试图损害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权和它们的多元化及民主机制的发展”;另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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