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

——2007年8月1日香山卧佛寺“孔子与当代中国”会议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84 次 更新时间:2008-08-26 11: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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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北京大学) (进入专栏)  

  

   现代中国是否还需要儒家,以及儒家在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种种争论,都可以还原为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当前对于儒家的各种不同态度,都来自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又取决于对中国的现代性处境和儒家传统两方面的理解。本文即试图通过阐释现代性处境的普遍状况及其在中国的特殊面貌,检讨已有的关于当代中国儒学的种种意见,尝试提出儒家文明体系对于中国乃至更普遍的现代性处境可能的应对方式。

  

   一 现代性问题与古今之争

  

   自从十九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全面接触西方以来,如何理解和进入现代就成为中国思想中最关键的问题,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呈现出各种面貌;而如何安置传统文化,也就取决于如何理解现代性。五四时期对儒家的全盘否定,是基于对现代性的这样一个理解:只有与古代文化彻底划清界限,才能真正实现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随着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进入中国,也随着国内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不断深入,这样一种以现代彻底否定传统的态度已经逐渐被扬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明体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古今之争一直是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简单地以现代否定古代,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不能成为文明批评的基本前提。

   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基本构架中实现美好生活,不仅是中国文明关心的课题,而且是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在苦苦思索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在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最开始,古今之争就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众所周知,进入现代文明的两个核心事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以用古代批判现实为开端的。而且,这都不是简单的借古讽今。无论文艺复兴对希腊罗马的热爱,还是马丁•路德向奥古斯丁的回归,都是非常认真的思想事件,而不是简单的政治策略。至于马基雅维里、蒙田、培根、霍布斯、洛克、牛顿这些现代文明的奠基者,无不对古典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没有古典文明的复兴,就没有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就奠定在对古典文明的重新理解上。

   到了十七世纪末期,英国的牛顿和洛克分别确立了科学理性与自由政治在现代精神中的核心地位,而法国知识分子中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古今之争”,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十八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可以看作古今之争中现代一方的胜利的延续;但是,启蒙运动的最高峰却是卢梭,这个明确反对现代文明的各种特点,甚至反对文明本身的思想家。卢梭对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深刻反思,被当作对现代性的第一次系统而深刻的批判,但这批判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却是对现代性的一次有力推进。法国大革命是这次批判的产物,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派也都受到卢梭的巨大影响,从此出现的左派思想也更成为现代性的有力推动者。

   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和尼采分别从左右两个方面猛烈抨击现代性。虽然他们利用的资源不尽相同,而且对现代文明的具体诊断也不一样,但对现代性的否定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的思想中都大量借助于古代资源。当然,批判的结果,又是再次推动了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受尼采影响的后现代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共产主义,分别成为现代文明在二十世纪最激进的表现形态。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因而为救治现代文明开出了一个又一个药方。而他们努力的结果,都是再次推进和丰富了现代文明的内涵,同时也成为下一轮现代性批判的靶子。

   以上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粗略勾勒,已经足以表明,古今之争从来都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可以说,自从现代文明发生以来,传统文明就一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栖居在现代文明当中,并成为现代性反思自身和更新自身的重要动力。

   之所以说古今之争是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并不只是就历史经验来讲,而且是从现代文明的本质含义来看。对现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动之所以往往来自传统文明,是因为古代文化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现代精神当中。我们知道,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经济增长、政教分离,等等,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内涵。但这些并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因而现代社会的实质生活是不能仅靠这些观念来构成的。自由民主,只能给人一个可以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受外在约束的环境,但本身并不能保证人的生活幸福;科学和经济,可以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更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同样不等同于幸福生活。所有这些都只是为美好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外在条件,但并不等于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还必须有更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来填充的。政教分离,则是现代西方对自由地追求这种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传统的这些价值作底蕴,才有可能展开现代性的种种风景。自由、民主、科学、经济等等,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而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的,则是这些外壳所包裹着的内容。因此,现代从来没有离开传统而存在过。古今之争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现代和古代是必然矛盾的,而只是因为,当这个外壳忘记了、破坏了、压抑了其中的内容,或是变得与其中的内容不相匹配的时候,其内在的传统部分就会反抗和调整这个外壳。因此,没有古代内容的现代生活不仅是索然无味、不值得过的,而且是根本就无法存在下去的。

  

   二 中国的现代性处境

  

   在这样普遍的现代性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具体处境。

   对于中国与现代的关系,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当前的中国文明是否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如果是,中国是在什么时候进入的现代文明?是从1911年或1919年吗?从1949年吗?还是从1976年?如果不是,中国在哪些地方还不够现代?是经济上不够发达吗?政治上不够自由民主吗?文化上不够开放自由吗?甚至,是否可能因为世界现代文明中的种种问题尚未出现?

   在我看来,若充分考虑到现代文明的丰富性,从基本社会制度的架构上讲,中国早就进入了现代阶段,至于这个分期应该划在哪里,应该牵涉到更复杂的问题,此处无法详论。大体看来,从1919年乃至更早,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开始现代化,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然是一个现代国家。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够现代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集中反应;而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起到的并不是从古代到现代的这样一个巨大转变,而只不过是现代中国文明的内部调整。

   但与此同时,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国现代化得不彻底,不能让人充分满意。但这种不满意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反映的是一个极为悖谬的问题,即,中国之所以现代化得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她已经变得太现代了,我们已经过于强调现代的这个外壳,而没有充分发育外壳里面应该有的文明内涵,使我们的现代生活不够丰富,这从而也会影响到现代性的整体外观,使得一些现代制度好像永远无法在中国安顿下来。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认为,要充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恰恰是要努力发掘古代传统,才能使这个现代文明变得丰富而厚实。

   现代中国的开端起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用更古老的希腊罗马批判基督教会,或是用奥古斯丁批判经院哲学。当然,在清末的时候也出现过以上古文明批判近世文明,以汉族传统批判满清传统,以今文经学批判古文经学的现象,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成为主流。演变到五四的时候,对传统,尤其是儒学的彻底否定成为主旋律。于是,科学、民主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因而也就变成了没有内涵的、极为单薄的现代价值,而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古今之争当中开始的。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也出现了前一批现代人很快蜕化为保守或反动势力,从而很快被新的、更激进的现代人取代的现象。但所有这些发展都遵循较单一的现代逻辑,所奉行的都是这一套现代思想或那一套现代思想。讲传统的人不是没有,但大多要么成为死硬的复古主义而被历史抛弃,要么用传统文化来附会现代思想,削足适履地加入到现代文明之中。时至今日,社会的主旋律仍然是单一的现代旋律,在一往无前地发展着。

   讲到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一味自我否定,更不是认为,只有西方的现代模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果真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在自由理性的现代外壳里面,填充古典中国的文化内容,那就容易了。我们虽然不能认同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对西方和现代都的重大误解,但并不认为这个误解就一定是毫无来由的。要进一步理解这一点,还需要回过头来,再看看西方的现代文明架构。

   西方文明传统对其现代性模式有着根本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古代文明的传统始终包裹在现代制度的外壳之中,而且更在于,外在制度与内在灵魂追求的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其文明传统的产物。比如,我们谈到基督教文化对现代西方的影响,要区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各教派,在现代政教分离的制度保证下,始终是很多人追求灵魂救赎的精神依托;另一个是作为文明架构的基督教文明,即,哪怕在不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现代国家,其政教分离的基本架构,也是按照基督教对灵魂、政治等的理解方式来设计的。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在现代西方的宗教自由政策下,佛教、伊斯兰教等非西方宗教都可以作为其文化内涵,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所有这些体系都必须遵循基督教文明中设立的政教关系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哪怕其中有再多的佛教徒,也只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

   同样,我们在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理解,作为各个文化体系的儒释道各家,应该成为现代中国人安置个体幸福的精神归宿,甚至由西方传入的宗教,也可以起到这样的文化功能,但是,这些文化体系所处的基本文明架构,却不能照搬基督教文明的架构。说得再直接一些:我们不能在基督教文明创立的现代制度框架下,仅仅填充中国的内容而已;不能将西方政教分离的架构简单拿到中国来,再用中国文化来填充其“教”的部分。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人,自觉不自觉地一直没有把自己套进这样一个西方架构当中,而是在寻找着自己的现代道路。只有在中国式的文明架构之中,才可能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把中国的古代传统变成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的有效资源。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最早的现代人也许未必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真的成了中华文明的千古罪人。他们确实没能完成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的任务,但却可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国文明的内在张力和问题。

   比如,在五四时期的思潮中,改变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伦理,就被当作了一个首要的问题。进入新中国之后,新的《婚姻法》更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革命中最成功的一个方面。而在西方的现代转化中,家庭革命并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甚至女性主义的兴起也非常晚。中国的现代革命首先从家庭开始,几乎可以类比于西方的现代革命首先从宗教开始。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革命后的中国家庭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家庭伦理仍然是最核心的方面,只不过,在现代的家庭中,必须从新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已。

   相应的,当现代中国人强调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的时候,很少人从自然权利这样的概念出发,而是更多看重个体的人格独立,尤其是年轻人和女性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再比如社会概念,本来应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代观念,体现着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是实现自然权利的现代空间。但在现代中国一般民众的意识中,“社会” 却往往被当作与家庭相对的,一个极为危险的领域,是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具备了相当的处世技能和防范本领才能涉足的。

此外诸如国家、政治、幸福等方面,都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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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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