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北京政府还没有能力防止地方政府侵犯普通人的人权。

奥运会火炬传递的风波是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但当今中国人权侵犯的源头是什么呢？

许多人认为问题是中国仍然是共产党专制国家，人权侵犯的出现是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忽视公民的权益。说到西藏和镇压法轮功，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当今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中国中央政府在某些方面过分软弱根本无法保障人民的权益。

大量出现的侵犯普通中国公民权益的事件出现在北京政府下面最低层级的政府上面：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却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工人被迫在血汗工厂干活，非法倾倒的污染物毒害村民的健康等等。

一九七八年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是由“乡镇企业”带动的，地方政府被给予自由来建立企业，进入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这些政府机构取得很大的成功，许多发了大财，势力强大。他们和私营开发商和公司串通一气，创造出类似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魔鬼工厂那样的悲惨条件。

中央政府通过一切手段试图严厉制裁这些地方政府，但是根本做不到。一方面缺乏这样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依靠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和税收。

中国共产党很清楚自己骑虎难下。每年都发生数千起社会抗议性的暴力事件，每个事件都被当局控制和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控制暴力事件背后的根源。

传统上看，美国人不相信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鼓吹把权力分配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邦主义。希望把政府和人民更接近的逻辑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地方寡头和中央寡头权势集团一样可以实行独裁统治。在英语国家历史上，不是地方当局来制衡中央政府的能力，而是地方当局和强大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才是产生自由的摇篮。

十九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Sumner Maine）在他的书《古代法律与风俗》的非常好的文章“法国和英国”中指出了这个事实。他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写的宣传材料上面写的流传最广的内容是农民对于庄园主法庭对于他们财产的侵占。按照梅因的说法，法国司法权是下放到地方的，控制在当地贵族的手中。

相反，从诺曼征服开始，英国君主就成功地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司法体制。国王的法庭来保护非精英群体免受地方贵族的蹂躏。法国君主对于地方精英群体实行类似限制的失败是革命期间洗劫领主家园的农民径直来到放置他们认为被掠夺的财产所有权状的房间的原因。

国家软弱伤害到自由的事业。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能够强迫君主接受类似大宪章（Magna Carta）一样的东西。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和英国政府不同，在后来几代中仍然软弱不堪，不能保护农民免受地方势力的侵害，更不要说保护整个国家不受外敌入侵了。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在内战前后，“州政府的权力”和联邦主义是南方地方精英能够压迫美国黑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美国自由是权力下放的政府得到强大的中央政府平衡的结果，正是这样的中央政府才能在必要的时候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小石城保护黑人小孩上学的权利。

现在我们不是很清楚自由能否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出现，如果能，又会在什么时间到来。中国可能是第一个人们出于对环境污染的担心要求建立问责政府的国家，但是民众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的愿望只有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这个中央政府必须十分强大，足以强制地方精英遵守国家的规定。

译自：“China's powerful weakness”By Francis Fukuyama

http://www.latimes.com/news/opinion/la-oe-fukuyama29apr29,0,5914495.story

作者简介：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