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晚，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为北大同学带来一场题为“关于大学的改革”的讲座。为什么张教授今天选择了这样一个演讲题目？乍一看这个主题似乎和传统的讲座不太相同，也和张教授本人过去谈论的话题没有很大关联。不等仔细思考，记者惊讶地发现，讲座现场已经座无虚席，此时，离演讲开始还有一刻钟。

十分钟后，只见张教授毫不张扬地走向讲台，唯一醒目的是他那与实际年龄不太相称的缕缕白发。当再一个十分钟过去，记者发现站着的听众人数已经超过了坐席，他们一层层地围出个不小的圈。

看来北大同学对大学改革的话题很关注。目前在北大教师中掀起一场不小争议的改革方案虽然还没有最终敲定或对外正式公开，但显然已经引起同学们的不少思考。张教授一开始就没有要在今天探究具体改革措施的意思，在记者看来，他更多地是要向同学们介绍一种大学改革的理念。

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漏网之鱼”

为什么要进行大学的体制改革？显然，因为现行体制有问题。张教授说：“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唯一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地方。”这也让记者同时想起日前一杂志报道北大教授痛心感慨“大学是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后的一个堡垒”。缘起何在？

“不赚钱的组织是 ‘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张教授如是作答，颇有一番回味。大学作为一个创造知识和传递知识的机构，其两个难题就是，它既难以创办，也难以垮台。当大学的品牌创立起来，每个相关的人只会竭力维持这个品牌，在这种“善良愿望”之下，它的问题就不容易暴露；所以，大学改革的压力远不及商业性组织（企业）——这是其一。其二，二十多年来，大学在国家保护下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的空间。这也使改革问题一直没有提上日程。

当我们明确提出了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当这个目标成为每一个人的理想，落后的体制势必成为最大的束缚。尤其是师资管理体制，张教授分析认为其最大弊病在于——内部学术市场，“近亲繁殖”严重。

学术市场应是一个透明度非常高的地方，它实行统一的学术规则；大学的学术产品也同样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因为学术成果的质量决定“生产者”的“价码”。世界上的大学从来都是以外部市场为主的，在每一个层次上都对社会公开。

然而计划体制使得我们的大学形成了一种内部市场，本校毕业生留校工作，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正教授，一级一级晋升。内部晋升的结果是大学成为“培养老师”的大学，“近亲繁殖”的结局则是“青出于蓝”却不能“胜于蓝”的悲剧。

大学要改革的理由，张教授简要归纳了四点：

1、“一流大学”的要求。所谓“一流大学”，每一个学者都应该是一流的，而不能仅仅是平均水平的一流。

2、国家和社会的期望。社会把最优秀的学生送到这里，学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精华，可是我们却没有“百里挑一”之水准的教师，师生素质难以匹配。

3、为了使教授更加尊严地活着。大学教授的门槛低，就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个职业也就丧失了它的神圣感。抬高门槛，也意味着抬高教授的身价。

4、因为北大是全中国的。张教授说：“整个国家都在进行改革，连政府都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没有理由独独让教授岗位稳如泰山。北大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我们更应意识到，北大也是全中国的，她肩负着太多期望，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做出个人的牺牲。”这番肺腑之言，颇让在场同学为之动容。

“博士毕业是痛苦的开始”，关于人才的选拔和激励

在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后，张教授具体谈了大学教师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包括的内容。简要来说：首先要引进外部市场，真正破除“近亲繁殖”现象，原则上不留本校博士毕业生当老师——这也是对博士负责任的体现，给人才以充分的发挥空间；二是教师聘用实行合同制，每个合同期为三年，各个级别的新聘教师在合同期内有两次申请晋升机会，如果第一次申请不成功，第二次申请必须在相隔1年之后，第二次申请再不成功，聘任关系自动解除，不再续约，这种分级淘汰的方式尤其给青年教师增加了压力；三是全面提高正、副教授的晋升标准，十年之后的教授学术能力必须高于今天的层次，使得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在这种制度下，博士毕业只是痛苦的开始，等拿到教授职务，才算一个相对的“铁饭碗”。张教授说，要增强体制的竞争力，使得这种体制既能选好人又能激励人。合同制类似于一个试用期，因而能检验一个学者的真正学术能力；“铁饭碗”则是解除教授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敢于招纳能力强的新人；另外还有个“末位淘汰”制度——不出成果、不断退步的院系将被解散，由此激励学者们不会在学术上懈怠。张教授认为，这种类似于“终身教授”的教授资格，不会使他们丧失勤奋的动力，因为做学术有惯性，不可能瞬间停止下来；另外，为了维护自己已经树立的声望，以及考核制度的存在，教授们也不会就从此高枕无忧。

不要对改革有过多的担心

每一次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一些既得利益，也会招来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张教授说，目前大家对改革的担心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制度的配套问题，二是改革的公平问题。他一一作了回应。

外部配套问题，也就是被淘汰人员的出路问题，张教授认为不必担心。因为未来的大学结构将是一个梯度结构，相应的能力就可以到相应的大学就职。并且，在改变“自产自销、近亲繁殖”的不合理制度过程中，北大应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带动全社会的大学改革步伐。

内部配套问题，张教授表示，在教师聘任制度改革以后，相应的人事制度都会有调整。他认为，把大学教授的门槛提高了，其他的配套改革也会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保证能吸引最好的人才，留住最好的人才”。

改革的公平问题，张教授认为，这种严格的晋升标准一定会使这个制度自觉地公平化，因为这种“不上即走”的制度使得院系为了自身的发展不得不留住优秀的人才。标准的提高只能意味着教授身价的提高，这是一种吸引人才的内生机制。“对人才真正有吸引力的是良好的学术环境。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北大对最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大学改革与学生利益

当张教授说到这个话题，我确实愣了一下，也许在场的同学们都和我一样，只考虑了这个新制度本身的利弊，却没有扯到自己身上。

“首先这要影响到你们各位日后手中的北大文凭的价值了。”一席话让在场同学都笑了，当然这笑声里是较多的认同。

随后张教授立刻严肃起来，他说，北大作为一所研究型的大学，不仅仅是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创造知识。教授必须要有智慧，能启发他的学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惟此，北大教授才能使其学生一生感到骄傲。

但他也让同学们不用担心教授们因专注于学问而把教学工作忘记。 教好书是一个好教授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研究型的大学对教授的要求就是要在教学和科研上都是一流的，当然，极少数天才型的学者不善言辞，也允许他们只做学问。另外，有一些善于授课的教师，学校也会让其专事教学，加大他的教学任务。

“大学改革的成功也依赖所有的学生们。北大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现在，让我们创造新的辉煌吧！”在热烈持久的掌声中，张维迎教授结束了这次精彩的演讲。

不等麦克传递下来，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足见北大学子对改革的深切关注。“改革”二字本身就是浑身带刺的字眼儿，任何一场改革的推行都是力破万难坚持下来的。虽然大学被看成新思想的摇篮，虽然大学成为推行其他改革摇旗呐喊的阵地，但是当目光转向“大学教育”本身，要解决这个计划体制的遗症，它的难度更大，也许还将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尤其在具体措施的实行上，如何平衡各种利益，这也是同学们最为关注之所在。

没有人能轻易预见改革的成效与功绩，但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如此虔诚地希望，我们的北大能早日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舞台，再铸辉煌。

新闻网记者: 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