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6 次 更新时间:2007-09-28 06: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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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初步接触中国哲学的读者,在放下哲学史教科书而阅读相关原著的时候,往往有两者不大对得上号的感觉。特别是像《论语》、《庄子》之类叙事性很强的文本,教科书中对之反复辨析、推究的概念,如仁、礼、心、道等等,在原文中并非精心界定的范畴,而是镶嵌在许多不同的叙事片断中的字眼。同时,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或情节,则很可能由于没有关键词的出现,而没有进入哲学史家的法眼。这是近代西方哲学的视野造成的局限。本文提议开拓新的论域,在肯定传统哲学史学科意义的前提下,尝试对经典做不以范畴研究为中心的哲学性探究,作为教科书思路的补充。不以范畴为中心,不是排斥对古典思想做概念的研究,而是要直接面对经典世界的生活经验,把观念置于具体的背景中去理解;或者更进一步,从古典的生活经验中,发掘未经明言而隐含其中的思想观念,进行有深度的哲学反思。毫无疑问,所谓古典的生活经验,主要呈现在经典文本的叙事中。而叙事的中心,可以是各种具体的人、事甚至物。人、事、物是互相转化的,区分层次,让焦点转换,目的是对古典生活世界做更有深度的探测。

  

  一、识人

  

  人是中国思想传统的中心。我们思想世界里的主角,是各种道德人格的化身,这是中外学者的共识。本文提出“识人”的课题,关键不在人,而在“识”,即突出方法上的差别。因为同是以人为考察对象,却可以有具体与抽象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对经典中人的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追求高度抽象的概括归纳。其表现至少可列举两点:一是学界对人性论及天人合一之类的论题有经久不衰的热情,不管对其说法持肯定还是否定立场,都喜欢拿它来做文章。二是对人物尤其是思想人物,好做符号化的把握。例如对待中国文化第一主角——孔子,其基本手法是,只从立言的角度摘取孔子那些闪光的议论,然后反复推究仁或礼的普遍意义;或者先有圣人的观念,然后致力于对“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的成圣模式的诠释,把孔子形象中感性方面的内容抽象掉。不惟孔子如此,大量人物传记都叫“评传”,主角基本上是有观念而无性格的思想玩偶。

  史家徐复观对此洞若观火,他提出异议说:

  中国的先哲们,则常把他们所体认到的,当作一种现成事实,用很简单的语句,说了出来;并不曾用心去组成一个理论系统。尤其是许多语句,是应机、随缘,说了出来;于是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内在关连,常被散在各处,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形式所遮掩。假定我们不把这些散在的语句集合在一起,用比较、分析、“追体验”的方法,以发现其内在关连,并顺此内在关连加以构造;而仅执其中的只鳞片爪来下判断,并以西方的推理格套来作准衡;这便是在立体的完整生命体中,任意截取其中一个横断面,而断定此生命体只是如此,决不是如彼;其为卤莽、灭裂,更待何论。[1]

  徐氏“立体的完整生命体”的观念,就是指向对具体人格的理解。

  在以圣人为最高典范的文化中,孔子确是我们理想的人格标本。同时,《论语》又提供了这种研究的重要素材。这本记录孔子与弟子、孔子与政治人物交往、问答的言论与情节的集子,不仅有对孔子人格的抽象概括或赞誉,更直接通过孔子行为的描述来展示他的形象。人不是物,理解一个人就得理解他的内心世界。而理解孔子的内心世界,便不仅要知道孔子说什么,更应注意孔子如何说。有很多复杂的情节要素值得关注,如谈话的对象,背景,态度。例如,同是讲仁,孔子对不同的人说法就不同。即使同是与子路谈话,不同背景下情态也大不一样:在陈绝粮时,要讲“君子固穷”,鼓舞士气。密见南子受到质疑,则得对天赌咒发誓。而论为政讲正名,师徒竟会有“迂”“野”互讥的过节。简略的情节中,包含许多无论记述者还是角色本身都没有明言的东西。只有通过对情节的充分阐释,才可能把君子的人格意义释放出来。

  《论语》中重要角色不止孔子,还有其学生。被符号化的孔子虽然抽象,毕竟作为观念的化身而在思想或哲学的讨论中存在。孔子的弟子们命运就更不济,其位置不只是边缘化,而且是在时下哲学史甚至思想史的视野中彻底消失。如果教科书提到颜回,那是要引夫子“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名言;讲子贡,是要求证“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的问题,或引出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道德箴言。好像他们只是引出孔子思想的道具。其实,施教是孔子的日常工作,其目标就是把弟子培养为君子。脱离对君子们具体人格的研究,对孔子事业的理解就会有偏差。事实上,《论语》有不少孔门弟子言行的资料,许多杰出者同样思想性格分明。以子贡为例,他以博识好问,能言善辩著称,其提问很讲究方式、策略,所以能问出许多重要的思想来。有些问题,如问夫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罕》)或请孔子对自己做评价的“赐也何如”,就是“不违,如愚”的颜回不会提,而忠勇率直的子路也提不出来的。但他们同样都是君子,可见君子人格不是抽象单一的。汉代文献中有一则被广泛抄录的语录:

  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却。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2]

  这不是实录,而是传说。它表明汉人对君子人格类型的理解是多样化的,而对应这种说法,实际就是从《论语》到《中庸》都提到的仁智勇“三达德”。如果循此线索,对孔门弟子的思想与人格做专门探讨,对德性修养的复杂性与具体性,定会有更深入的了解。不了解孔子的学生,也难以完整理解孔子本人。回到孔门的生活世界,以人格为中心的德性伦理学会找到更丰富的思想资源。

  道家也有自己的人的故事,代表作便是《庄子》。解读《庄子》中关于道心,关于物我、关于是非的观点,固然是哲学的专业。但品味庄书中各色人物的故事,可能是更加饶有兴趣的工作。与《论语》不同,《庄子》不是历史记载,而是以寓言为主要体裁的想象性作品。但对立不是绝对的,《论语》本身体现着编篡者对资料的选择和理解,不可能是所涉对象或内容完全客观的再现,而《庄子》人物故事也包含作者对人对历史对文化的独特诠释。《庄子》故事的角色,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不在场的历史人物,其言行虽然未必循日常生活的规则,但基本上没有超人的奇异能力。其代表是庄子与孔子。第二类是虚构然而同日常世界的芸芸众生,特别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无多大区别的人物,就如《人间世》中的支离、《德充符》中的兀者。第三类是史藉中曾出现过,记载简略或根本就于史无证,但在故事中往往扮演着有超凡能力的神话式的人物,如老子,长悟子之类。第四类其实不是人,而是物,如罔两问景中的“罔两”与“景”。由于它们被虚拟为有思想有言行的存在者,所以也得看成一类“人”。这四类人物,权且称为名人、凡人、神人与拟人。[3]这“名人”中的孔子,就是《庄子》对历史人物进行诠释的标本。

  说来有些不可思议,《庄子》中关于孔子的故事竟有46则之多,而《庄子》中关于庄子本人的故事,则只有26则。毫无疑问,作为《庄子》寓言主角的孔子,与《论语》中的君子形象大异其趣,甚至可以说他只是表达道家观念的玩偶。这些故事的基本套路,不是孔子表达对道家人物(各类隐者)的折服(如《德充符》中对兀者王骀的态度),就是开口宣讲道家的思想观念(如《人间世》中教训颜回不该救卫的说法)。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完全凭空虚构的形象,他与《论语》中的孔子在身份甚至人格的某些方面有承继关系。新面目的孔子同样是儒家学派的宗师,同样有颜回、子贡、子路众弟子跟随,同样好学、谦虚,同样对他人与社会有热烈的道德关怀。还有,同样有政治上受挫折的经验,只是相关内容在《庄子》中被过分发挥了。庄书反复出现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的套语,其中“厄于陈、蔡”的故事,该书就编有3个。在《庄子》中孔子也保持谈仁义的爱好,只不过仁义现在成了否定的对象。《庄子》中孔子与老子的关系,是很有趣的问题。《庄子》让孔子敬佩向往的高人逸士不少,但出场最多者莫过于老聃。孔子与老聃面晤,向其请教有8次之多。[4]其反复采用的叙事策略是,让孔子的仁义观念屡遭批驳,然后又由老聃转而对孔子面授道之机宜,让孔子叹服且不断提升境界。既然如此,《庄子》的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由老子宣讲道家的观念,而拐弯抹角让孔子为道家代言呢?这是值得追寻的问题。也许,让一个品德高尚且声望较高的孔子,表达对原来与之对立的观点的认同,比一味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进行攻击,对思想的传播会更有效。也许,让老子扮演孔子问礼的老师的角色,是瓦解儒家为孔子所塑造的传承礼乐的文化宗师地位的一种谋略。这背后有个预设,就是孔子作为道德楷模的身份是不能动摇、只能借助的力量。它意味着,人性对美德有共同的体验。全面解读《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同样能感受历史上孔子的影响力,同时透视出《庄子》作者自身的人格理想。至少,它比摘取个别抽象议论或人物台词去辩论《庄子》属儒属道,会更有深度。孔子只是其中的一例,《庄子》塑造的人物是群像。它体现了儒家以外的传统对人格的另一种追求或理解。如果比较《庄子》中的孔子与庄子,就能直观到,同样是正面的品格,孔子表现的是君子的修养,而庄子所体现的则是人在困境中的豁达与面对权贵时的自尊。每个形象都有它自身的性格特性。

  研究西方德性传统的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提及特性角色的概念时说:“在特性角色(Character)中,角色和人格以一种非常明确而非一般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在这种角色中,行为的可能性以更为有限而非一般的方式受到限定。”[5] “可以说,特性角色是其所处文化的道德代表,这是因为,通过这些特性角色,道德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和理论表现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具体化了的存在。特性角色是道德哲学戴的面具。”[6]这是现代人应该正视古代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角色的有力理由。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正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道德形象以史书记载或其他体裁的故事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培养社会精英的精神资源。[7]形象比观念有更强烈的感染力。但具体形象的力量与导向则是多种要素的结合,它包含角色(位与份)、性格(智与勇)、品德(仁与义)、才能(学、政与商),以及阅历等诸方面的内容。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丰富多彩人格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同是君子,孔子与弟子不一样,而学生中颜回、子贡、子路也有异。忽略具体的个性,所有好人均千人一面,生命会失去活力,世界将变得乏味。要呈现这种精彩,就不能用概念化的眼光打量人物,而要品味人物的行为细节。有个性才有人格的力量。

  

  二、说事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事是人做的,人与事经验上分不开。但是,人的一生会做很多不同的事,而同一件事也可能是由不同的人参与或完成的。伟大人物所做的事未必都伟大,而伟大事件中则又往往有非伟大人物的参与。所以,以人还是以事为中心,问题的意义是有分别的。哲学迷恋观念,不关心具体的经验事实,哲学史自然也以范畴或思想结构为对象。哲学史谈人物目的是提及思想的创造者,其个性无关紧要,这是老黑格尔在他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的。事件或人物行为,留给历史学家去处理。但是,不从哲学史研究而从哲学创作的角度看,经验的价值就不一样。归根到底,是活生生的生活经验,而非哲学文献,才是哲学创作的资源。对经典提供的经验进行哲学性反思,事就得进入我们的视野。不过,同是对事件的研究,哲学与史学从取舍到研究方式,可能大不一样。伟大人物的行为,改写历史的重大事变,不一定是哲学家的首选。同时,历史中的经验因果关系,也未必是哲学专长处理的问题。哲学关心那些有助塑造精神价值的事件。事实上,在中国的经典解释传统中,有很多可供讨论的案例。下面从《论语》中择两例:

  例子之一,孔子“在陈绝粮”的故事。《论语·卫灵公》就此提供的原始版本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其实,这则对话既不体现孔子建功立业的才能,也没陈述儒家深远高明的义理。相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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