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之后，作家韩少功就像候鸟一样在“湖海”之间飞翔，一半时间在湖南汨罗八景峒大同村“务农”，一半时间履行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责。为了找到“务农”的理想去处，他遍寻长沙周围的宁乡、浏阳等地。“有些地方有山没有水，有些地方交通又太不方便，都不够理想。八景峒离长沙不算太远，80公里的高速，外加30来公里的山乡公路。更重要的，离我当年插队的地方近，我可以讲一口当地话。”——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韩少功讲述了选择此地的理由。
在乡土中国，由于交通和通讯困难，精英离开乡土之后常年在外，不可能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更不可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与乡亲父老保持密切往来。但默认的告老还乡传统，与明文规定的丁忧制度（父母去世，官员一般需要离职回乡，守墓三年）使得精英和乡土之间保持一种较为顺畅的联系，精英不至于脱离群众，群众也不用通过信访就可以将民情转达给高层。陶渊明由于不堪忍受上级的检查评估，辞官归田，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传说。有种说法认为陶渊明有经济问题，因此在督邮来临之际畏罪潜逃，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单就隐居的陶渊明是逍遥快活还是红尘难忘，就存在很多争议。主流的看法是前者，施蛰存先生则指出：“采菊东篱下”，必然要转过头才能望见南山，这种姿势不可能“悠然”；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昔欲居南村”，也证明他“身在东篱，心在南山”，是因为南山有着诸多牵挂。按照这种解读，陶渊明的隐居很有可能只是一次不得已的战略撤退。
有人把韩少功称作21世纪的陶渊明，韩少功表示自己“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不赞同把归田与“失意”联系在一起。确实，陶渊明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韩少功不仅没有衣食之虞，还可以在家上网，开着捷达出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无可非议，对此过于计较，很容易成为一种道德批判。但是，当他在《山南水北》里深情地写道：“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这种自我崇高化的表述，就值得怀疑了。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等于农民的生活么？融入山水是有条件的，韩少功可以到处为自己居住的地方选址，农民却只能在他出生的地方终老，没有选择（当然，现在还可以出门打工）。如果像绝大多数农民那样，流汗劳动却没有热水器和自来水洗澡，接近土地和五谷但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还会有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最本真的感受么？虽然韩少功表示自己“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但他接下来还是忍不住“矫情”地将乡土和城市对立起来，痛说家史，证明自己返乡之心早已有之。陶渊明通过否认欲望来缓解欲望无法实现的焦虑，韩少功则是在欲望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否定欲望，
城乡对立的模式由来已久，有的把城市等同于现代文明、认为乡村愚昧无知，有的相反，把城市视为异化的空间、把乡村视为理想的家园。韩少功属于后者，把城市视为欲望之都，把乡村视为精神家园，文章里不时出现城市（都市）如何如何、乡村如何如何。韩少功之踵，在于他的写作实践和生活实践是背离的，在于他“城乡对立”的写作理念和“城乡合一”的生活理念是完全相反的。冬天到温暖的海南履行文联主席的职责，顺便买点蔬菜的种子，春暖花开的时候回去耕种。韩少功“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看起来仿佛是农家生活，但这一切都是以城市生活作为保证。如果没有在城市里积累下来的各种资本，如果不能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城乡之间，田园生活很有可能就不是那么温情脉脉。韩少功“务农”的住处，是城市在乡村的一块飞地，就像很多城市楼盘开发的田园景观。
韩少功获得众多读者的关注，与“农家乐”获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与“农家菜”获得广大食客的好评，殊途同归。韩少功曾经感慨：“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描写“务农”生活的《山南水北》，又何尝不是满足了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乡之风。
韩少功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城乡差别”，他也会稍微批判一下乡村，承认“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接着又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他自问自答：“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按照惯例，不偷不盗不抢不杀人应该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做人底线”，但在“城乡对立”的框架下，只要不在家乡胡作非为，“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事情，不但没有残酷的血腥味，还表现了罪犯的人情味。“兔子不吃窝边草”居然成为“做人底线”，真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城乡对立”像是阶级矛盾，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这个框架使得韩少功的叙述简单又充满快意，这也是最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叙述方式。
相比大段大段感情丰富的描述，《山南水北》里那些不带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更值得关注，比如他和邻居的“冰箱外交”和农妇之间的“瓜菜外交”，比如非典时期的朴素防疫观。如果不是韩少功的文字充满简单的“城乡对立”，他那种“城乡合一”的生活方式并无太多值得非议之处。相比之下，另一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他还曾兼任龙口市委副书记）的文字和行动更为分裂。
张炜在小说和散文里无数次地呼唤田园乌托邦，终于在山东龙口成立万松浦书院。根据书院网站的资料：一期工程占地110亩，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接待处面积为4500平方米，有海浴馆一座，书院办公楼面积为2200平方米；二期工程占地50余亩，已建面积750平方米的第二研修部，预建面积3500平方米的学者公寓及五座点式楼——万松浦书院坐落于龙口北部海滨万亩松林，又在港栾河入海口（江河入海口为“浦”）附近，因此得名。韩少功一度打算用青砖修建乡居，但不是工艺失传，就是造价太高，他最后感慨“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但从万松浦书院的规模来看，似乎是不计工本的。现在无法得知它的造价究竟是多少，李锐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中透露一期工程就用了3000多万，张炜对此不置可否，而是使用了一套外交式辞令，表示书院是“国家财产”。书院在自我介绍时又特别强调“独立的院产”，“国家财产”如何成为“独立的院产”，这是我无法理解的一个问题。
最让我震惊的还不是书院造价，而是张炜的《筑万松浦记》。这篇散文充满他一贯的抒情文字，其中几句漫不经心的话却显得格外刺目：“事至半截有野夫纠集一起，有零零散散的阻拦，这些当不出预料。有人出面化解鼎力相助，更是感激在心。”这段文字过于春秋笔法，让我这种迟钝的读者难以理解其中究竟。我只能这样“翻译”：在万松浦书院修建过程中，有些当地居民阻拦书院修建，有关部门出面帮助张炜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地居民为何阻拦书院修建，是愚昧无知，还是利益受到侵害？有关部门如何鼎力相助，是打压恐吓，还是合理赔偿？这些细节张炜都一笔带过，只告诉读者“野夫”试图阻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伟大实践，最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果然是微言大义。再看看《筑万松浦记》的其它章节，不时地出现安静、心灵、梦想、静谧、祥和等等超凡脱俗的词汇，不过在“野夫”的映衬下这些词汇让人无法信赖。
“不追虚名，不恋热闹，不借威焰”，张炜的“三不原则”听起来很美，做起来如何？2005年春天，围绕“精神的背景”包括李锐的质疑产生争论的时候，万松浦书院的网上论坛以“不以院长为话题形成热点和焦点”为由，拒绝了相关帖子，张炜谦虚地表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有利用公器炒作自己之嫌”。可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点击了这个“公器”网站的首页，赫然看到这么一行字：“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张炜长篇《刺猬歌》，迅速引起热烈反响。评论称之为‘一本奇书’，更是一本怪书！先睹为快……”张炜在《筑万松浦记》里如此描写自己理想中的读书处：“沉着安静、风清树绿；一片自然生机，会助长人的思维，增加心灵的蕴含；这里没有纠缠的纷争，没有轰轰市声，也没有热心于全球化的现代先生。”万松浦书院是这么一个理想去处么？只怕风已止而树欲动。
虽然韩少功和张炜只是作家中的少数，但是他们拥有不少忠实读者，这也说明当代文人的欲望空间不是消失了，而是正在以“城市包围农村”的隐蔽方式进行战略转移。“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市场正在重新分配趣味与习俗，让穷人与富人在美学上交换场地。”韩少功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夫子自道，他的行为与他所说的“富人”如出一辙。如前所述，他们不是从城市回到乡村，而是一边在生活中试图“城乡合一”，一边制造着“城乡对立”的文字。当代文人并没有像他们所说修练到无欲则刚的境界，只是以否定欲望的形式一步一步让欲望升级。否定常见的欲望方式，给现代文人提供了超越一般公众的道德感。同时这不等于否定欲望，而是对欲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现代文人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