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规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7 次 更新时间:2023-06-06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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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晋 (进入专栏)  

分析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前进规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鲜明思想品格和政治品格;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动力和前进方式。

就这个话题,我想从邓小平的几句话入手来作一些理解。

邓小平1989年的“6?9讲话”和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两篇高屋建瓴论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些基本问题的重要文献。在这两篇文献中,都谈到了怎样总结经验的问题——

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

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372页。)

两次所谈,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对的要继续坚持”,“不足的要加点劲”,“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真知灼见从来是要言不繁。这四句话看似浅白平实,却深刻而有分量。

回望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总结和概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方式和前进规律。邓小平的这四句话,在揭示我们事业的探索方式和前进规律方面,特别鲜明具体,很值得阐发。

上篇:关于“对的要继续坚持”,“不对的赶快改”, “不足的要加点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一)关于“对的要继续坚持”。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在一些关口处,人们常常要碰到一些疑问,即我们干的这一套,究竟对不对。这时候,能否把对的大政方针坚持下去,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一向明确。他说“对的要继续坚持”,首先是指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和确认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国策和重大战略决策。这些内容是经过几代人奋斗探索得来的,是从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并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是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动摇不得,一动摇就要出大问题。在1989年的“6?9讲话”中,邓小平说他“最近总在想”,“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他思考的结论是我们没有错,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5、307页。)

从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和实践来说,“对的要继续坚持”,意味着对那些尚未总结而又需要给出答案的探索,看准了,就予以肯定或推广。改革之初,在人们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议论纷纷的时候,邓小平明确表示: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就行了。创办经济特区,开始搞的时候没有经验,一些同志有所担心和疑虑在所难免。经过几年实践,邓小平1984年实地考察后题词确认:“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7年,他又进一步总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239页。)

邓小平强调“对的要继续坚持”,还有三层意思给人启发:第一,他希望人们把握开拓前进的历史机遇,牢牢抓住改革开放的主动权。如果对正确的政策和实践犹豫不决,待错过时机再来实行,势必会出现效力减弱以至事倍功半的局面。1992年邓小平讲如果丧失了机遇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不能坚持对的,未必都是有意为之,还有在不知不觉中出现松动和改变的可能。1993年,在审阅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后,邓小平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为什么会有“不知不觉”地改变和动摇的可能,这就与坚持得不够全面、不够一贯、不够彻底有关。第三,还须积极作为,在“怎样坚持”上下功夫。在确立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后,邓小平1985年便提出了“问题是怎么坚持”这个更深入的课题。1993年,他讲得更具体:“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5、1363—1364页。)可见,在实践中落实“怎样坚持”比弄清楚“什么是对的”,更为复杂和困难。

总之,坚持对的,看起来只是总结推广或继续确认既有的政策和实践,但如果缺少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智慧和敢于决断实施的胆识,缺少在新的复杂情况下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的历史自觉,缺少理论认识和实践贯彻的彻底性,是难以做到的。比如,人民群众创造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来后,不少同志心有余悸,思想不通,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如果在议论纷纷中,我们的领导干部没有胆识,不出来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产到户就出不来。

(二)关于“不足的要加点劲”。

所谓不足,是指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实践,从整体和方向上看是正确的,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做得还不够周全、不够到位、不够具体。仅就制定政策到落实政策的过程来看,“不足”也有多种情形。有的好政策由于缺少具体的实施条例,便容易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面,难以落实;有的好政策由于忽视了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结果就可能导致不理想的执行效果。这两种情况属于制定政策的“不足”。有的好政策本来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也有具体的落实措施,但一些地区或部门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合意的就用,不合意的就找对策,利益的阻塞导致好政策落实不到位。这属于执行政策不足。衡量是否不足,关键要看实践效果,看人民群众的反映。真属于不足,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要“加点劲”。

所谓“加点劲”,就是下定决心,在政策和实践上该完善的完善,该倾斜的就倾斜,该调整的就调整。在改革开放前进过程中,有的事情都看到了,也提出和实施了一些办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有的还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却可能是更严重了,这就需要在坚持既有思路基础上再“加点劲”,才能有重大改观。改革开放之初,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他们的待遇这个问题上,一段时间里效果不太理想。对此“不足”,邓小平从1977年到1989年,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抓住不放,在各种场合30多次催促各级领导干部“加劲”解决。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单靠政治不行,还要有物质。”(1979年9月1日)“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1982年10月14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这件事要快一点搞出来。”(1983年3月2日)“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科学和教育要多投资”。(1983年3月9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所以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很迫切。”(1984年10月2日)有些领导干部“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985年5月19日)“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1988年9月12日)“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1989年3月4日)经过如此不懈地“加劲”,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认识,逐步完善措施,落实更加得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便逐渐不是社会的突出矛盾了。

为不足的“加点劲”,需要把握好分寸,既不能只看到正确和有利的一面而任其自然,无所作为,又不能只看到其缺陷和生弊的一面大叫形势不好,推倒重来。要分析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不足,在哪个方面、哪个环节、哪个问题上不足。既然属不足,其方向就应该维护和坚持。1980年11月,邓小平谈到对外开放起步时期的情况时说:“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对引进的项目、技术缺乏了解,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样很危险。当然,这个政策应该说是对的,今后还要继续,但要总结经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94页。)这是邓小平既提醒“不足”,又坚持和维护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一个典型例子。

(三)关于“不对的赶快改”。

邓小平提出“不对的赶快改”,启发和要求人们不仅要善于总结正确的经验,也要敢于和善于总结不对的经验。通常情况下,总结不对的经验比总结正确的经验要困难和痛苦一些,这与人们认识和掌握规律的曲折过程有关,与人们对实践的看法因出发点不同而千差万别有关,更与是否有改正不对的坦诚胸怀和政治勇气有关。再加上我们走的改革开放路子是正确的,也没有出现什么了不得的大失误,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总结不对的经验,并且要“赶快改”,引起的关注和共鸣程度也可能会小一点。邓小平1983年6月注意到这个问题,曾提醒说:“即使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今后也还会有失误,不可避免地还会犯错误。”(《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13页。)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也不能避免犯错误,确为至理名言。毛泽东讲这个问题也很彻底,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修改自己的手稿就是在纠正错误。在1957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列宁的“有些口号在提出时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变得不正确,有些口号在提出时就是不正确的”,但“列宁每天都在观察问题”。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就更难免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特别要说明的是,有的政策在特定条件下提出来,能解决那时面临的问题,是正确的。但以后随着实践的变化,和新问题的产生,原本对的东西,就很可能变得不对了。当然,不对有大有小,更有不同性质,我们要努力争取只出现尽量少和尽量小的不对,不出现大的不对。

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不回避前进中的失误。他在1989年3月总结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几个月后,在“6?9讲话”中,他根据当时的形势,着重总结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对不对”的问题,结论是: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是改革开放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邓小平多次谈到类似的看法,反复提醒人们,要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一手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总之,两手都要硬,要克服“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的情况。这些看法,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中“不对”经验的总结。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总结,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强调:“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问题,并从中引出深刻的教训。”(《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随后,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措施,逐步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可见,敢于面对、承认和改正“不对”,错误的经验就可以成为事业前进的精神财富。

(四)关于“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关注新情况,吸取新经验,制定新政策,以解决新问题,更是贯穿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进程的做法。

制定和实施任何政策措施,都离不开客观的历史条件。有些政策措施,在当时条件下是正确选择,能够有效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但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随着其他政策的实施,早先实施的政策效力可能减弱,或者引出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是新旧矛盾、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时,如果仍只依靠或固守原先的政策措施,显然不够。邓小平在1983年6月就提出不要以为政策措施一经制定和实施就一劳永逸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问题很多,要经常调整各种政策,要处理好执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所引起的同其他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13页。)有的新问题,是在某些政策开始实施即出现端倪,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萌生出来。有的新问题是不难估计到的,有的则难以预料。不管遇到哪种新问题,邓小平都很重视“抓紧解决”。

在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我们曾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拨乱反正。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另外一股思潮,即怀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人民民主专政。当时“西单民主墙”上的一些言论就是这股思潮的代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了党内。邓小平敏锐地看出,如果不及时地表明态度,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新的苗头,将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于是,他在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鲜明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正是这种“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的果断举措,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一开始便成为了新时期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

决策者的高瞻远瞩,常常表现为制定和实施某项政策时,能够看到其未来趋势,估计到会因此出现什么样的新问题,并为逐步解决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提出设想和创造条件。改革之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邓小平在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著名谈话中,还对农村改革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作了估计。他说:“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因此,我们“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10年后,邓小平又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第一个飞跃”,将来还会出现“第二个飞跃”,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些长远考虑和设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决策时立足于未来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战略眼光。当然,农村经营体制实现第二个飞跃,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关注这一历史过程中逐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农民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和规模化经营的新经验,适时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下篇:邓小平提出的“四句话”,在揭示改革开放的前进规律方面给我们的启示。

邓小平提出和躬行的“四句话”,是由总结经验这个话题引申出来的。它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科学有效地总结经验,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一)根据“四句话”来总结经验,获得的认识必然是鲜明和具体的。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中,任何政策和实践的效果,都不外乎对的、不足、不对和新问题这样四种。邓小平的“四句话”涵盖了需要总结的经验内容,指明了如何总结经验的四个具体鲜明的“抓手”,从而使总结经验更加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不小的贡献。马克思说过,真理是赤裸裸的。所谓赤裸裸,就是具体和鲜明。切实有效地总结经验、接近真理,总须有鲜明具体的着眼点和抓手。具体说来,就是把政策的实践效果加以区别、疏理、判断和分析,针对上述四种情况,提出或坚持、或加劲、或改正、或解决的政策措施。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不是来自既有的理论原则,而是来自客观事实本身,可以切中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拿出的办法就有针对性,能够在实践中切实遵行。

总结经验当然需要概括出一些在不同历史阶段普遍适用并能长期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理论、原则和方针。但如果没有具体“抓手”,则做不好乃至做不出科学的概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通过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具体经验,经过一次又一次坚持对的、弥补不足、改正不对、解决新问题后才成为真理的。总结经验、深化改革,不应是从概念出发,而应该从问题着手。如果泛泛而谈,只停留在“总体上如何”、“基本上怎样”这类抽象判断上面,不对实际情况作具体的区别和深入的分析,便是毛泽东说的“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这样去总结经验是比较容易的,但多半是浅尝辄止,结论可能是大而化之,既难以对解决实际问题起到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也会因为对新情况、新问题丧失敏锐感觉,而不能根据发展了的实践总结出新的能够长期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理论、原则和方针。

总结经验的四个“抓手”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有时候,没有坚持对的就是一种失误,完善了不足就是坚持了对的。有的问题,你说它是新冒出来的,却可能是因为没有坚持住对的、彻底改正不对、及时弥补不足等多种原因促成的。凡此等等,便要求总结经验不能指眼想眼,指鼻想鼻,不能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应该着眼于全局,把各种情形贯通起来考虑,才能看出各种情形的深浅要害和症结缘由。同时,在总结出经验需要落实的时候,对四个“抓手”都要用力,任何一个方面不积极作为,都可能拖累其他。如果不下力气弥补不足、改正不对、解决新问题,那些对的政策和实践,就难免受到影响,尽管主观上没有放弃,也不觉得是在动摇,但久而久之,对的东西事实上会出现动摇和偏斜的可能。邓小平晚年讲,“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遇到不对、不足和新问题,就怀疑和动摇本来对的政策和实践,便可能出现更多甚至更大的问题。

(二)总结经验不会一劳永逸,解决问题要“赶快”、“抓紧”。

邓小平提出“四句话”时,前面还有一句话,“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这个说法同他讲的“走一步,看一步”意思差不多,即总结经验不是偶尔为之,更不会一劳永逸,而是前进路上应该经常去做的事情。

毛泽东说:“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经常地总结经验,就是要求对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作动态的观察和总结。不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及时地观察和总结,在事业顺利的时候也要冷静地思考和分析。邓小平在1989年三四月间两次谈到,“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8页。);“当事业进行顺利时,就要提高警惕,避免差错。要考虑到发展快会带来什么新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71页。)。也就是说,经常地总结经验,不仅要着眼于现实,还要想到未来。而在未来的“新问题”中,就常常包含我们目前感受不到、想象不到、认识不到的情况。有了浓厚的“问题意识”,具备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对实践发展的高度敏感性,便能掌握坚持对的、完善不足、改正不对和解决新问题的主动权,从而及时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四句话”中的用词是“赶快改”和“抓紧解决”,这样的语气,也体现在邓小平的其他谈话当中,诸如“发现不对就赶快改”(1984年10月26日),“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1985年3月28日),“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1985年4月15日)。这些,都传达出强烈的紧迫感,希望人们见事早、得计快,解决问题迅速。

总结经验、解决问题为什么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中国要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用二三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人家在二三百年内渐次出现的社会矛盾在我们这里可能集中出现,意味着历史没有给我们宽余的时间来慢慢消化集中出现的社会矛盾。有些问题刚冒出来时可能看不出有多大坏处,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也损害不了我们事业的根本,但如果听之任之,由其发展,不大的问题就会积累起来,从量变到质变,经济问题容易转化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结果,原本只是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却可能拖成“不对”,原本是小失误可能拖成大失误。等出现了大问题才去弥补、改正和解决,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由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就是,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特别是改革进入攻坚期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事情,更需要我们下决心去解决,去推进。

(三)“四句话”昭示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彻底贯彻实事求是的有效途径。

薄一波2004年8月在《永久的怀念》一文中说,邓小平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他真正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对于改革开放,小平同志也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以实践的检验为依归,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贯彻到底。小平同志还说过,客观实际变化了,我们的思想和政策也要随之相应地变化。拒绝变化就会墨守成规,就不可能进步。所以,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大师,是彻底的实事求是大师”。这个评价的要旨在于,点出了邓小平在开辟和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尊重实践、以人民为师的思想精髓。比如,邓小平讲:“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他还说,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异军突起”,这是中央没有料到的,其发明权也属于农民,中央的作用就是总结推广。进一步讲,正因为他尊重实践、以人民为师,因此从不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一个固定的和现成的框框里面,始终把眼光投向发展了的和发展着的现实,从而体现出“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和彻底的实事求是大师”的思想风范。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从实践出发制定和实施政策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不着眼于实践的发展来完善和调整政策也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实践发展了,有了新情况,认识就必须跟着发展,如果还是墨守原来历史条件下制定的政策,就会落后于形势,出现新的思想僵化。如果思想一僵化,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破除思想僵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和辩证法,而最大的实事求是和辩证法,就是敢于及时面对和总结政策实践中出现的“对的”、“不足”、“不对”和“新问题”。在分析这四种情况时拿事实说话,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乐观;提出解决办法立足现实条件,既不好高骛远,也忌裹足不前;有了新的认识、经验和办法,重在务实求真地去落实。在我们的探索中,有的事情是“知难行易”,有的是“知易行难”,无论哪种情况,关键都在一个“行”字,即知来源于行、检验于行、发展于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四)“四句话”体现了站在历史高处追求真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真理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大河奔流向东,虽有其总的方向,但具体行程却不能排除九曲十八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总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但不可能预设出一成不变和万事俱备的政策实践。如果单看某一段行程,我们走的路似乎都是直的,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处,才会发现其间的起伏,有起伏甚至曲折,才显波澜壮阔。站在历史的高处,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来总结对的、不足、不对和新问题,才不至于觉得会打乱我们事业的前进步伐,影响人们的信心。站在历史的高处,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来总结我们的决策和实践,才不至于觉得把对的总结充分就可以淡化其他。有了这样的胸怀和境界,就可以把坚持对的,弥补不足,改正不对,解决新问题落到实处,这当中,甚至包括放弃自己树立的一些“菩萨”。如果没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完美无缺,使命感和紧迫感或许就消退了,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或许就淡弱了,我们事业的前进空间或许就萎顿了。

有的事情,人们面临的真正困难不是缺乏对它的了解和判断,而是在知道其难度和复杂性之后,在前景的不确定性面前缺少承担风险的勇气和决心。这时候,首先需要“看准”,即要有作出正确判断的眼光,然后是“果断”,这就需要胆识,要避免看不准或者是看准了却不敢决策实行。

有的事情,讲理论原则容易理解,涉及具体问题或许就有所盘算和计较。这就需要克服私心,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要有以今日之我更新昨日之我的坦诚勇气。做到了,便显出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在这方面,邓小平同样为人们树立了典范。对“文革”前探索中出现的失误,他在总结时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多次讲“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大跃进”运动中自己的“头脑也发热”,中苏论战“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等等。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他也是不断地总结和反思,认为“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我的一大失误,就是搞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等等。这些,都体现出站在历史高处的胸怀境界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五)根据“四句话”来总结经验要尊重和努力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

根据“四句话”来总结经验,不是苛求既往、以今非古,不是根据事业发展和现在人们的认识水平,对过去的政策实践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按历史的客观逻辑,深入分析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些事情必须或难免那样做,做了以后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些事情可以不那样做,为什么又那样做了,进而说明现在人们应该如何接受那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应该在哪些问题上有所启发。用邓小平的话来讲,这就叫“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目的是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基于对利弊的权衡和选择,追求利大于弊的效果。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就是为了破除积弊甚深的平均主义,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尽快地发展起来增加社会财富,以解决当时经济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这个主要矛盾。因此,明明知道“先富”政策可能会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人们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但只有解决了主要矛盾之后,才能利用发展起来的优势去解决这些负面的东西。当然,也不能因为利大于弊就闭眼不看弊,因为要解决主要矛盾就回避次要矛盾。邓小平提出“先富”政策的同时,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有着清醒的认识,为此强调收入差距不能过大,要求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并说这是一个“大局”。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晚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进了一步,提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规律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他甚至设想,要在20世纪末把解决这个问题提上日程,“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邓小平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平均主义导致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这种过去被看成主要矛盾的东西不像原来那样突出了,而过去被看成次要矛盾的东西有开始成为社会的“中心课题”的可能。因此,在总结经验的时候,一定要深入到历史运动的内部矛盾的变化过程中去进行分析,认识并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

我们的事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难以超越阶段。“四句话”揭示的前进规律表明,我们的事业总是通过解决现阶段所碰到和认识到的问题逐步开拓前行的。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我们对市场经济在调配资源方面的优点自然要多讲一些,尽管也认识到它有缺点,但毕竟缺少具体实践和切身体会。经过20年的探索,现实当中出现了诸如住房、看病、环保等群众反映很大的问题,出现了分配不公、差距拉大的问题,出现了利益群体的分化和固化的问题。这就引起人们思考和总结,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什么新问题?经过分析,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优缺点比在1992年的时候看得更加清楚了,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这个论断更加引起人们重视了,在实践中也就更加注意在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上面下功夫了,特别是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比较注意用宏观调控的手段,用政策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这样,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克服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有了这些新问题、新要求和新思路,我们的认识就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的基础上前进了。为此,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们的提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完善,是因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还有不到位、不充分的地方,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同时也因为经验不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弊端,这就需要在改革中进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弥补不足,改正不对,解决新问题,不仅不会动摇对经济改革目标的坚持,反而使人们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改革的亮点和开拓创新的着力处,即努力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据此探索下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拥有更加广阔和深入的前进空间。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回望来路,邓小平的“四句话”揭示了我们能够与时俱进的原因所在,指明了我们推进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具体途径,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规律,即:在坚持“对的”过程中深刻地发展新认识,在弥补“不足”的过程中睿智地完善新理论,在改正“不对”的过程中勇敢地做出新决策,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敏感地做出新判断。30多年来,正是因为遵行了这“四句话”,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局面!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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