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气球事件”与中美关系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28 次 更新时间:2023-02-13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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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近期围绕“气球事件”,中美互动频繁,互相指责。其实问题在于双方以何种态度处理“气球事件”。过去几年因为中美互相打嘴仗,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让美国的强硬派、反华派中的个别政治人物定义中美关系。我们也要有力量来再定义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发挥理性的力量,而不是简单的情绪力量。不幸的是,“气球事件”被美方大肆炒作,尽管只是一个“气球”引起的摩擦,但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美关系。本文由IIA学术编辑组根据郑永年教授的发言整理而成。


中美关系历程回顾


中美关系关乎中美两国,也关乎世界。两国关系这些年每况愈下,情况复杂。G20巴厘峰会期间,总书记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氛围友好的会晤,就重大问题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布林肯原定的访华之旅也是该会的成果之一。可惜的是,“气球事件”让中美关系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要说明中美关系往何处去。首先要对中美关系史稍作回顾。改革开放以后的中美关系来之不易。中美关系始于小小的乒乓球。那么,为什么当初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就能促成中美关系的积极变化?这主要是大环境所致的。同样,今天一个气球就能导致中美关系再次发生变化也是大环境造就的。


“乒乓外交”促进了冷战期间中美建交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当时世界最重要的格局就是中美苏大三角,美国需要我们站在美国一边,应付苏联的扩张。中国当时尚未进行改革开放,经济、科技实力都非常落后,整体国力尚弱。尽管中国各方面的外在影响不多,但其地缘政治的意义是很显然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改善中美关系就非常有可能。当年基辛格和尼克松非常注重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作用,“乒乓外交”由此为中美关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改革开放为中美关系真正开启了一个黄金时代。


中美关系的黄金时代来之不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中国开始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改革的时代。当年美国一些政客,政策研究界和学术界也曾幻想中国可以通过改革开放,最终演变成像西方那样的国家,即接受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政治。尽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经济增长,但80年代的改革还是局限于内部的部分改革,如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体制改革等,开放的力度不是很大。当时来华资本的主要构成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侨资本。


外资真正进入中国还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1989年后,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南方谈话再次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真正地向西方打开国门。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中国大幅度的改革导致西方对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融合后将促使中国内部体制演变成西方可接受的一个体制。尤其是围绕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事情上,美国对中国的体制变革怀有希望。中国为了加入WTO,提出要跟国际“接轨”。当时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修改了上万部的国内法律法规政策,就是为了实现与世界接轨的目标。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经历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方面,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且融入了世界经济;另一方面,美国总认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会成长为他们想象的样子。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在奥巴马时期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甚至设想“G2”(两国集团)的概念,认为美国要承认中国的崛起,而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也就是“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中美领导人在美国加州谈了超过8个小时,就双方如何相处的问题达成了很多的共识。总书记当年也说,“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然而,美国期待的中国改革引起的变革落空了。美国面对中国加入WTO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同时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自身深陷金融危机,不仅无能力继续改变中国,而且感觉中国开始“教育”美国,于是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的战略。当然,美国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只是不同行政当局对亚洲重视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盛行,特朗普减少了对亚洲的关注,甚至忽略了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由其内政决定的,还不是因为中国的行为。一直到拜登上台,美国又回归到原来的联盟体制,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拜登接过由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逐渐又扩大到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进行“卡脖子”和“系统脱钩”。

特朗普时期,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是美国两个主要的竞争者或者挑战者。但是到了拜登时期,就把俄罗斯剔除出去了,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愿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大国。尽管俄乌战争导致了多方面的危机,如欧洲的能源危机和核扩散危机,但是美国没有把俄罗斯当做主要的敌人了,一如既往地把中国看作主要的敌人。

美国对外政策讲求现实主义。作为北约的领导者,美国与欧洲国家一道深度卷入俄乌战争,我们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或者以什么方式结束。尽管从特朗普开始,美国已经从阿富汗撤军,并且意图减少对欧洲的安全许诺,把军事重点转移到了印太地区,试图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建立更深的军事同盟关系。最近美国《国家战略报告》又在这四个国家的基础之上把新加坡和越南加上去了,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亚洲版的北约。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美国行政当局一方面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俄罗斯,通过乌克兰进行代理人战争,但另一方面又想在亚洲开辟第二条战线。但是,如果亚洲爆发冲突,那么就要在亚洲开辟第二战场。这并不是行政当局所能支撑的,因此,尽管中美关系很难好起来,但美国是想暂时缓和中美关系,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主张设置“护栏”。


俄乌战争的持续,美国和欧洲最担心的是俄罗斯是否会使用核武器,且在观望中国的立场。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倒退趋势。但在两国元首峰会上,中国还是旗帜鲜明地反对使用核武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美关系。这次布林肯访华本是去年在巴厘峰会上决定的,但很不幸,“气球事件”发生后,中美双方都在互相指责,都认为对方在破坏中美关系。中国说法是,这仅仅是一个观察气候的无人飞艇,指责美国小题大作,认为美国有关政治力量故意破坏中美关系,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处于稳定状态。同样,美方也在指责中方不想看到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尤其是部分美国媒体对中方的意图进行了恶意揣测。互相指责涉及到双方的政治互信问题。


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关键要看中国怎么做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高层沟通越来越少,只在低层次方面防范冲突,双方的政治互信逐渐降低。这次的突发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下行的大环境主要是美国国内的变化。


美国内部面临着治理危机。从上一次全球化来看,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两党政治分裂,缺乏一个有效政府来处理美国的国内问题,导致内部问题外在化。

分裂的美国政治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现在,很难说清究竟哪方给出的对华政策可以代表美国,是民主党的对华政策还是共和党的,是白宫的对华政策还是国会的,是联邦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州政府的?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政策愈发个性化,不同政治人物有自己的对华政策。不难理解,即使是同为民主党的拜登和佩洛西,在窜台的问题上也有分歧。


新任的众议院议长麦肯锡也早就表示会窜台,碍于前段时间中国的反应,可能会推迟进行,据说会选在一个比较适当的时间。同时,包括国会议员和州政府会继续窜访台湾。但拜登政府或者行政当局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还是比较谨慎和理性的。

当前,整个美国政坛很难找到对华政策中比较理性的因素,使得中美关系的前景如同电影《流浪地球》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在不确定性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确定性,这就看我们怎么去处理。中美关系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因为美国的一些强硬派和反华的人士宣称要与中国进行冷战,我们就跟着搞冷战。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美国强硬派正制造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机会,从而激怒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因此,中国方面对美国的立场是最为关键的。

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关键要看中国怎么做。不过,我们也没有多少的选择。拜登上台后从意识形态出发,把中美关系界定为“美国民主”跟“中国专制”之争。这是有深刻意图的。美国现在的对华战略是要把世界两极化,即所谓的“一个世界,两个中心”——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一个为中国为中心的中心,或者说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个为中国为中心的市场。至于两个中心各自所占的比例将会是多少?大家可想而知。我们不能走进拜登定义的所谓“民主”和“专制”之争,“民主”和“专制”是美国曾用于美苏冷战时期的,那是两个完全分割的世界意识形态阵营。现在中美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互动,与当年美苏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


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说的,中美关系可以分几个领域看,即该合作的就合作,该竞争的就竞争,该对抗的就对抗。在几个领域,我们也没有过多的选择。


尽管中国不想用“竞争”两字来简单地定义中美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所用的手段也不多。再者,我们可以把“对抗”分为“可控的对抗”和“不可控的对抗”两个领域,“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但“不可控的对抗”就是冲突,甚至是战争。

必须强调,我们不要意气用事,要增加、巩固与美国合作的领域。其实,中美之间合作领域是很多的,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当前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占世界近一半,如果中美两国不合作,气候问题就无法解决。

“核不扩散”是美国的利益,更是中国的利益。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周边都被核武器国家包围了,因此核不扩散更符合中国的利益。此外,诸如应对公共卫生、海洋危机等,同样符合我们的利益。

同时,我们也要直面竞争。当美国对我们“卡脖子”、进行“系统脱钩”时候,我们要进行大量的投入与之竞争。在竞争领域我们要提倡良性竞争,即经济上、科技上的竞争。恶性竞争就是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军事竞赛。我们必须避免类似的恶性竞争。现在美国冷战派就是要引导中美进恶性竞争,所以我们头脑要清醒。我们要以自己的计划和速度进行国防现代化,并且要加快,但一定要避免跟美国的恶性竞争。一旦中美之间发生军事竞赛,整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台湾都会成为亚洲的火药桶,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情况。



在竞争领域,我们可以用自邓小平时代以来的原则来处理,就是“斗而不破”——我跟你斗争,但是我们关系不破裂。我们一定要加强开放,哪怕是单边开放。我们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一定要用技术逻辑、市场逻辑和资本逻辑。我一直强调,资本的本质是流动的,只要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中国还是开放的,中美之间脱钩的速度会放慢,甚至不可能脱钩。


中国拥有四亿中产,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美国的资本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从技术的逻辑看也是这样,美国的技术一直在更新迭代,如果美国新一代的技术不让中国用,只要我们保持开放,旧的技术还是会继续流向中国,即使不是直接流向中国,也可以通过第三地流向中国的。


技术的发展要靠开放,思想要流动。如果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主动和美国搞脱钩,那就像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或者现在的俄罗斯一样被西方孤立起来。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做任何的事情让美国的冷战派得逞。

在冲突领域,我们要做到“斗而不战”——可以斗争,但不要发生战争。当前容易引发中美发生冲突的领域不多,主要是南海和台湾。目前看来,南海问题从2016年中美之间互动后,双方已有常态的互动模式。


从学术角度来说,南海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思想解放的问题。我们可以回到邓小平所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解决海洋经济区的问题。我们要把越南、菲律宾等在海南建造岛礁的行为与中美在南海的问题分开来看。绝不能把亚洲国家在南海的问题看成是中美在南海的冲突。



台湾问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我们没有任何的退让空间。但台湾会演变成亚洲的乌克兰吗?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最近都在煽动台湾变成亚洲的乌克兰。随着我们的经济实力发展起来,我国的国防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可以把美国跟西方的干预中立化(neutralize)。我们要对台湾实行单边开放。我们要针对的是台湾少数的独立派,但不是针对台湾的老百姓。

因此我们在“大棒”愈硬的时候,“胡萝卜”也要愈甜。只要台海关系可持续地发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就越来越大。因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很多智库,包括行政当局对中国对台政策是有错误估计的,总是认为中国会学俄罗斯一样进入台湾。

我们现在对台湾的要求是主权要求,并不是治权。在“一国两制”构架下,是台湾人民来治理台湾。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主权要求。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处理主权问题的空间还是很大,所缺失的是两岸的交往和共识。


理性看待中美关系,不被反华派牵着鼻子走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中美关系实际上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简单的一对双边关系,而是整个世界秩序的两根柱子,二者缺一不可。美国和中国,谁也无法打败谁,谁也无法独立重建世界秩序,双方各自的秩序都是局部的、区域性的。中美关系现在难以改善,是因为美国两党在中国问题上没有积极的竞争,而只有消极的竞争,都在比谁对中国更狠一点。执政的民主党会更加理性,但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则不理性。同样,如果共和党成为执政党后,将会比从前理性一些,相反,民主党成为反对党后,就会更情绪化。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注意,对美的关系不是在处理个别强硬派、反华派,更不是处理几个反华的政治人物。我们要把美国看成整体的美国,不要被美国少数的反华政治人物牵着鼻子走。


过去几年因为中美互相打嘴仗,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让美国的强硬派、反华派中的个别政治人物定义中美关系。我们也要有力量来再定义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发挥理性的力量,而不是简单的情绪力量。如果做到这一点,中美关系的稳定是有希望的。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需要继续发展,中央下一步工作又把重心转移到发展上来。发展是硬道理,对我们自己有利,对美国有利,对整个世界有利。我们还是要回到以前那样,要让外交为我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地来重视经济发展。中国一旦停止发展,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实际上,美国就是处理不好国内问题,才让中美关系成为受害者。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只有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中美关系才有进步的空间,世界的和平发展也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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