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振信心，GDP增速目标或可定在6%

　　 1、您对2023年中国经济有何展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哪些？

　　 余永定：2023年中国经济形势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主要是我们不知道未来新冠疫情形势将如何演变。正如2022年10月份以来的许多状况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如果新冠疫情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基本得到控制，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有望出现较强的反弹。主要理由有二：第一，中国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还有较大空间；第二，2022年基数较低。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外国投行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测是有道理的。我没有计量经济模型，无法提供预测结果。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中国GDP的增速分别是6%、2.2%和8.1%，三年平均值是5.4%。2022年初中国政府把GDP增速目标定为5%-5.5%之间，应该是以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三年平均数为依据的。

　　 2022年GDP增速为3%。假定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为5%，由于2022年的基数较低，2023年GDP增速可以达到7%。但应该看到，由于三年的疫情，中国可以达到的不会导致通胀的经济增速，即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会有明显下降。如果潜在经济增速为4%，2023年的经济增速就应该为5%；如果潜在经济增速为4.5%，2023年的经济增速就应该为6%。这里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算，并不是预测。从上述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2023年中国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速不仅同基数效应有关，而且同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有关。

　　 因此我认为，如果不出“黑天鹅”或“类黑天鹅”事件，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超5%是没有问题的，为了提振信心，把GDP增速目标定在6%也无不可。

　　 谈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离不开对“三驾马车”的分析。虽是老生常谈，但也是标准分析方式。无论中外，如要讨论如何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就难以避免要讨论如何驾驭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

　　 毫无疑问，刺激消费在短期可以拉动经济。美国经济在这次疫情中恢复较快，同2020年的财政救助计划不无关系。中国需要尽快恢复消费需求的增长，但直接刺激消费的效果如何，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某种“报复性”消费，但如果收入不增加、收入预期不改善，居民恐怕就不会持续增加消费。很多学者提出了发消费券、直接补贴等主张，这类措施对扶贫、保持社会稳定是有必要的，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加以实行，但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放消费券之类的举措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可能有限。

　　 不解决预期问题，居民可能会把非常态的额外收入转化为储蓄（例如，可以把用消费券买东西省下的钱存入银行）。根据人民银行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住户存款增加13.21万亿元，比2021年同期多增4.72万亿元。从2022年全年来看，人民币存款额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大幅高于2021年9.9万亿的新增水平，刷新历史记录。

　　 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不等同于居民储蓄增加，但居民消费偏好降低，居民储蓄率上升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不出现这种现象倒是反常的。我赞成居民储蓄存款增加至少部分源于预防性储蓄增加的观点。随着防疫政策优化，这部分储蓄中的一部分会转化为消费。但消费需求持续增加的关键在于中国稳增长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只有当经济增长了，基于经济增长的居民收入增加了，居民的收入预期才能改善，消费需求才会稳定增加。

　　 2023年中国出口不确定性很大。2023年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出口的增长难以成为2023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何况，为了实现双循环的发展战略，中国必须下决心进一步调整出口政策，实行资源的最优跨境配置，而不应该采取扭曲市场的方法，如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和汇率贬值刺激出口。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应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一定的贸易逆差，降低外汇储备的持有量。当然，这并非是主张放弃海外市场，而是要给企业，无论是出口企业还是非出口企业，以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企业应该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占领海外市场，而非依赖以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扭曲市场的激励方式。

　　 “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要看总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根据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客观规律，由市场和企业家决定。一些熟悉产业经济的青年经济学者提出：在制造业新增投资中，技改投资占比40%左右，相比十年前的5%-10%有了大幅度提高。目前有效需求不足，是企业进行技改的最佳时机。企业应该有动力把未来迟早要做的技改提前到目前来做。作为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除减税外政府可以使用贴息的办法，支持和刺激企业进行技改。可以投资的技改项目是很多的。例如，单位排放标准落后的高耗能行业的生产线更新和固废基地建设等等。希望他们的这些建议得到政府的重视（?《技改大年——四大动能已具备》，张瑜等）。

　　 房地产投资的涨落，有其自身规律。政府在制定房地产政策时应该着眼于长远，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应把房地产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或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与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不同，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是由政府主导的，事实上也只能如此。经济不景气时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时期。除提供公共产品外，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对冲房地产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可以带动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还可以带动消费。例如，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使他们能够和敢于消费。简言之，中国2023年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恐怕还是需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来带动。

　　 对于基础设施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铁公机”，甚至不是“新基建”和“旧基建”的问题。中国并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过度问题。三年的疫情已经充分暴露出中国在医疗、卫生和防疫领域的基础设施不足。如果按人均来计算，中国基础设施的缺口更是巨大。确实，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设计相应机制尽量事前杜绝，并事后追责。但这些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不少学者比较讳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则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我以为，对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取舍要有平衡的认识，要区分消费和投资对当期和未来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最终目标是消费，消费关系到国民的福祉。国民不能像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把消费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消费和投资的选择同时也是现在多消费还是未来多消费的选择？这里涉及公众的时间偏好问题，也涉及地缘政治问题。消费只是在短期、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主要是使经济能够在当期实现充分就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除非同增加人力资本有关，否则消费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与消费不同，投资有双重的作用。投资不仅能在短期刺激需求，而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过去确实存在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把过高的投资率降下来是有必要的，但近几年投资增速下降过快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不言自明。2019年中国投资率为43%，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率可能还是偏高。但判断中国投资率是否畸高需要十分谨慎。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27.1%，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房地产开发投资同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不同。一般而言，房地产开发投资并不生产资本品，不提高人均资本装备程度，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未来的人均GDP。因而，在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类因素。

　　 扭转预期的根本出路是让经济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态势

　　 2、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2023年会否有所减弱？

　　 余永定：2020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的最主要特点是：由于疫情而受到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政策反应是，通过各种手段，修复因疫情遭到破坏的供应链，同时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总需求恢复到原有水平。在疫情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供应链难以完全修复。因而，产出难以进一步增加，经济增速难以进一步提高。在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增速必然下跌，但物价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两种冲击的相对强度。前一段时间的情况是，由于需求冲击强度更高，经济增速明显下降，但物价并未显著上升。在政府大幅优化防疫措施的情况下，如果一方面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根据疫情形势，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修复供应链，中国就可以克服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冲击，使经济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态势。

　　 中央所说的“预期转弱”应该是指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包括收入增长、就业前景）的预期转弱。预期转弱同需求和供给冲击（或“压力”）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但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预期转弱”可以分疫情前和疫情后两个阶段看: 疫情暴发前，中国GDP增速自2010年起逐季下跌，由2010第一季度的12.2%下跌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6%。一种观点是：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低于6%，因而GDP增速还会进一步下跌。2019年出现是否应该“保6”的争论，这是“预期转弱”的具体表现。疫情的暴发，以及疫情对供应链的破坏和对需求的抑制，则使已经“转弱”的预期进一步“转弱”。而转弱的预期反过来又妨碍了供给和需求，特别是需求的恢复。我认为，让预期“转强”的根本出路是扭转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并最终使经济恢复到6%左右的增速。

　　 当然，还存在另一类预期问题，这类预期同产权保护、法治建设等问题有关。这类预期虽然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范围，但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调整基建融资结构

　　 3、您如何评估基建对2022年经济的拉动效用？2023年基建的发力空间有多大？基建对扩内需和稳增长将起到何种作用？

　　 余永定：从2022年全年来看，基建投资同比增长至9.4%，确实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一增速同上年同期的低基数有关。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3.8%、3.8%、0.9%和0.4%。传统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年增长速度大多维持在30%左右。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过高固然不可取，但2018年以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下降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注：2018年中国统计部门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统计数字做了“挤水分”的处理，但这对2018年以后增速统计的真实性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影响）。2023年，面临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内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基础设施投资应该而且可以对GDP实现较高增速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结构有一个最重要特点，即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缺乏现金流（甚至无现金流）的具有极高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依赖市场化的高成本资金。例如，2021年城投公司筹集的其他资金占了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的55.7%，即利息率最高的资金在基础设施融资中所占的比重最高。2022年的情况恐怕也会大致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