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大体上是两种文类的叙事。纪晓岚批评其书是“一书而兼二体”，一类是六朝志怪书式笔记体，一类是唐人传奇式纪传体。现代研究者称《聊斋志异》集志怪传奇小说之大成。最富文学魅力的是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描绘如生的传奇体的狐鬼花妖故事，大受读者喜爱，深为文士欣赏；另一类基本上是记述见闻、粗陈梗概的短章，多怪异非常之事，涉于荒怪，不大为读者喜欢，批评家也较少关注，造成《聊斋志异》研究重前一类篇章轻后一类篇类的不无理由的偏向。
清代评点《聊斋志异》最为周至恳切的冯镇峦在其《读聊斋杂说》中说：“此书多叙山左右及淄川县事，记见闻也。时亦及于他省。时代则详近世，略及明代。先生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这主要是就《聊斋志异》中“记见闻”的短篇说的，虽是泛泛而言，却道出了这类篇什的基本特征：“详近世”，就是多为作者当代现实的人事；“意在作文”，不“泥于实事”，也“不尽凿空”，要重在领会其中的真实内容和意思。
一
《聊斋志异》记述当代奇闻异事的篇章极多，所记之事涉及自然灾害、社会现象诸多方面，记法也极不一致。有些纯属记述作者所见所闻，还有转述别人所述所记者。如《瓜异》：“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这是植物生理变态，是当时人不能理解的。《鼠戏》：北京街市上有人“卖鼠戏”，肩上扛一“戏楼状”的小木架，手拍鼓板，口唱曲子，老鼠在其上“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这是一种调弄老鼠营生的“玩艺”，外省人没有看见过，便以为奇事。《地震》：康熙七年（1668）鲁中大地震，济南震感强烈，有些人仓皇窜出户外，“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此次震灾，史志有记载，作者为文写了些具体情况，添加了点趣味性。《水灾》：康熙二十一年（1682），当地先是“苦旱”，初夏下了场小雨，有位老翁预言“大水将至”，村人不信。不久，“雨暴注，彻夜不止，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一农人弃其两儿，与妻扶老母，奔避高阜”，“水落归家，见一村尽成墟墓；入门视之，则一屋仅存，两儿并坐床头，嬉笑无恙。咸谓夫妇之孝报云”。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件，虽然加入了所谓“孝报”的不实的或事出偶然的事情，从而有了点教化意思，但还是如同一篇新闻报导。这些篇什都属于笔记杂录，有些许社会史料价值。
《聊斋志异》里更有许多道听途说、荒诞不经的篇什。如《头滚》：“苏孝廉贞下封公昼卧，见一人头从地中出，其大如斛，在床下旋转不已，惊而中疾，遂以不起。后其次公就荡妇宿，罹杀身之祸，其兆于此耶？”苏贞下，名元行，淄川人。他虽是蒲松龄的友人，这种事绝对不会有。《化男》：“苏州木渎镇，有民女夜坐庭中，忽星陨中颅，仆地而死。其父母老而无子，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时始苏，笑曰：‘我今为男子矣！’验之，果然。”男女变性的事是有的，但绝不会是由于陨星中额，上天垂怜其父母无子。《龙肉》：“姜太史玉璇言：‘龙堆之下，掘地数尺，有龙肉充牣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龙”字。或言“此龙肉也”，则霹雳震作，击人而死。’”最后还声明：“太史曾食其肉，实不谬也。”言之凿凿，也掩盖不住其为无稽之谈。这类篇什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也不必强作解人。有些篇则是出自主观附会，对读《何仙》、《蚰蜒》两篇，可知是借怪异事揭发时任山东学政朱雯贪贿昏庸，不能公正衡文取士。
二
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里有一批关乎时事的奇闻异事，把这些篇什排列起来，从作者蒲松龄出生前到晚年的那一历史阶段里发生的、特别是其家乡周边发生的一些历史大事件，大都在其中留下了或隐或显的烙记，鬼怪故事传达出一些真实的历史信息。
譬如《辽阳军》：一位山东沂水人充军关外辽阳，“会辽城陷，为乱兵所杀，头虽断，犹不甚死”。冥吏检点鬼簿，认为他不应死，便给他又安上头，送回沂水。沂水令疑其为逃犯，要施刑法。他争辩说：“断头可假，城陷不可假。设辽城无恙，然后受刑不晚。”数日后，辽阳失陷消息传来，便把他释放了。辽阳失陷是指明末天启元年（1621）满洲兵攻陷辽阳的大战役，战斗非常激烈残酷，明朝守军全军覆没，军民死伤甚众，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二》）。此是蒲松龄出生二十年前的历史事迹，由于满洲兵攻陷辽阳，许多百姓逃离，辗转渡海到了山东。大战乱之后，往往会有千奇百怪的传说流传下来，而这种种传说也就成了传递历史信息的密码。蒲松龄可能是从前辈老人讲述而记之的，他有“新闻总入狐鬼史”的雅好。不论他是否意识到个中的意义，题作《辽阳军》，特地交代沂水某为被遣戍的刑事犯，断头再续被送回原籍，合乎情理地受到县令的怀疑，待确认了辽阳城陷的消息方才获释，又回到辽阳城陷的原点上，原来作为这个鬼怪传说发生背景的事件，便成了要传达的历史信息，或许可以仿造传说中受重伤而未死的沂水某的话说，断头的事荒唐，“无可凭信”，而要记住的是辽阳城陷这件历史。
《鬼隶》与《辽阳军》颇相似，叙写的是北兵（即清兵）屠戮济南的特大事件：历城县两位衙役，奉县令韩承宣命到外地公干，“岁暮方归”，途中遇到两位穿公服的人，同行交谈，知是济南城隍鬼隶。鬼隶告诉人隶：济南将有大劫，杀人近百万，他们就是去东岳（古时传说的冥间大帝）投递死亡名册的，并让人隶衡量罪轻祸大，现在不要回济南。“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二人亡匿得免”。这篇故事，可谓通篇鬼话，却又处处是真实的。据史志，韩承宣是明崇祯十一年（1637）莅任历城县令的，明白显示所说“济南大劫”，就是崇祯十二年（1638）清兵越长城长驱山东屠济南大肆烧杀劫掠的事件；鬼隶云“期在正朔”，即正月初，亦与史志相合。所谓“杀人近百万”，“扛尸百万”，亦非夸大其词。清人作史志，都避重就轻，只载俘获人口多少，不讲杀戮之凶残，《明史·庄烈帝本纪》更全然缺载。《明实录》载劫后朝廷命杨景昌巡按山东，核城陷之故，杨景昌至济南，瘗城中积尸十三万，虽非全部，数目也够大了。近年，研究者从明末文献中发掘出死难官员亲属去济南巡人觅尸者的记述，说是“但见城中焚杀已空”，“百万惨屠，全家泯灭”。历城县令韩承宣在城陷时，率家人数十人，持械格斗，都被杀死（据董文成《〈聊斋〉异史考实》，《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论文集》）。济南惨屠，首先强烈震撼了周边地区的民众，当时惊恐不安，事后不断传递着种种凶讯。蒲松龄从童年时候便时有耳闻。《鬼隶》将这一惊天惨事的信息浓缩于一场人隶与鬼隶对答的“鬼话”里，构思精巧，叙述极从容，置词造句颇讲究意蕴，必定不是记录传闻，而是精心结撰的。年长于他的乡前辈如唐梦赉、高珩乃至邻县的王士禛兄弟等人的著述中，都没有留下点曾经使他们震惊恐慌的信息，这也见得蒲松龄这位穷书生的可爱了。
三
《鬼哭》叙写的是蒲松龄少年的时候亲身经历过的谢迁之变中的事：
谢迁之变，宦第皆为贼窟。王学使七襄之宅，盗聚尤众。城破兵入，扫荡群丑，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公入城，扛尸涤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磷飞，墙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闻床下小声连呼：“皞迪！皞迪！”已而声渐大，曰：“我死得苦！”因哭，连声皆哭。公闻，仗剑而入，大言曰：“汝不识我王学院耶？”但闻百声嗤嗤，笑之以鼻。
王七襄无奈，举办了水陆道场，请和尚诵经超度，“鬼怪遂绝”。
谢迁之变是清初淄川发生的一场大动乱，《淄川县志》卷三“兵事”载之：
顺治四年六月壬午，高苑贼谢迁，先伏贼城内，夜半，垂绳引贼上城，遂溃。贼见城坚，据之，号召东山党羽数千入焉。大兵旋集，凿长濠围之，凡两月，从地道引火炮轰城，城崩，贼始歼。
蒲松龄执友张笃庆的《厚斋自撰年谱》中记述较详：
先是城中有诸无赖贵游子弟及数十恶少年，行不轨，导贼夜入城，城遂溃。谢贼盘踞城池，为抢掳计，欲饱而飏耳。不意青、济两郡大兵陆续围城，既而都统满兵、守台监军皆至，贼如游釜中，不得出。然淄城创修未久，坚完高峻，城中粟米、守御之具毕备。贼遂胁居民守城，图存苟活，且以连旬积雨，贼屡欲遁，不能脱。官军时以大炮击城中，轰击电掣，炮石纵横，城中莫敢仰视。吾家七叔祖，与贼党丁可泽有夙怨，丁入城，叔祖被执，骂贼不屈，死。吾家馀皆闭门静守，无见害者。……当此火炎昆岗，城中居人玉石莫辨，骈首罹灾者，如戮鸡头。……是时，余虽童呆，往往从戟林剑树中，见死人枕藉，血流满庭，彼时亦知惧也。至今回想，尚觉魂惊骨悚。
张笃庆为官宦大族子弟，其七叔祖张瑞泰抗拒谢迁军被杀，自然不会同情“贼”方，但其记述还是写出了官兵破城大肆杀戮的惨状，数十年后尚心有余悸。
蒲松龄当时才七八岁，在那些惊恐的日子里，也会有张笃庆那样的见闻、感受，日后才会作有这篇《鬼哭》，也大体像张笃庆回忆的情况，没有写谢迁队伍入城后劫掠烧杀，只说到“宦第皆为贼窟”这种极正常的事，因为官宦家深宅大院可以驻扎，有粮食供军需。而官兵破城，“扫荡群丑”却极凶恶，杀戮极多，至于“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虽然没有像张笃庆那样渲染恐怖气氛，却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出小说的主体情节：王学使七襄的宅第里“白昼见鬼”，夜闻鬼哭，让被官军杀戮的人鬼哭诉：“我死得苦！”这应当是作者作此小说的基本命意所在。
王学使七襄、王生皞迪都实有其人。王皞迪，名砖，是蒲松龄馆东毕际有的外甥，而年纪比毕际有还大几岁，称之为“王生”，是因谢迁之变时，他还没有进入中年，或亦表明这篇《鬼哭》是蒲松龄初始写作时期的作品，不知为什么把他拉来耳闻鬼哭，充当此异闻的当事人。王学使七襄，名昌荫，明末进士，官河南固始知县，入清，起为户部主事，擢福建道御史，顺治四年（1647）调顺天学政（《淄川县志》卷五“选举志”）。这年丁内艰在家，遇上谢迁之变。他在城中宅第中“白昼见鬼”，“夜闻鬼哭”，他仗官势持剑恫吓被官兵杀戮的谢迁兵丁之鬼，受到群鬼的嗤笑，当是当地书生或者竟是蒲松龄造作出来的，篇末“异史氏曰”：
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当陷城之时，王公势正烜赫，闻声者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愿无出鬼面以吓人也！
说王昌荫当官兵破城之时“势正烜赫，闻声者皆股栗”，意味着这位原本算不上烜赫的学政，应是在官兵攻陷县城后，参与了搜捕藏匿起来的谢迁党徒、特别是从逆的绅民的行动，受到了统领官军的官员的器重，绅民怕被指认为从贼、与贼有联络。小说中写他城破初始便匆忙入城，“扛尸涤血而居”，就说明了这一点；宅中“白昼见鬼”，夜闻鬼哭诉苦，他仗官势吓鬼，受到群鬼嗤笑，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中云“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即不得善终，俗话说不得好死，更是一句愤恨诅咒语，也是一句实话。《清实录·世祖实录》载，王昌允（“荫”译音改字）任顺天学政后，接连改迁，在监察御史任革职，顺治十四年（1657），“以窝盗杀人及诸不法事，讯实，弃市”，果然未得善终。这应该是蒲松龄敢于指名道姓的缘故。
《野狗》记述的是胶东于七之乱中一位乡民遇险的事。于七之乱发生在清初山东栖霞县一带，一度占领数州县，声势颇大。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派靖东将军济席哈会同山东总都祖泽溥统领诸路兵进行围剿，杀戮极众，株连甚广。《山东通志》、《莱阳县志》等书均有记载。淄川当省城济南通往胶东的大道，官军往返、押解俘虏都要经过。蒲松龄当时已经成年并成了秀才，多有耳闻目睹，有直接的感受，自然少不了要作小说。
《野狗》篇幅不太长，只粗陈梗概地记述一位乡民李化龙从山中归家的路上，遇到了两件险情。先是“值大兵宵进，恐罹炎昆之祸，急无所匿，僵卧于死人之丛，诈作尸”，未被发现，逃过一命。接下来“忽见缺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内一尸断首犹连肩上，口中作语曰：‘野狗子来，奈何？’”随后“有一物，兽首人身，伏啮人首，遍吸其脑”，又形成对乡民生命的威胁。他从身下地上摸到一块碗大的石头，“骤起，大呼，击其首”，怪物嚎叫一声，嘴吐鲜血，“负痛而奔”，又逃过一命。这位乡民遇到的险情，前一次来自“大兵”，是实写，后一次来自“野狗子”，是幻笔，故事将两者串联起来，同时放在了危及乡民生命的位置上，两者也就有了内在的隐喻关系：“啮人首”、“吸其脑”的野狗子是“杀人如麻”的大兵的象征物。
这种意思还可以从篇名“野狗”、人尸呼作“野狗子”的怪物之名寻绎出来。野狗子是“兽首人身”，犹说狗头狗脑的人。民间常用以指称行事不正的人，如称坏官为狗官，旧时代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为黑狗子，为权势者奔走效劳的人为走狗等。“野”有野外、野蛮、野生等多个义项。乡民不知其为何物，群尸呼其为“野狗子”，作者特取其为篇名，应当是深有用心，暗示镇压于七之乱的大兵是外来的野蛮的清兵，个中含有敌对的意思。
另一篇《公孙九娘》开头便明白交代：“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这段是作为小说主体故事的现实背景叙出，实则正是蒲松龄作此小说的命意所在。清廷派大兵镇压于七军，不仅杀戮极多，与于七军有牵连者也少有幸免，而且还大肆搜捕有嫌疑的绅民，多达数百家，押解到省城济南按察司治罪，重要者还要解往北京刑部狱审理处置。做过浙江按察使的著名诗人宋琬，就涉嫌全家男女老少许多人被拘捕下狱受刑，有的受折磨致死（《九哀歌》，《宋琬全集》）。这件历史大惨案，清代官方史志载其事，都不言杀戮之多，株连之广，当时众多的著名文人都缄默不语，蒲松龄假小说且是公然书写之，果是有民族良心和勇气。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特称赏此篇，评之为“《聊斋》四百篇中的案首”（《读〈聊斋志异〉札记》，《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二辑）。
四
在蒲松龄创作旺盛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三藩之乱。三藩之乱震动全国，波及面甚大，经常与缙绅、地方官员交往的蒲松龄也时常听到有关三藩之乱的社会传闻，记之于他的《聊斋志异》书中。三藩之乱又毕竟是远方的事，零碎的传说不会像发生在周边的事有所目睹和亲切感受。所以，篇什较谢迁之乱、于七之乱所写，却大都是“闻则命笔”，不甚动心思地记之。美国学者白亚仁（Allan Barr）作《〈聊斋志异〉中所涉及“三藩之乱”事迹考》，对《保住》、《张氏妇》、《男生子》、《厍将军》四篇做了认真考证：《男生子》篇所叙杨辅，据《清史列传》卷七，实名“富”。“闽抚蔡”，杨被疑有二心而遭赚杀，应为江西南瑞镇总兵董卫国干的。《厍将军》主人公厍大有，实姓“库”，民国《洋县志》载其人。又考明《张氏妇》所叙“三藩作反，南征之士，养马兖州”，蒙古兵淫污民妇，均为历史实况；张氏妇出奇计诱杀三个欲施强暴的蒙古兵，自然是传闻，但却不失实。白亚仁认为四篇涉及三藩之乱的叙写倾向性都有点“模棱两可”，与当时官方立场和主流思想不甚一致。《保住》写吴三桂手下的勇士“健捷如猱”，神乎其技，直如一篇剑侠传，无任何一点贬意。《张氏妇》开头即云：“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得尔仇之，兵则不敢仇也。”文本明显是暴露清廷官兵，与官方讨逆（三藩）之说，唱的是反调。《男生子》里杨辅被疑有二心被赚杀，成为屈死鬼，“闽抚”成了讥讽的对象，与官方记其本事相左。《厍将军》让叛伪朝（吴三桂的周朝）、降清朝的厍大有受冥罚，固然可以如文末作者所说，他有悖“国士庸人，因知为报”的道义，但就现实实际而言，谴责的还是重在他叛吴藩降清朝的叛卖行为。现实的功利性远胜于抽象的道义原则。清朝对胜国降臣降将，当时都是论功行赏的，待到后来社会安定下来，才捡起道义原则，将他们列入贰臣传。
《聊斋志异》中还有几篇显隐不同地关系到三藩之乱的。《小棺》叙天津港船家，梦一人——自然是神鬼——预告将有人租船运载一批竹箱，要索以高价，并在墙上写了三个字。明日，果有人来租船，船家写出了三个字，“其人大愕，即刻而灭”，打开竹箱，装的是数万个手指长的小棺，“各贮滴血而已”，末云：“未几，吴逆叛谋既露，党羽尽诛，陈尸几如棺数。徐白山言。”这是由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将其留在京城的子孙家口及相关人等处死的事生发出来的荒诞传说，核心的意思是被杀戮的人很多。《衢州三怪》记述曾“从戎衢州”的张握仲言：那里夜间非常阴森可怕，钟楼上有“相貌狞恶”的鬼，人见之则病，且多死；城中池塘“夜出白布”，人踩上便卷入水中；塘边“寂无一物，若闻鸭声，人即病”。这似乎只是一个地方的怪事，首云“张握仲从戎衢州”一句，便示意其事是与衢州战事有关。按《清史稿》，吴三桂反，靖藩耿精忠响应，进兵攻浙江，清廷派大兵入浙江，浙江总督李之芳移驻衢州抵御，衢州仙霞岭成为耿军进攻和清兵抵御的险要重地，李之芳曾亲上战场“挥刀督阵”，战事特别激烈。（《清史稿·李之芳传》）双方争夺伤亡和地方破坏非常惨重。事后多年，剧作家洪升去衢州干谒，所见还是：“居人乱后惟荒垒，巢燕归来只数家。一片夕阳横白骨，江枫红作战场花。”（《稗畦集·衢州杂感》）不论蒲松龄听张握仲说过衢州战争没有，从“张握仲从戎衢州”一句，我们便可以悟出其所言衢州有此阴森可怕的传说生成之历史底蕴。
更有意思的是一篇《土化兔》，原文极短：
张靖逆侯勇，镇兰州时，出猎获兔甚多，中有半身或两股尚为土质。故一时关中争传土化兔。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生物生理变异古今多有，而土化兔，下半身尚为土质，确是“物理之不可解者”。蒲松龄自然不妨记之于其“志异”书中。然，此“物理之不可解者”并非发生在不知其为谁的“某”人身上，而是实有其人且又是大人物的事情，其中或有一定的关系。据《清史稿》本传：张勇初仕明为副将，降清后在陕甘地区追击李自成残馀队伍，继而随洪承畴经略西南，战功卓著，升为云南提督。不久，奉朝命还镇甘肃，三藩之乱起，吴三桂遣使招其响应，他“执其使以闻”，奋力抗击响应吴三桂的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的进攻，成为抗御三藩之乱的西线重镇，封靖逆侯（《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五）。又据李因笃为之所作《少傅兼太子太师靖逆侯靖逆将军谥襄壮张公传》，张勇又“不耻下交，从游多岩穴隐者”。“岩穴隐者”在当时多为讲究出处不肯入仕新朝的明遗民。李因笃便算是一位，不过他后来是应博学鸿词科入仕了。张穆《顾亭林年谱》载，康熙十七年（1678）顾炎武到关中访王弘撰，张勇曾派其子张云翼邀请这位声名远著的遗民学者去兰州。这可为李因笃说他“不耻下交”之一证。由于他是为新朝打天下非常卖力的地方大员，顾炎武自然“坚辞”。对张勇来说，应该是欲示好或云笼络而未得逞。（张崇琛《〈聊斋志异〉中的甘肃故事》）近间，赵伯陶示以所见，以为古有“土之怪曰坟羊”之说，六朝裴骃《史记集解》：“坟羊，雌雄未成者也。”又，古人称人一生前后行藏不一致者为“两截人”。由之认为土化兔的传说应是当时读书人不满张勇前为明将后投靠新朝的行径而造作出来的，可备一说。亦可以认为是讥刺张勇“不耻下交”，从游的“岩穴隐者”多是如李因笃那样前处后出、名实不一的人。文学的象征、隐喻往往有暧昧性、模糊性。这也只能说是揭示出了土化兔怪异传说的生成底蕴，蒲松龄未必知其所以然。
（原载《蒲松龄研究》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