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区域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22-08-25 00:05:42

进入专题: 共同富裕   包容性发展  

洪银兴  

  

   摘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现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底线。推动共同富裕尤其要关注城乡和区域的共同富裕,基本路径是包容性发展。针对城乡和区域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涉及先发展地区和后发展地区的包容性发展,发展的重点应转向后发展地区。后发展地区要实现现代化跨越也需要“四化同步”:补工业化的课,不是接受先发地区淘汰的工业,而是发展现代工业;补城镇化的课,特别重视吸纳发展要素的城市化;补信息化的课,通过信息化和发展数字经济与先发展地区进入同一起跑线;补农业现代化的课,关键是改变农业发展范式。共同富裕的区域协调要求先发展地区为后发展地区提供现代化要素,需要实现效率和共享的包容、先发展地区先富和后发展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包容、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的包容。

   关键词:共同富裕  区域   城乡  协调

  

   一、引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以此为起点开启现代化新征程,需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并发表了题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文章。在此背景下,经济理论和实践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促进提高效率的改革,如何看待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如何看待市场按照效率决定资源配置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将指出,在新发展阶段有效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包容性改革和发展。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中上等收入阶段,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但仍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这其中最大的威胁是收入差距威胁。吸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克服两极分化现象是避开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路径。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是绝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警示的“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现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后,相对贫困问题就突显出来了。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着力点。共同富裕不是拉平收入,而是要克服相对贫困。现阶段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自然原因引发的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不同地区由于气候、地理、交通等原因本来就存在收入水平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差距进一步放大为发展水平的差距。第二,由体制和政策原因产生的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在改革中实行的效率优先政策和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体制中,储蓄意愿强、技术水平高、经营能力强的个人,致富能力也更强。如果这些要素在某个人身上叠加,其收入会更高。反之,致富能力则很弱。由此便产生了收入的分化。第三,由权利不公平导致的过高收入,主要包括权力寻租和垄断收入。前者实际上是腐败收入;后者既有行政性垄断,也有市场性垄断。第四,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悬殊。除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差异外,其还与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有关。

   针对收入差距扩大的症结,共同富裕需要有针对性地推进。现阶段差距最大的是包括城乡在内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因此,推动共同富裕要特别注重采取发展的方式,其基本要求是包容性发展。

   二、后发展地区成为克服相对贫困的重点

   我国现阶段相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后发展地区,尤其是后发展地区的农民群体。因此,由克服绝对贫困转向克服相对贫困的着力点应放在后发展地区和农村。不同地区由于气候、资源、地理、交通等原因本来就存在自然差距。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差距进一步放大为发展水平的差距,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导致农村发展水平低以及农民收入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比)从1990年的2.21∶1扩大到2005年的3.48∶1以及2009年的3.66∶1。进入新时代后,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仍然较大,如2018年为2.69∶1,2020年为2.56∶1。第二,先发展地区和后发展地区的二元结构仍然突出。据统计,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均收入比,2000年为2.42∶1.2∶1。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2019年差距缩小为1.39∶1.02∶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比为1.43∶1.02∶1,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比为1.53∶1.18∶1,差距仍然偏大。第三,城乡及不同地区的产业差异引致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2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77544元),大都分布在先发展地区和城市,年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48540元),前者是后者的3.66倍。如果把区域差距因素叠加,则可发现城乡差距更大。如果将东部地区的城市居民收入与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比较,差距将会大得多。后发展地区的农村发展水平更低。过去绝对贫困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现在相对贫困的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由于上述原因,当前存在的相对贫困人群主要是务农的农民,尤其是后发展地区务农的农民。共同富裕特别要关注这些相对贫困人群的富裕。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对于后发展地区的不发展问题,人们一般是从其自然条件找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然条件对区域发展差异有重要影响,但随着科技、信息化的发展,自然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小,经济的发展逐渐从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越是生产力发达的区域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越小。因此,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是推动不同区域(包括城乡)在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包含“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共同就是要“分好蛋糕”,共享发展成果。富裕就是要“做大做好蛋糕”。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发展,不但要做大蛋糕,还要做好蛋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多次强调的,“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富裕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效率,这属于发展问题。尽管共同富裕看起来是分蛋糕问题,但从做大做好蛋糕的物质基础考虑,仍然需要提高效率。在任何时候都有富裕程度的差距,共同富裕不可能消除富裕程度的差距,也不可能简单地拉平收入,更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仍然需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此基础上实现先富帮后富。由此,既要坚持促进效率提高的理念、体制和政策,又要突出共享发展,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享发展成果。这就是效率与共享的包容。

   共同富裕不否认富裕程度的差距,但克服相对贫困问题还是应该有底线的。就像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时期的脱贫攻坚,明确以“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底线。这是以处于收入差距底部的居民收入提高为着力点。现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底线就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蓝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第三,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据此,发展进程中所要和所能解决的共同富裕问题有以下四个维度。

   1.家庭收入和财富占有的差距明显缩小。共同富裕不可能完全消除富裕程度和实际消费水平的差别,但是这种差距应该缩小到合理区间。“合理区间”如何衡量?可以用平均数和大多数的关系来衡量。目前只是用“平均数”来反映各个地区的收入和财富占有水平。此指标不能反映大多数人实际的收入有没有达到平均数。贫富差距越大,平均数越能掩盖低收入。发展就是要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占有达到平均数,从而提高共同富裕水平。

   2.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全社会的收入阶层分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显著提升并达到大多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结构性措施。虽然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已有4亿多人,在世界上规模最大,但目前我国还是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的金字塔型的结构。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大都集中在后发展地区和农村,这也是后发展地区缺乏发展活力的主要因素。共同富裕就是要改变这种结构,特别是要关注后发展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意味着更多的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这是后发展地区发展的动力之源。

   3.公共品的享用水平均等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些美好生活的需要大都涉及公共品供给。在基本实现现代化阶段的共同富裕不能排除在私人产品方面还存在差别,但面向居民的公共品则要求无差别提供。目前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很大,特别是需要享用者付费的医疗、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等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地区差距(不仅是数量更是质量)很大。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的GDP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各地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发展不仅要增加后发展地区公共品供给的数量,更要提高公共品供给的质量。

   4.人的知识和技能共同富裕。根据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2013)中的分析,财富和收入趋同的力量是知识的扩散和对培训教育的投入,也就是通常说的“富脑袋”。马克思基于现代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科学判断,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知识和技能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从而成为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现实中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区域和城乡居民获取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供给不均衡。特别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存在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相对贫困说到底是能力的贫困。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2013)中提出了“教育与技术赛跑”的理论。推动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居民知识和技能的共同富裕,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与技术发展保持同步,就涉及优质教育资源区域均衡分布,使后发展地区的居民平等接受教育和技能。

   富裕和贫困是相对的。富裕程度的提升过程会伴随相对贫困的发生,共同富裕的进程会使相对贫困的标准发生变化,贫困的底线会不断被提高。相对贫困的底线标准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共同富裕就基本实现了。

   三、后发展地区实现现代化跨越需要“四化同步”

   针对城乡和区域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涉及两大发展问题,即区域二元结构现代化和城乡二元结构现代化。从共同富裕的要求推进现代化,不能只是关注城市和先发展地区现代化的先行,更要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体现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经济现代化涉及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这“四化”是有机的相互支持的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当然,这种“四化同步”主要是先发展地区的经验,对后发展地区的发展也有重要启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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