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儒家思想纲领性作品，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为曾子所作。《大学》南北朝时始有单行本，南宋朱熹重新划分经传，调整顺序，增补传文，作《大学章句》，并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于是《大学》作为“四书”之一，升格为与“五经”相提并论的经典。
如何理解《大学》的主旨与根本，历来注疏多有歧义。大致来说，汉唐儒者注重外王的治国平天下，宋儒注重内圣的心性修养，现代学者百家争鸣，看法各不相同。东汉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是说之所以称为《大学》是因为是教人广博学习以从事治国平天下的事业。
唐代孔颖达疏《大学》：“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他发挥郑玄之说，《大学》主旨是为学治国，但以明德为本，诚意为始。这一结论显示了儒学从汉唐注重外王的治国平天下向注重内圣的心性修养的诠释转向。
大人之学即成圣之学
宋儒无论程朱陆王，都认为《大学》是大人之学。朱熹《大学章句集注序》认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集注》把“大学”解成“大人之学”。
什么是“大人之学”？朱熹后来在《经筵讲义》中朱熹进一步解释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是也。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记皆大人之学。故以《大学》名之。”
有人向他请教“小学、大学如何？”朱熹回答说：“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大抵大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到于此而后进。既到而不进，固不可；未到而求进，亦不可。”（《朱子语类》卷十四）
显然，他是从古代教育体系来论述“大人之学”，主要是指学习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进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的大学问。朱熹认为《大学》是“修身治人底（的）规模”，好像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大学》是“为学纲目”，熟读《大学》等于搭好了房子的“间架”，将来就可以“却以他书填补去”。这就是说，无论是做学问，研究儒家经典，还是做人，从事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大学》都为人们奠定了做人的基础和为学的规模，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借用《孟子》的观点对“大人”“大人之学”解释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
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
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
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
可见，大人就是具有仁心的人，他能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即把整个宇宙看成是有生命的整体，对天地之间的所有生命、事物都能够以仁爱之心待之，无私欲之弊，能够明其明德。反之，则为小人。
所以，大人之学就在于去其私欲之蔽，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可以看出，王阳明主要是从“大人”的本质特征上理解的。
总之，大人之学就是学做圣人之学，即成圣之学，希贤希圣之学。
修身为本
《大学》言简意赅，纲目明晰，义理深刻，把儒家道与学融为一体。就全书的文字结构，可以归纳为两大部分：
（1）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从大纲讲大学之道。
（2）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细目讲大学之道。
“三纲领”就是三条基本原则，是说人生来就具有善良的“明德”，但这种“明德”往往为后天物欲习染，需要经过“大学之道”的教育，使人们明白行善的道理，进而彰显自己的善行，推己及人，走入社会，亲爱于民，达到道德完善的圣人境界。
为了具体落实“三纲领”，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终极理想，《大学》设计了修养工夫的八条目，即就是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环相扣的步骤进行人生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
以“修身”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四项是“修身”的前提，后三项是“修身”的目的。就是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修身，离开修身的格、致、诚、正都失去了意义；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齐、治、平是修身的主体推衍。
因此，“修身”作为“八条目”的中心环节，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实现“止于至善”总体目标和达到“明明德于天下”最终理想的根本，故曰“修身为本”。
以修身为本，还体现了儒家思想和实践的内外、本末、终始关系。首先，“修身”的“身”不是指肉体之身，而是指身心一体的生命整体；“修身”是由内而外，内外交修，格、致、诚、正是内修之目，齐、治、平，外修之目。其次，在“八条目”中，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以修身为条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而由修身出发，便可能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就是上面说的“物有本末”。第三，针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言，修身是“终”（目标），其他则是“始”（手段），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事有终始”。
“八条目”还展示了双向互逆的逻辑思路：一是从“明明德于天下”到“格物”，即“明明德于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二是始于“格物”，终于“平天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两条思路正好相反，第一条思路是逆向的，是由终极理想向起点的逆推，前一项是后一项的发展，后一项是前一项的基础；第二条思路是顺向的，是由始基向终极的顺推，前一项是后一项的基础，后一项是前一项的发展，于是形成了一个太极图，前后照应，收尾相接，最后归结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是说对每一个人都是普遍适用的。“修身为本”，即所谓“知本”，“知本”就是“知之至”——最高的智慧。
《大学》的现代性阐释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对《大学》有现代性的阐释：“按照《大学》的说法，自上层统治者和文化精英直到贩夫走卒，都应以修身作为根本。根本不立则道不得流行。所有为着人的发展的道德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制度设施都依赖于修身，由此方可达致家庭稳固、社群规整、邦国安定乃至天下太平。这种与道德、社会和政治相通的个人主义基于一种简单的观念，即整体健全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活力。人的终极完善意味着家庭、学校、社群、国家乃至天下之每一以及一切成员的良好修养。”
因此，“修身在自我与形形色色的政治、社会、文化团体构成的社群的链环中居于中心地位。就个人方面而言，修身涉及复杂的经验学习与心智锻炼过程。
就人类总体发展而言，修身则为家庭稳固、社会有序和世界和谐的基础。……修身的核心地位促使中国思想家们将伦理付诸实施，将审美作为经验，将形上学转化为智慧，将认识论运用于沟通。”
《大学》虽然没有出现“内圣外王”四个字，但整体思想结构可以用“内圣外王”来概括。三纲与八目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对应。“明明德”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者相对应，具体修养方法是知、止、定、静、安、虑、得七证，都是“修身”份内的事，是属于内圣方面的；“亲民”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对应，都是“修身”份外的事，是属于外王方面的。
“止于至善”是总体目标，“明明德于天下”是最终理想，二者为内圣外王一体两面的统一。就是说，在三纲中，明明德是内圣，亲民是外王；在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由内圣达于外王，外王以内圣为依据。
这里的内圣外王只是相对的逻辑区分，其实是不能分开的，当我们讲内圣的时候是是强调内修为主的同时也必有外行，当我们讲外王的时候是强调外行要以内修为基础，而且在实际修养过程中内圣外王也是可以双向互动的。
“三纲八目”不仅是理论性的进修步骤，而且是人格养成的阶梯。通览四书五经，细绎儒学义理，体悟圣贤精神，我们就会发现儒家学说与实践都是循着这三纲八目而展开的。
所以，这三纲八目不但是一把打开儒学殿堂大门的钥匙，使我们能够登堂入室，把握儒家经典的奥义，领略儒学殿堂的基本结构，而且能够使我们把握修行践履的次第，找到人格提升的阶梯，从而实现理想的人格境界。
原载《团结报》2021年1月15日“文化周刊”，本文为未删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