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7 次 更新时间:2021-09-03 05: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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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进入专栏)  

   摘要:数字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也成为数字技术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数字文化产业的现状与未来成为重要研究领域。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演变分为技术未赋能、技术加持和数字技术赋能三个阶段。可以从赋能消费者、赋能创意者、赋能生产者、赋能社交行为和赋能文化传播五个方面来分析数字技术如何提升文化产业的效率,如何推动数字内容成为文化产业的主体部门和数字传播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数字技术对文化产业结构存在影响,文化消费结构、生产结构、市场结构和国内外比例结构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具有两大优势:大市场与传统文化资源。目前,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存在一个质疑,即数字技术的强大力量是否会导致技术表现强、文化内涵弱的问题。实际上,创作者追求文化内涵的动力和消费者对文化内涵的向往,将推动数字时代不断产生内涵丰富、持久传承的文化精品,数字与技术的融合既能形成多元文化生机勃勃的文化原野,也能造就具有深刻思想和精湛艺术表现的文化高峰。

  

   关键词:文化产业  数字文化  数字化传播  文化服务

  

   作者江小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  10008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P4—P34

  

  

   技术是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演进的重要推动力。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产生的巨大力量,推动着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既是技术发展的知识支撑和价值标准,也日益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要素和应用场景。

  

   20世纪之前,技术与文化的交集、融合和相互影响较少,致使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影响较弱。20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网络和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到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各个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也为数字技术提供了渗透最广泛、创新迭代最快、效益最显著的应用领域。

  

   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带来赞美也产生质疑:文化内涵的积淀与演进是慢变量,以十年、百年、千年为尺度;而数字技术是快变量,日新月异呈现新的形态。显而易见,当下数字技术居主导地位,引导着文化产业的非常态发展。长久下去,文化内涵能否传承和创新?文化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能否保持和延续?本文以传统文化产业的低效率特征为出发点,分析数字技术如何全面全链赋能文化产业和提升效率,如何改变文化消费、生产和市场结构,数字大潮中文化内涵如何创造和传承,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的突出优势。

  

  

   一、技术赋能与文化产业发展:历史回顾

  

   (一)文化及文化产业的定义

  

   “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据说学者对文化下过的定义有200多种,但仍然缺乏一个严格、精确并得到共识的定义。定义过于宽泛会失去特性,那就是天下皆文化了,没有给“非文化”留下些许空间。定义过于狭窄又不能概括和包容到位,例如将文化定义为“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那又会将许多承载文化内容的物质财富排除在外。在综合多种观点的基础上,笔者倾向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指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载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日常行为习惯和制度形态。

  

   “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提出已将近70年,但至今也没有统一的定义,甚至没有形成统一的称谓,在不同的国家被称为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文化休闲产业和版权产业等,内涵和定义也不完全相同。大卫·索斯比在综述他人相关定义的基础上有过一个描述式的定义,他将文化分为一个同心圆的三个层面,最核心的层面是“创意”,第二层为利用创意形成的有高度文化内涵的产品,第三个层面是具有文化内容的其他产业。这个划分同时兼顾了创意这个核心内容和在此基础上扩展的广泛产业链,在理论界和产业界有相对较高的认同度。(见图1)

  

   2004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和文化产业的界定和划分就大体上应用了这个思路: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2018年新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继续使用这个定义。根据这一定义,文化产业生产活动范围包括两部分:(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二)技术未赋能与文化非产业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许多生产活动得益于新型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极大提高,商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快速推进。但这个时期的技术总体上不适用于文化等服务活动,人们在实践和意识中,都未将文化与产业相联系,文化继续呈现出与商业无染、专注于精神层面的特点,并且与贵族阶层、知识分子等阶层的知识结构、意识形态和行为举止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诗人、教育家马修·阿诺德就提出:“文化不以粗鄙的人之品味为法则,任其顺遂自己的喜好去装束打扮,而是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也乐于接受。”毫无疑问,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化”与“商业”是不应该关联起来的。商业化会损伤正宗的艺术,使艺术为了追求利润而向低俗趣味靠拢和低头。阿多诺(又译为阿多尔诺、阿道尔诺)就认为,商业化使创作者已经不再从审美角度来制作音乐,取而代之的是上座率和经济利润,音乐作品丧失了艺术欣赏性,变成了商品的另一种符号形式,造成公众欣赏能力的退化。他们担心全社会的欣赏趣味变得庸俗不堪,文学经典无人问津,这些学者所提倡的是以这些上层欣赏的优秀文化作为提升人性的途径和手段,学习研究自古以来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价值资源,从中补充、吸取自己所缺乏的养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甚至认为现代文化常常比不上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如古典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等。

  

   不愿意将文化与产业挂钩的另一个观点,认为文化不能够创造财富因而不能成为产业。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中期的近200年间,许多产业借力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但彼时的技术主要是应用于制造业和运输业的“硬技术”,技术类型不适用于文化等服务业,并未广泛渗透到文化发展之中,导致文化与产业化少有关联。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就认为,那些能有效使用技术设备、吸引投资和带来财富积累的产业,才被认为是生产性的,而包括诸多类型文化在内的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斯密甚至编排了一个非生产性服务经济活动列表,包括公务员、军队、律师、医护人员、作家、艺术家、喜剧演员、音乐家、歌手、剧院舞蹈演员和其他私人服务以及家仆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能应用当时的先进技术扩大生产和创造财富。斯密甚至还要将文化活动再压低一等。他认为,服务业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重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

  

   在斯密时代及之后,这个观点非常流行,如李嘉图、约翰·穆勒、西斯蒙第等,都持这种观点。以约翰·穆勒为例,他着力于划分哪些特定类型的服务业是生产性的,他将效用分为三种类型,“包含于外在的实物中”“包含在人身上(例如教育)”和不“内嵌于任何实物中,而只能存在于单纯的服务中”,而“音乐表演者、演员、玩杂耍的”这些文化活动,都被定义为第三类。穆勒明确说:“我只将所谓的物质财富视为财富,将生产内含在实物中效用的运用视为生产性劳动。”上述角度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

  

  

   (三)一个经典分析框架:文化是低效率服务业的代表性行业

  

  

   美国学者威廉·鲍莫尔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发表了几篇著名的服务业文献。其中,他与鲍文合作、发表于1966年的文章是经济学关于文化产业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这篇文献中,作者以现场表演业为例讲述为什么服务业是低效率的部门:“乐队五重奏半个小时的表演要求2.5个小时的人工费用,而任何试图提高生产率的打算都会受到在场观众的批评。”这个分析框架对后来学者分析文化产业问题产生重要影响,对文化产业效率问题的判断,几乎等同于对鲍莫尔理论的赞同或质疑、反对。

  

   鲍莫尔在1967年的文献中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他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划分产业,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一个技术影响强的“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在这个部门,“创新、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带来人均产出的累积增长”;另一个是技术影响弱的“非进步部门”(non-progressive sector),这个部门由于新技术应用甚少,所以劳动生产率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其原因在于生产过程的性质。此时,他仍然举了乐队五重奏为例。这篇论文提出,美国许多大城市由于服务业成本问题导致了金融危机,即存在“成本病”(cost disease)。这个研究对后续服务经济问题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几乎成为了服务业研究的标准模型。不少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成本病”在很多服务业部门都存在,这一结果并不是因为服务业成本控制不好或者管理差,而是因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在生产方法和技术方面存在差异。鲍莫尔后来不断修订他的观点,转而使用更为复杂的解释,但直到2006年,他本人依然在按照这个基本思路研究服务业问题,并将现场艺术表演业扩展到了更广泛的文化产业之中。

  

文化产业的低效率问题源自其传统服务业的特征。传统服务业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结果无形”,即服务过程不产生有形结果;二是“生产消费同步”,即服务生产和服务消费同时同地发生,生产完成时服务已经提供给了消费者;三是“不可储存”,由于必须同步,服务过程也就是服务结果,过程结束服务结束,无法储存。上述性质使这些服务业具有以下经济学意义上的重要特征:第一,没有规模经济。由于服务生产和消费不可分离且是同时同步进行,消费需求又高度个性化,因此“批量”“标准化”“劳动分工”等产生规模经济的基本要求不能满足。第二,技术含量低。制造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高效率机器设备上,多数传统服务业是直接的劳务活动,难以普遍应用机器设备。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促使工业革命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都体现不到服务业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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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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