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从疑到信: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4 次 更新时间:2021-03-13 22: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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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虚无主义是五四时期特殊而又普遍的精神现象。为了超越虚无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精神的纵欲、物质的纵欲、逃遁的虚无与另类的虚无。老师辈的苦闷,是彷徨在新与旧之间,而学生辈的痛苦,则是在各种新思想面前无所适从。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让年轻知识分子暂时获得了以行动解决虚无的机会,然而运动落潮之后,又陷入了理想破灭之后的第二轮苦闷。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了寻找主义与组织的激进道路。

   关键词:虚无主义/精神苦闷/五四运动/主义/组织

  

   从1915年到1925年,是广义上的五四时期。在这十年当中,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何以发生?到五四后期,为什么知识分子告别了启蒙,一步步走向了“主义”和“组织”,最后终结了五四时期,开始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国民大革命?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有多种角度和途径,然而,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角度来说,有一个之前的研究相对忽略了的问题,即五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虚无与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摆脱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五四知识分子先是投身于爱国的行动,运动落潮之后,新的苦闷随之而来,而对“主义”的信仰和从个人走向“组织”,成为五四知识分子重新寻找救国路径和个人生命意义的不二法门。

   一、虚无主义的出现

   虚无主义是五四时期特有的精神现象,在五四前后的时代,无论是清末民初,还是1925年之后的革命年代,虚无主义都不是主潮。在晚清,亡国灭种的政治危机很严重,但有志于救国的士大夫们亢奋于变法、革命,内心的精神世界依然是充实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由儒家的两种秩序所建构。第一是以礼教为核心的政治秩序,第二是以“仁”为核心的心灵秩序。前一种秩序在晚清已经开始动摇,谭嗣同的“冲决网罗”,所冲决的正是以“三纲”为中心的规范伦理。但儒家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内核部分即“仁”的德性伦理,依然存在,“仁”与新的立宪秩序或民权想象结合,构成了晚清知识分子饱满的精神信仰。

   辛亥革命结束了王权专制,儒家所赖以存在的制度肉身轰然倒塌,成为精神的孤魂。随后是代议制民主制在实践上的失败,让迷恋民权的新式知识分子感到迷惘;而袁世凯从强人威权走向帝制复辟,以及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局的各种复辟乱象,又让人们对历史的倒退产生极大的恐惧,新的不知在何方,旧的又如此顽强。这让陈独秀等五四知识分子相信,共和制度之所以失败,乃是由于儒家的孤魂作祟的缘故。于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德性伦理开始动摇,从自我到家国天下的儒家精神世界由外到内全然崩塌,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降临了。

   蒋梦麟注意到,五四时期的青年心理,“事事要问做什么,就是对于事事怀疑”①。《今后应该怎样做学生》一文虽然发表于1927年,但其中流露的情绪与感叹其实从五四时代就开始了:

   旧道德破产了,新道德并不曾建设;旧文化鄙弃了,新文化也不能取以自代。在这彷徨歧途中的学生,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只无舵孤舟,随风飘荡。……前途茫茫,伊于胡底?今后的学生,实在不容易做啊!②

   清末民初思想界争论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很少有人讨论人生观的问题,但到了五四时期,由于人们对社会现状普遍失望,而政治失序的背后,是深层的心灵秩序之迷失,于是人生观的问题就成了大问题。

   对这一问题最为敏感的,莫过于五四的青年作家们。冰心在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中,借主人公彬君之口说:“从来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③。在1919年前后,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问题小说”,冰心、芦隐和叶圣陶是“问题小说家”的中坚,特别是冰心,她的几篇引起注意的小说描写的都是青年们内心的苦闷和忧郁:“世界上的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乱如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不想问题便罢,不提出问题便罢,一旦觉悟过来,便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④。对于五四青年的这种烦恼、惆怅和虚无的心绪,朱自清是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的: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⑤

   并非虚无与惆怅只属于年轻人,事实上,上一代五四知识分子也有自己内心的苦闷。五四有两代知识分子,一代是老师辈,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另一代是学生辈,如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冰心等。当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基本定型,精神世界深刻地浸润于传统之中,但又热烈地向往新学,如同列文森所说,理智上面向西方,情感上停留在传统。他们的观念与人格是二元的、分裂的,这从鲁迅和胡适对待婚姻的态度上,看得非常清楚。五四老师辈知识分子的痛苦,在于明白传统已经过时,但苦于自己的身心沉浸太久,无法自拔。新与旧、西与中、现代与传统,构成了内心的二元世界,似乎有两个自我在厮杀。黄远生说:“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⑥新旧思想不仅是新旧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更可悲的是新派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紧张。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黄远生吐露了自己在“过渡时代之悲哀”:“旧者既已死矣,新者尚未生。……吾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徒彷徨于过渡之时期中而已”⑦。

   如果说上一代知识分子徘徊于新与旧之间,那么下一代知识分子则是在各种新知之间感到无所适从。他们是自信的,相信自己是新时代、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化身,而且认定新旧之间不可调和,无法相容。然而,在眼花缭乱的新学面前,他们感到选择的困难,问题比答案更多,不知道该信哪一个。《新潮》的精神领袖傅斯年出国之前在给同学俞平伯和顾颉刚的信中承认:“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增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我现在自然在一个极危险麻乱的境地,仿佛像一个草枝飘在大海上,又像一个动物在千万重的迷阵里”⑧。

   五四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但怀疑到终极,是为了获得新的信仰。但当以怀疑的态度拷问一切新知识的时候,反而陷入了更深、更迷茫的精神迷宫,而无法落实内心的安身立命所在。于是,既自信又怀疑,就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症候。

   二、四种不同的纵欲与虚无

   面对内心的虚无主义,五四知识分子又如何试图超克呢?钱永祥提出,在一个祛魅的世俗化时代,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态度:“纵欲”与“虚无”。所谓“纵欲”,乃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的幻觉,对于人类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而所谓“虚无”,乃是当纵欲的亢奋高潮过后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瞬间崩解,沦为对一切价值的麻木形态。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有所坚持⑨。

   细细观察一下五四时代,亦是如此。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说过一段话:

   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哭;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途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⑩

   周作人在这里描述的,是面对旧价值崩解、无路可走时,四种不同的“纵欲”与“虚无”。第一种“纵欲”是精神性的,找到了新的皈依与信仰,“以为是往天国去”,这是五四后期出现的各种主义以及为主义献身的狂热。第二种“纵欲”是物欲性的,“醉了”“睡了”,精神的信仰既然陨落,那么就沉湎于身体的欲望之中,成为一个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第三种则是另类的“虚无”,“以为是下地狱去”,但以战士的姿态“悲哭”。第四种是逃遁的“虚无”,五四时期有不少知识分子自杀、出家,或者成为在家的隐士。下面就来仔细分析五四时期这四种对虚无主义的超克。

   先来看第一种“精神的纵欲”。

   陈独秀对五四时期的虚无主义有敏锐的直觉。他说:“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11)他在整个五四时期,要面对的政敌,除了旧派人物之外,就是虚无主义了,以为这是毒害新式青年的大敌:

   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还不满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底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底大毒。(12)

   陈独秀、胡适等老师辈启蒙领袖要在新文化运动所实现的,是在旧信仰的废墟上,建立一种以新知识为背景的新宗教。他们对传统是怀疑的,要重估一切价值,但怀疑本身不是目的,乃是涤荡一切以后,建立一座新的信仰大厦。这个信仰,便是科学。陈独秀说:“余之信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13)以科学代宗教,以科学代儒学,不唯陈独秀如此,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五四知识分子都相信,科学不仅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而且成了一种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包罗万象的“主义”。这就是一种“精神的纵欲”,以科学和启蒙为名创建一个不是宗教的宗教。

   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他的启蒙姿态不是知识性的,而是启示性的,如同一个启蒙的传教士,为的是布道一种新的信仰、新的观念。正是他这种真理在握、毋庸置疑的决然,让《新青年》杂志大放异彩,具有不可阻挡的思想神魅,吸引了一大批在虚无中彷徨的青年人。尽管后来陈独秀的信仰对象从法国式的启蒙哲学变为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但他的话语方式是前后一致的,而他本人也壮烈地三次入狱,展现了为新信仰献身的教徒精神,第一次是为了科学民主,第二、三次则为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

   如果说陈独秀的新信仰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基石上的话,那么,胡适“精神的纵欲”则是一种方法论的自信。他相信人的理性,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的科学方法,便可以通过点滴的改良改变世界,并且因此实现人生的“不朽”,获得人生的终极意义。这就是胡适后来自称的“我的宗教”。

陈独秀、胡适这样的老师辈启蒙知识分子因为有“先知”般的气质,容易陷入“精神的纵欲”,相比之下,具有知识型倾向的学生辈知识分子,当他们面对互相冲突的新知识的时候,反而显得无所适从。以傅斯年为例,他在五四时期所感到困惑的,是跌入了王国维式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陷阱。科学的知识是可信的,但并不可爱,而人文的趣味是可爱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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