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以国家形态为关联的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构建·第十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21-02-27 11:09:56

进入专题: 国家形态   田野政治学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无论农民个人,还是家户、村庄都存在于国家共同体内,其状况和命运与国家政权和制度息息相关。田野政治学是由国家宏观层面下沉到田野基层的,从自下而上的田野角度看待国家,又从自上而下的国家形态认识田野,由此将田野与国家形态紧密关联起来。没有国家关联的田野很难称之为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贡献之一便是将国家带入农村农民研究领域,发现农村农民的国家化进程,并通过建构“国家化”的概念,认识国家形态演化的关系叠加机制。

   一、起点于非均衡的中国政治

   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要素,也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学就是有关国家的学问。但是,国家又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列宁深感:国家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我是在1980年代接触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的。当时,对国家的理解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于国家权力。这是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权问题。二是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尽管讲到国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主要是涉及到不同的政治体制。我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进入农村研究的。1986年承担了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首批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由此涉及到城乡基层政治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和特点问题。

   1980年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学界也主要是围绕这一宏大问题展开,基层政治发展没有引起太多关注。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有复杂的原因,但也反映出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复杂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启“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的,并于1992年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从整体国家观中跳了出来,提出了中国政治的非均衡性特点。

   以往人们经常以所谓“大一统”之类的字眼来概栝中国政治社会的一致性特点。如果就国家的整体性,国家权力结构的一元性而言,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向国家整体之下的基础性政治社会之时,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远非仅以“大一统”的字眼就能概括和涵盖。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度里,政治社会状况异常丰富和复杂。在国家内的不同地方、不同社会组织单位、不同人群里的政治状况既有许多相似和共同之处,更有着不少的具体差别,表现出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非均衡特点。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非均衡性有中国这样突出。国家整体层次的一元性、一致性与国家统辖下的政治社会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结合,“大一统”与非均衡的结合,才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完整状况和典型特点。

   而中国政治的非均衡性特点又突出地表现为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之间的差别。当我们全景式地扫描和追踪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轨迹时,就会发现:在古代中国,虽然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一统天下,但专制主义政治在城市和乡村这两个社会空间中的作用和表现远非一样。以皇帝为首的权贵在各个层次的城市自上而下对四方发号施令,行天子之威。与统治堡垒的城市遥遥相对的广阔乡村却与国家政治生活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天高皇帝远”,成为皇权鞭长莫及之地。而在近代,当城里人津津乐道于海外传来的“民主自由”,并为之奔走呼号时,乡下人却十二分诧异:民主自由能当饭吃么?城市和乡村在政治方面的差异更是显而易见。即使在当代,虽然辽阔的中国大地普照着社会主义民主之光,但在城市和乡村却会折射出不同的色彩。

   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地域体,具体考察其不同的政治社会状况、特点和变迁,对于认识中国,特别是中国政治社会的进程与规律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又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国。中国文明史一直是伴随着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对立过程行进的,而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政治社会状况的城乡差别和不平衡尤为突出。对中国社会历史有过深入考察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分析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时指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为数极多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木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的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只有深入到作为中国政治舞台基础的城市和乡村社会内部及其相互间的二元结构,才能科学地解析发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扑朔迷离的景观。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该书力图将透视中国政治社会的视野投向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基础性政治社会,从城市和乡村这两个有着明显差异的社会地域体入手,对中国政治社会表现于城市和乡村的具体状况、特点、变迁及它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比较分析。全书分为三篇,对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城市与乡村的政治社会及其在国家进程中的角色进行了分析。2019年,该书进行了修订并以《城乡差别的中国政治》之名再版。修订说明:

   本书原书名是《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非均衡是一种状态,与差别、差异一样,是一种中性的状态。现在看来仅仅用这样一种状态,还难以深刻反映中国的城乡差异特性。修订本书时,在认识论上有两个突破。

   一是着力于中国事实的理论表达。人类发展有共同性。但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又有自己的特性。只有从中国看中国,从世界比较看中国,才能发现中国的特性。原书写作注意了中西比较,但是还没有形成自觉意识,也就是没有充分进入中国事实本身去对中国事实加以理论表达,以深入发现和概括中国事实本来的特性。

   二是以具体的人群作为研究的重点。城市与乡村是地域空间的概念。但政治学不是一般的研究城乡空间,而是要研究城乡空间里的人;不是研究一般的城乡关系,而是要研究城乡关系下人的状况和命运。政治学本质是研究具体的人及其政治关系的学科。城市与乡村构成了国家的两个地域部分,居住着不同的人群,他们在国家整体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原书注意到这一点,但理论自觉还不够。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修订后的书名为“城乡差别的中国政治”。在这里,差别具有相当程度的“差等”性,它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政治框架下城市与乡村的地位与关系。从事实看,中国的城乡关系不是平行的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地域空间的人群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表示城乡在政治共同体内处于不同地位,享受不同待遇,形成不同状况并有制度支撑的差等性。差等体现差别,同时又不限差别,它要表达的是差别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社会过程,同时也是人为的干预和设定的结果。

   政治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克服了城乡差等性的中国政治,则是更美好的政治形态!

   《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反映了政治学的学科自觉,这就是关注农村是为了更好理解国家。我们在进入田野,关注农村时,有着宏大的国家关照。修订后出版的《城乡差别的中国政治》则体现了田野政治学的自觉,更关注城乡两个不同政治空间中的人的关系与命运。国家问题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问题,而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最需要改变的则是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农民的生活和命运,其中包括农民的政治生活,由此将田野与国家形态关联起来。

   二、着眼现代化中的国家主导

   1980年代,中国进入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时期。在中国,现代化会带来什么,特别是对国家稳定带来什么?这是当时的学人较少思考的。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表明,现代化在带给人们全新世界的同时,也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状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政治不稳定状态会由城市延伸到农村。1990年代初,我们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并于1995年出版了85万字的最终成果《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该书主要探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对于国家稳定的地位。我在绪论中指出:

   政治稳定通常是就国家整体而言的。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总是由若干社会单元所构成。其中,城市和农村是国家的两个基本单元。国家的政治稳定通过城市和农村的状况表现出来。而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又决定了政治稳定在城市和农村的表现有所不同。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现代化初期,农村的政治稳定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格局中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及二元社会结构。这一后果又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城市和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居于不同地位,并扮演不同的角色。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而言,农村扮演着双重角色。

   一方面,农村是国家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源泉。这是因为,其一,农业是农村的基本产业,农村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生活品。无论在什么时代,衣食都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不管是“以农为本”,还是“无农不稳”都反映了农业和农村在国家稳定中的基础地位。其二,千百年来人和土地的关系培育出农民的务实态度。农民的需求较为实际,且相对不高。他们不会长时间为某种抽象的理念和激情所左右,所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的现实感和稳定性较强。周而复始,循时劳作是其人生习惯,安居乐业是其人生目标。这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其三,农业生产的分散性使农村社会缺乏有机的组织,更难以通过主动的政治参与争取和实现其利益要求,他们不仅需要也希望政治权威来代表和保护他们。因此,农村人口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性较强,而广大农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则为政制、政权、政策和政局的稳定提供了强大源泉。

   另一方面,农村又有可能成为国家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威胁性力量。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它的一个必然后果是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虽然城乡差别自古有之,但在传统社会里被视为天经地义和无可奈何的事实。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大众传播的影响、人口流动、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参与意识的增强,使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城乡差别不仅难以认同,而且愈益不满。他们要求改变既定的格局,变动感强于秩序感。其次,农民任劳任怨,有较强的承受力,但承受力总有一定限度。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可能得到提高,同时也会大大刺激他们的需求。但农业的一定弱质性决定了农民需求满足的有限性,农民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其利益要求难以充分满足,甚至会受到损害。工业的扩张和城市的兴盛往往是以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衰败为代价。农民需求扩张和满足程度较低的矛盾不可避免造成农民的相对剥夺感,为此积极要求改革现状,平等分享现代文明成果。……再次,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变动尤为剧烈。千百年来国家治理农村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将愈来愈失去有效性,国家对剧烈变动中的农村组织和控制难度增大,国家的有效治理往往赶不上农村的变动速度,从而为农民宣泄不满造成了难以控制的空间。第四,农村的现代组织性和法制化程度相对较低,制度化参与渠道较少,农民的要求和不满往往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方式的破坏性远远甚于建设性,从而构成对政治稳定的严重威胁。

美国的亨廷顿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大师,他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各自扮演的角色,指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他注意到了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但没有探讨革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对于国家稳定的地位。《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此。与此同时,该书还认为,“与‘欧美式’和‘拉美式’现代化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徐勇(华中师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形态   田野政治学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科建设与动态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320.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