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 宋涛:经济内循环:底层架构与制度方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3 次 更新时间:2020-12-14 15:31:49

进入专题: 双循环   经济改革   新发展格局  

赵燕菁 (进入专栏)   宋涛  

  

   在中美经贸冲突逐渐升级的背景下,为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央作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路径作出了重大调整完善,出现了历史性转变。这不仅令内循环成为当前舆论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更使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的观点被进一步接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也因此变得更加清晰和具体。作为一个新的概念,针对双循环难免存在一些争论和误解,其中较典型的观点认为,受国际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内循环是要将国际市场上消化不掉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国内销售;而针对未来在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是否存在倚重和偏废,二者孰优孰劣的争论正酣;中国经济是否会因此“内卷化”和再次“闭关锁国”正成为一种普遍的担心。现有的讨论更多地关注的是内循环下商品的出口与消费,忽略了决定经济循环底层的货币问题,货币地位的改变会导致经济竞争战场的性质随之转变。脱离问题的本质进行争论,既无益于凝聚共识,更不利于制定正确的行动方案。

  

一、外循环的形成与解体

   1.外循环的形成

   要启动内循环,首先要理解外循环的形成。198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洞察到西方经济升级伴随着产业转移,提出了发展“国际大循环经济”的战略构想,并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注意。随后,这一被归纳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构想被中央纳入沿海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学思想在中国改革中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当我们今天有条件把历史的镜头拉得更远后,就发现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其实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当供不应求时,产品价格通过消费者的竞争形成,供给方获得生产者剩余;当供大于求时,通过生产者竞争形成产品价格,需求方获得消费者剩余。当资本主义进入普遍过剩阶段后,拥有强大消费市场的国家就占据了经济循环的顶端。面对有限的市场需求,生产者主要通过产品种类和价格开展竞争。其中,产品的种类取决于发明和创新,在这一环节中,资本起决定作用——资本充裕的一方获得的资本价格更低,能够支持更长周期、更大风险的投资,进而把固定成本压到最低;而产品的价格则取决于生产和制造,劳动在这一环节中起决定性作用——劳动力便宜的一方制造成本更低,可以占领更大的市场。

   显然,对资本所有者而言,劳动力的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循环中的“两难”问题——高工资有助于扩大需求侧的市场规模,却不利于控制供给侧的生产成本。如果在全球化背景下把产业链进行拆分和空间重组,这一“两难”问题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外包低收入就业岗位,将制造成本压到最低;留住高薪就业岗位,扩大本地市场,从而在资本和市场(微笑曲线)两端占据全球分工的制高点。当中国由于其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被选中承接这个低成本外包的角色后,资本和需求“两头在外”的外循环就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主要特征;而美国由于其资本和市场优势,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分工对象。中国为什么会接受这一看上去更有利于资本的全球分工?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导致其资本极其短缺。即使是最不利的分工条件,只要能带来资本,就可以盘活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中国走出低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2.外循环的解体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早已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中国经济外循环的意义在于其巨大的体量和加入时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制度的升级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飙升。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但也由此埋下了外循环解体的种子。

   首先,美国在占据全球分工制高点并实现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导致国内不同阶级之间的财富迅速分化。一方面,巨大的增量财富流向与资本有关的产业;另一方面,大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向中国转移,美国国内的劳动在其中分享的份额越来越少,见图1。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美元自身的“特里芬难题”,但中国却被其当做一个“显而易见”的敌人。从长远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影响美国的市场规模,导致原有的驱动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动能弱化。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分工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式微,而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紧密相关,制造业的衰退会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美国的军工产业发展,而军工产业是维持美元全球货币地位的重要工具。

   其次,中国拥有1.3亿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巨大的生产规模使其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由于资本和技术分散在多个发达经济体,如果劳动和生产过于集中在一个国家,在资本与劳动博弈的过程中,资本和技术的议价能力将被降低,导致经济剩余转向拥有劳动力的国家。一旦劳动力在全球分工中获得议价能力,中国的人口基数会形成巨大的单一市场,中国目前已经形成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最大、最有潜力市场,随着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不断扩张。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下,中国市场势必削弱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垄断地位,迫使发达国家为竞争中国市场而展开竞争,全球竞争格局将因此发生扭转。发达国家为了削弱中国因经济规模而产生的竞争优势,保住市场定价权,只能回迁产业链或在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内重新布局,尽管这将带来生产环节的成本上升。

   在以上两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逐渐失去与中国保持原有分工格局的意愿。从中国来看,中国国内劳动力和资本状况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中国的剩余劳力数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当初被“选中”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可与美国的生产要素形成互补。随着经济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耗竭。抛开其他因素,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最好的“计划生育”。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医保和社保制度会对“养儿防老”这种“人格化的养老产品”产生替代效应,年轻人口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受此影响,中国将逐渐丧失当初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

   第二,外循环解体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发生了转变,主要是中国资本市场及与其相关的货币生成机制的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完成于21世纪初的土地金融无意中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资本市场,使中国一举摆脱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桎梏——资本短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可与日欧国债市场、美国股票市场比肩的全球三大资本市场之一。依托这一市场,中国解决了商品经济增长最大的束缚——货币短缺。尽管中国央行的基础货币(M1)发行仍受制于外贸顺差,但商业银行的衍生货币(M2)却借助土地资本急剧膨胀。原本“两头在外”的外循环中的一头——资本开始摆脱对外依赖。2005年后,中国大举进入资本密集的研发和创投等领域,迅速追赶头号资本大国——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甚至开始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向世界输出资本,使原本互补的资本—劳动全球分工格局遭到破坏。中国在资本阶梯上的迅速攀升使美国通过“美债—美元”融资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国际力量对比呈现趋势性变迁。

  

二、正确评估外循环

   长期以来,内循环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中一直是封闭、落后的代名词。主流经济学长期将对外开放作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使国内舆论对内循环具有天然恐惧。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外循环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真实作用,对内循环的恐惧就不会消除,正确的内循环策略也就无从谈起。

   从供给侧看,资本和劳动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大基本要素。凭借劳动力优势,加入全球化后的中国通过外循环获得了长期短缺的资本。但在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和劳动的供需关系最终决定着资本和劳动分享剩余的比例——若过剩资本追逐稀缺劳动,则劳动力价格升高,劳动分得较大比例的剩余;反之则资本价格提高,资本分得较多剩余。受制度和信用的约束,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生成能力有限,拥有资本的少数发达国家凭借自身优势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则为获得资本展开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分工中丧失议价权,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制,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需不振,经济增长必须依赖外循环,进一步固化了原有的分工格局。从需求侧看,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是决定市场规模的两个最主要的变量。虽然中国在人口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但内需长期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影响市场规模的另一变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缓慢。人均收入取决于消费者在生产侧所处的位置,由于中国劳动力在全球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无法实现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等比例增长。由此可见,外循环虽为中国带来了分工经济所必需的货币,但同时也将中国锁定在全球分工格局的低端环节。

   结果直观可见,对外开放全方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货币创造却因隐秘而鲜被提及。纵观中国历史,只要经济发展进入开放周期,就会出现大规模顺差,与能够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相比,中国对货币似乎有着永不餍足的嗜求。由于贸易具有网络效应,算术级数增长的市场分工需要几何级数增长的货币作为支持,巨大的货币缺口就成为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由于缺乏支持分工所必需的货币,乡镇企业依赖无需通过货币计价的农村土地成为改革开放前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改革开放从乡镇拓展到城市,货币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立刻显示出来。基于货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抽象为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形成的外汇占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信用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解决了流通货币的信用创造问题。尽管流通货币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乘数关系,但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基础货币生成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被赋予了重要和特殊的历史意义。相对而言,改革带来的流通货币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往往由于前者过于耀眼而被遮蔽,远未获得与前者同等的关注和理解。

事实上,“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超出了实现资源全球配置的最初设想,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底层架构——中国的基础货币生成机制。1994年的中国汇率改革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使贸易顺差为中国带来全社会分工所需的最核心的工具——货币。通过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美元生成了基础货币,大幅提升了中国分工水平,使反复爆发的通货膨胀彻底消失。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重申坚持改革开放,被作为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拐点。其实,从流通货币的角度来看,引致这一拐点的改革出现得更早。真正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内部动力的是1989年始于深圳且1992年向全国推广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一金融制度后期被冠以“土地财政”之名,通过以土地为信用的抵押贷款为随后的经济增长创造巨额的流通货币,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再如,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向冲击,很多人认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把中国经济带回高速增长,但实际上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与之前的“土地财政”一脉相承的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大量沉淀资本经此途径进入市场,不仅构成了房地产市场最初的资本来源,且通过房地产抵押贷款源源不断地创造流通货币,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货币不足的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很多研究将其归结为中国于2002年加入WTO,但事实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赵燕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双循环   经济改革   新发展格局  

本文责编:wangp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914.html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