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8 次 更新时间:2020-12-09 23: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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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马建标   王栋   金光耀  

   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举办“太平洋论坛”系列讲座。

   2020年11月27日,“太平洋论坛”第五期由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王缉思担任主讲人,主讲题目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本期论坛与谈人为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马建标,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

   本文系太平洋论坛第五期“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纪要,经王缉思老师审阅发布。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金光耀老师:老师们、同学们、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第5期太平洋论坛。本期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协办。同时,该论坛也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和汪熙先生诞辰100年。

   汪熙先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是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我们今天的主讲人王缉思老师,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新一代中美关系史和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王缉思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也是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在牛津大学、伯克利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外大学担任过访问教授。王缉思教授对中美关系有许多全局性、前瞻性的观点,对学界和决策层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很高兴,王缉思老师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刻,带来一个非常大家期待的题目——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王缉思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

  

   王缉思老师:非常高兴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太平洋论坛,我在准备今天的发言之前,看到一些关于太平洋论坛的过往讲座,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论坛,我觉得很荣幸。

   这次论坛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和汪熙先生诞辰100年。刚才金教授说我算是新一代,其实我应该是“垂垂老矣”,只能说比汪熙先生年轻。这让我回忆起八九十年代和汪熙教授的一些交往,对他非常尊敬,特别回想起80年代初汪熙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门户开放”问题,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我觉得汪熙教授坚持他自己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坚持真理。我向汪熙教授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感谢金光耀老师、马建标老师和王栋老师的主持和参与。

   今天我的主讲题目定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但是既然是与历史学家一起座谈,我想我还是谈一谈历史。因为现在关于中美关系已经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团队是怎样的,上台以后会在外交政策、内政方面有哪些调整。现在这些讨论已经很多了,如果继续重复,我觉得也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想从我个人对于历史的感受,来谈谈中美关系及其现状。

   我是1948年出生的,我认为我所经历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大家年纪比我轻,比如说70年代以前的中国和世界是什么样子,可能大家的个人体会不多,我在70年代以前也没有出过国,但是在国内还是有很多体会的。

   70年代以前,对时代主题的概念,是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的前70多年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都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中,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那时我们都坚信,这个时代就属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现在我们讲和平,但在当年我们并没有突出和平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刚才说的独立、解放、革命。而且在6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和1968年分别发表了两次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运动的声明。这都是我们现在不能忘掉的一段历史。

   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是时代主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国际上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对整个世界潮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我们党的正式文件,还是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从我个人认识看,我觉得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到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又发生一次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需要关注。当初我们欢迎经济全球化,到后来有逆全球化的潮流,我也很重视王栋老师最近出版的《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

   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会打仗,但我觉得打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双方出现某些军事上的危机,但是双方会加以控制,不至于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和平”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有安全就会有和平,但是有和平不一定有安全。就拿现在的新冠疫情来说,这不是和平的问题,这也不是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方面的安全。又比如说,拜登上台以后,可能会重新关注气候变化,这就涉及到生态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军事安全,而且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医疗卫生安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和平的问题仍然重要,但是和平的问题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安全的问题所替代。

   另外,我认为当今时代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公正。我们也提出,这个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或者说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公正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平等,所以公正问题更核心的就是平等问题。

   美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产生于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之间的对抗。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抗,不同的族群之间也在对抗,老移民和新移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白人觉得黑人命也是命,但是白人下层仍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全世界也是这样,世界上现在出现了一种很难逆转、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而贫富悬殊的差距又往往与人们所在的族群、民族、社会团体有关系。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分配不平等扩大的问题,这就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

   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带动和影响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变化,世界本身的趋势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外交的根基是在于国内政治。我们谈外交时可能有很多不同变量,我个人坚持认为,外交的基础是国内政治,而大国外交尤其如此。

   从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波动和滑坡来看,我觉得根本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变化造成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上“甩锅”中国,和美国国内族群矛盾的激化有关系。美国领导人把自己国内的问题说成是外国问题,打中国牌、打移民牌,捞取选民的支持,这个倾向在特朗普执政四年间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发生了比较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比较右的“茶党运动”。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国内遇到的种种难题,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都不会因为执政党更迭而化解。现在拜登上台,我们仍然会看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美国国内的变化,是一个很持久的变化,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面临的各种问题仍然会存在。

   我们讨论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首先要强调,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基本态度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不能对他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寄予太多的希望。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不变的。当然,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两面,一方面是竞争或者是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要寻求某些范围内的合作,但是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实质是不会变化的。虽然两者侧重点和具体做法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两国贸易赤字问题,通过关税调整令中国多进口美国产品。拜登上台以后他还会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重点可能不放在贸易赤字上,而可能更多的涉及到一些贸易规则,也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态度,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态度。也就是说,拜登高度关注的是经济规则问题。特朗普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也还会继续强调“对等”,也就是说。比如说,中国向美国开放多大的市场,美国就会对中国开放多大的市场。

  

   在人权问题上,也许拜登政府会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或者做得更多。比如说,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还有中美关系中核心的问题之一——台湾问题,这些基本态度是不会变化的,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大概不会比特朗普政府小。

   现在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美国人会问“我们是谁?”,美国人会说他们是黑人、白人,或者会说他们是新移民、老移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所谓的认同政治或者叫身份政治。

   从全球角度看这个问题,认同政治演变为现在全球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不仅在美国,也包括在欧洲、中东、非洲,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认同政治都在发生。从中国来看,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也存在认同问题,比如说香港、台湾的部分人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淡化,或者有其他想法。在新疆、西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裂势力还很活跃,这也是认同政治问题。

   因此,中美关系与认同政治是分不开的,我在观察中美关系时,更多观察的是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当中也包括了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比如,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什么。但是今天,美国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希望同样关注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十四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中美关系。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然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但是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才发生变化。而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我们在国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1979年以后,中美在经贸关系方面突飞猛进,我们派了大量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到美国,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合作,这也是中国的变化造成的。

而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也跟中国的变化非常有关系。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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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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