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安倍时代”及其政治外交遗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 次 更新时间:2020-09-23 22: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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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安倍政权的时代环境与选择

   “安倍时代”是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日本在21世纪初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努力适应“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秩序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安倍时代”,日本努力摆脱“后危机”阴影,全力应对世界大变局,以安全领域为切入点推动国家总体战略转型,并达到历史高点。而日本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硬实力规模相对缩水,人口结构加速老化,资产所得、收入、雇佣及地域差距拉大,“一亿总中流”神话破灭,对转型构成制约。“安倍时代”也是日本保守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2013年12月26日,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彰显了右翼民族主义错误史观。

   2006年安倍首次上台,为2012年以后长达七年多的“安倍时代”拉开了序幕。事实上,安倍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从这一时期就开始充分展示,并一直延续、不断发展。安倍推动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修改《教育基本法》和《国民投票法》,出台《海洋基本法》等,目标是摆脱“战后体制”,以政治和安全上的自立自主来谋求本国的战略空间。

   从2007年安倍首度黯然辞职到2012年再度上台的几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深度依赖美国等西方资本体系的日本饱受冲击。自民党福田政权、麻生政权直接遭遇了这场危机,并在施政中进行了各种艰难试错,而金融危机造成的深刻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此期间,日本对国际形势的研判逐步变化,危机感日益增强。一是国家实力对比转换。从2009年到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日本GDP的比重从95%大幅升至374%,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缩小,而中日差距则迅速拉大。2009年,美中日三国GDP全球占比分别为23.6%、8.4%和8.6%,而2019年则分别为24.4%、16.3%和5.7%。二是由此引发国际权力转移,即美欧传统霸权相对衰落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化,国际协调主要机制从七国集团(G7)逐步转向二十国集团(G20),各领域秩序、规则、话语权之争日趋激烈复杂。冷战结束之初,不少国际机构都活跃着日本人的身影。2019年天野之弥(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绪方贞子(原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相继离世,似乎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面对世界变局,再度执政后的安倍作出积极应对姿态,借助各种手段提升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全面调动软实力资源及潜在战略行动力,弥补硬实力欠缺。在之前民主党政权“拼外交”思路上,安倍又添加了“拼军事”思路,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成立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两次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以安全战略转型推动国家总体战略转型。

  

   世界大变局下日本的现实应对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进一步加速了大变局进程。对于日本而言,以往各种不利与风险因素依然存在,而且压力有增无减。在既定方针的延长线上,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强化了三方面的应对。一是加强自主力量建设。不仅包括自主防卫能力,也包括经济、外交及参与主导区域合作方面的自主行动能力。在坚持强化日美同盟前提下,以同盟“体制内发展”方式,积极借助美国的战略资产,来增强自身能力。除军事与外交“核心领域”的自主力量建设外,日本尤其注重在区域、全球合作中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概念,引领规则制定方向。

   二是融合推进对外政策,强化与世界“中等力量”的合作。在对外战略中,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各个方面混合杂糅,形成相乘效应。日本加强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全方位战略合作,积极接近“印太”区域大国,构筑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进而统合成体系性的“印太”构想。在“印太”问题上,日本的战略谋划与推广颇有成效,安倍将“印太”概念成功推销给上台伊始的特朗普,影响了美国的地缘战略调整。

   三是在中美之间把握综合平衡,保持有利站位。中美关系是世界变局的主线之一,日本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试图在中美日“大三边”的动态流转中保持灵活而有利的位置。中日关系有深厚又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渊源,面对中国崛起,日本心理压力上升,但又无法阻止这一进程;日美互为盟友,但日本也深知,美国未必是可靠的战略依托。日本在中美“夹缝”中生存,需要采取实用主义的外交姿态。2017年以后,安倍外交趋向务实,积极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与中日关系

   安倍辞职及其继任者的产生、“后安倍”进程的开启,折射出日本政治的变化。“后安倍”进程将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调整,但不会彻底抛弃历史文化底色。它将混合古典政治传统与现代政治机制,既有派阀幕后政治与利益交易,又有能力主义与公开竞争。人们预计,“后安倍时代”的自民党政治将带有“院政制度”色彩。

   2012年底至今,安倍的长期执政及其相当活跃的内外施政,给日本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从日本国家利益角度看,不少变化具有正面效果。在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大潮中,日本保持并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又与中国改善了关系。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并有新的发展,产生出互利双赢效果。201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重回3000亿美元以上。在可预见时期,日本的发展仍需依赖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带动。

   安倍执政后期,基于国家利益与政治需求,在对华政策上总体保持积极姿态,给中日关系改善带来的支撑效应是值得肯定的。安倍的辞职可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一定影响,或是“波动”,或是“冻结”,或是“漂流”,但不至影响大局、形成逆转或剧烈震荡。“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将存在“小的不确定性”和“大的确定性”。中日在疫情防控、供应链调整与新经济业态发展、区域国际秩序重组等方面的合作将更为可行且必要,并将产生互利的、且有利于国际社会各方的积极成果。去年6月,中日领导人在大阪G20峰会期间达成十点共识,强调中日同时进入了发展新时代,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去年10月25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北京—东京论坛”上演讲时说:“中日两国的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融合,中日两国的发展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而紧密相联。”

   这一趋势至少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支撑:一是中日之间深厚且不断更新的相互依存关系与合作收益前景;二是日本所面临的外交生存现实,即必须以相对平衡方式处理大国关系;三是安倍的继任者是安倍时期内外政策、包括对华合作政策的参与制定者与重要执行者。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潜在危机与风险在于,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基于对华压制目标,会持续加强对日本的压力甚至胁迫,促使其与美国深度绑定,选边站队。此外,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倾向及对华强硬舆论仍在持续上涨,在安倍继任者不具备前任那样强势控局能力的情况下,新政权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可能出现摇摆。

   在安倍任内,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寻常的曲折起伏。从2012年民主党野田内阁“购岛”引发的严重对立,到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的短暂会晤,中日关系一度降至冰点,直到2017年5月才迎来转机,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在“后安倍时代”,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是有利于各方的智慧选择。为此,需要日本新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建设性,中日继续加强对话、保持协调合作。

  

   杨伯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原载于2020年第18期《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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