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论疫情冲击下的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融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9 次 更新时间:2020-07-14 15: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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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疫情冲击下的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融资


贾康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摘要】当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我国经济呈下行状态,但是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未变,而且中央提出了扩大内需的一揽子刺激方案来推动经济升温,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充分注重有效投融资。将有效投融资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进行讨论,总结出四个规律性认识: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首选的致富切入点;路网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路网建设具有正外部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要合理地超前投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使用者付费”阳光化管理机制。

   【关键词】有效投融资;扩大内需;机制创新;交通基础设施

   【中图分类号】F283;F512.3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成了严重冲击。我国做出快速反应与积极应对,在基本控制住本土疫情之后,于防止境外输入病例和疫情反弹的同时扩大内需,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形成“组合拳”。其中,扩大有效投融资是值得进一步认识、重视和掌握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在经济下行的背景因素分析和对“有效投融资”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要领与优化配套问题。

  

  

   一、疫情冲击使中国经济下行的三个递起背景因素叠加,但长期向好基本趋势未变

  

   1.与疫情冲击相关的三个递起而迭加的背景因素。疫情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客观上是与之前已有的相关背景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叠加效应。因此,有必要梳理这三个递起并叠加的背景因素:一是2010年之后我国经济已经处于非常明显的下行过程;二是中美贸易摩擦;三是新冠肺炎疫情。

  

   在201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一直延续至当下,并且当前在“稳”的具体要求上还有“六稳”之说。在“稳中求进”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后来又用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表述——如果现在对此做一个总结概括,可以推论:中央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在2010年以后必须完成阶段转换。我国在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矛盾凸显期的特征绝对不可忽视,主要是结构失衡问题,该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简要地说:从“物”的视角来看,现实生活中有效供给一侧的空气、环境方面形成了明显制约,如大气污染、水流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可持续性,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从“人”的视角来看,这些年虽然我国已取得诸多发展成就,但在中国人际关系里非常典型的收入分配关系上存在矛盾的凸显,老百姓普遍感觉收入分配不公,存在基尼系数过高、收入差距扩大呈现两极分化特征。这些矛盾必须得到缓解,在人际关系方面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到可持续的和谐状态。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央特别强调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向一个更可持续的状态实现阶段转换。

  

   阶段转换其实也与国际经验相吻合。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保持在四千美元的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毫无疑问我国已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国际经验表明,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后,需要由原来的经济起飞且带有粗放发展特征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入速度往下调整的新阶段。我国与其他经济体在这一点上具有共性,即都面临着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如何处理好在增速下调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题。2010~2012年,主客观因素融合在一起,使我国的经济增速迅速落到了8%以下;往后三年里,经济增速又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到2015年只有6.9%2015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了一个长达12个季度的平台状态,以6.7%~6.9%的增速一直持续到2018年上半年。本来可以认为中央在指导方针上要求的发展阶段转换要表现为“软着陆”即实现“L”型转换已初步成型,但笔者提到的第二个影响因素即中美贸易摩擦于2018年上半年不期而至,使得年度经济增速向下击穿了6.7%的底线,2019年下滑到6.1%。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基础上,现在又叠加了疫情高峰期间造成的第三个因素,即疫情的冲击使得我国必须应对严峻的经济局面。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一季度的经济增速急跌到-6.8%。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但这毕竟只是一个短期的特殊现象。2020年一季度中,3月的情况明显好于 1~2 月合计,3 月的经济增速是-0.8%,已较接近由负值到正值的转换点。可见,整个一季度合计的-6.8%,主要是1~2月特别是2月疫情高峰期间造成的更深度的急跌合在一起的结果。短期冲击的主浪已经过去,目前我们可以在不确定性中看到确定性,即2020年经济运行由“前低”转入“后高”是必然趋势。4~5月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已达到3.9%~4.5%的同比增长幅度。

  

   2.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趋势未变。如果对2020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做一个粗线条的预计,相对理想的状态是二季度能够基本冲抵一季度的不利影响,虽然不一定能消除经济增速的“负号”,但也有可能使负值变得非常小,这是上半年大概率可能发生的。如果上半年最为理想地消除了“负号”,下半年三、四季度都是等于或高于6%的增速,那么全年平均增速就可以超过3%。在这方面常规的加码支持,中央决策层早有安排。在2020年5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做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代表性的政策如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以及财政政策方面发力提高赤字率的同时,将地方专项债提高了1.6万亿元的发行规模,合计达到3.75万亿元。

  

   这些政府财政资金合在一起,将追求乘数效应、放大效应,通过拉动商业银行系统的资金需求,调动政府外部社会资本力量等,支持经济增长由“前低”转入“后高”,以及为发展过程中有特别诉求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事项助力。在此过程中,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将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匹配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水利等方面)形成一揽子方案。

  

   由进一步的分析可知,虽然从短期到中长期仍然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我国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所伴随的决策层和管理部门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的判断,是实实在在有客观依据的。因为我国长期发展的支持空间、成长性所伴随的韧性与回旋余地都客观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经济发展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按照国际经验,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70%左右才算完成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完成一轮又一轮的城乡结合部向外扩容,一轮又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而交通网的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中非常重要、应在靠前位置考虑的事项。

  

   二、含非常之策的一揽子“扩大内需”布署必须充分注重有效投融资

  

   当下包含非常之策的一揽子扩大内需布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充分注重有效投融资。2020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强调: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要体现在流动性合理充裕这种适当宽松上,在降息降准通道上“该出手时要出手”,在制定“更加积极”和“三箭齐发”的财政政策时,除了要考虑应急、纾困、提振消费,一定不能忽视加强有效投资。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未来发展的后劲,衔接好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期目标和中长期战略目标。

  

   1.正确认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关于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已有很多的讨论,笔者并不赞成“消费就是现在提振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的着力点”的观点。主要理由如下:消费确实是所有经济活动(包括投资)的目的和归宿,消费就是要使得最终消费者——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但这个原理性的意义阐述并不否定消费需要投资的支撑。如果没有有效的投资,消费一定会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困境。消费的前提是老百姓具有可用于消费的购买力,即老百姓要有实实在在的收入,由此必须形成较充分的就业,在就业状况之下使老百姓的收入呈增长趋势。就业机会从何而来?就业后劳动者收入增长的支撑力量从何而来?一定是经济生活更靠前的位置上先有了有效的投资、融资。这种有效供给的能力按照升级发展的要求不断形成,而且能够引领消费升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一定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的。

  

   认清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后,便一定要注意在当下扩大内需的情况下,只讲扩大消费的内需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应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处理好,而且要认识到消费的可持续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不断得以实现的有效供给(产品与服务)的源头,是有效投融资所提供的有效供给项目。只有足够、充分地形成有效投融资,才能带动可持续性的消费,进而持续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融资。我国有效投融资的空间较大,以与交通相匹配的基础设施为例,轨道交通网的建设在我国中心城市是当务之急,与之相匹配的停车场、停车位、架桥修路、开通隧道,以及所有市政设施的配套(如排水系统,相关照明,具有人工智能的天网、天眼工程等),均需要合理计划安排。这种基于交通视角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被明确地写入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两新一重”内容中。当然,该类项目建设关键是要筹集到可用的资金和形成融资条件,相关的投融资机制也必须得到创新。

  

   关于上述交通建设项目,现以北京的情况作案例分析。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对北京整个城市发展规划已做出批复,即对其不再强调经济中心,而是强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北京的发展必须以轨道交通网为支撑,但这一观点成为共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就出现了堵车严重、交通不畅的问题,而实际上早在六十年代北京就开始修建地铁,但当时地铁轨道交通网并非建设重点,而是将重点放在修建环路上。环形的交通干道一圈一圈地建,被戏称为“摊大饼”,继二环之后,三环、四环、五环、六环陆续建成。这些环路提供的通行能力虽然缓解了拥堵,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需求的增长速度比供给的发展速度更快,最终导致北京的堵车越来越严重。至此,我们才不得不接受:靠这样一个建设路径,北京的公交体系有效供给是不能够按照意愿实现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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