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9 次 更新时间:2020-01-16 09: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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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  

   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陈寅恪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今天重读他留下的文字,我们仍很容易产生虽已隔世、而略无隔世之感的慨叹。

   这与我们身处于和他当年几乎相同的文化语境之中,应该有很大关系。

   正因为如此,陈寅恪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就愈加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我想到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他是一名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的现代学术巨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从事的是“不中不西”之学。所谓“不中”,虽然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有关“塞表殊族”题材的作品里,但其实也可以很清楚地从他探讨纯粹涉及汉文明史迹的许多论述中看出来:即不见于旧式经史之学的那种纯属近代性质的社会—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它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浸染,而不是从本土传统中生长出来的。

   尽管如此,读他的文章,你仍然会感到一种根深蒂固地只属于中国的泥土味。这又与他说自己的思想议论近乎同光、曾张的自我定位完全一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含蕴在他这番夫子自道背后的深意,今日仍很值得我们反复玩味。曾有人在陈寅恪的传记里,为此给他戴上一顶“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即算交代了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粗浅轻佻的看法。

   我觉得陈寅恪从中表达的,是一种委婉的批评,针对当时不同的力量自二十世纪初都逐渐走上用颠覆传统来谋求自新的道路选择。身为比曾国藩、张之洞年轻两三辈的后生,陈寅恪的思想、立场和见解不可能无所区别于曾、张。他想暗示的,与其说是他本人与曾、张思想及其议论的认同性,不如说是二者之间的延续性。

   他的自况似乎意在揭示,沿着曾、张的思想脉络,中国文化也完全可能遵循一条被现代中国人认为行不通的道路,终而融入现代。那是一条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盘之上重建它的现代形态的路线。

   我们做不到、也无须试图让历史退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节再重新开始。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在实现文化重建方面仍面临着甚至比当年更为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那么回过头来认真思考一下陈寅恪的上述见解,我认为仍然是必要的。

   第二,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他治史的出发点是“探求真实”,而其旨归则为“以供鉴训”。他的所谓“鉴训”,断不能按如今被说烂了的“古为今用”“以史为鉴”来理解。

   虽然他也说“宗统”,说“民族精神”,但他的“鉴训”聚焦于道德,因而也就聚焦于个人,而不是聚焦群体。在后一种情况下,道德非常容易被名义上的群体利益、或者所谓时代潮流绑架,对于行为方式正当性的伦理诉求从而也就经常以目标正当性为理由而被无情牺牲。在他的后二十年里,陈寅恪还能不断地讲课、研究和发表,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在于他的基本见解错开了当日浪潮的锋面,而没有直接与它相交接。

   于是就牵出了我要讲的第三点,陈寅恪对今日中国史学的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在于,他用自己的行动昭示我们,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只要你自己还想从事严肃认真的史学研究,经过努力,这一点总还是能够做到的。历史学要追求的,无非求真、求新、求精、求直。

   所谓求真,即追求一个得以安放所有不同史料、包括互相间冲突、乃至互相颠覆的相反史料的解释框架。如果否定求真,那也就斫断了史学的命脉。

   所谓求新,即不能满足于重复讲述那些众所周知的故事。历史学不能变成反复用来证明一个已知命题的习题演算。它总是应当提供能改变现有认识的东西。不求新,史学将立即萎缩成一摊子老生常谈。

   所谓求精,对史学来说最被人看重的,即如何从史料(尤其是从为人所习见的史料)中榨取信息的能力和技术。如果史料一经陈列出来,它所要说明的意义就能自动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么史家与一个兜售杂货的小摊贩就没有多少区别了。信息榨取的方法或技巧越有难度,史料利用者所显示的史学功底也就越好。不在求精的层面下功夫,历史叙事即难以拥有足够的内在张力,因而也不会有能引人入胜的美感和厚度。

   前三点都可以涵盖在陈寅恪说的“探求真实”项下。他用自己的作品为我们做出了卓越的表率。所谓求直,当然是指忠实地说出通过研究而获得的本有见解,但还不止是指这一点。这就要转回前面提到的“鉴训”。

   史学应当而且必须提供的“鉴训”,是一种根本的价值关怀,它的生命力超越了任何现实的制度,也超越了任何一种制度所形塑的特定信条。陈寅恪的作品之所以会感动能理解他的读者,就因为有这样一种根本的价值关怀涌动在他写下的字里行间。

   历史学的追求,除上述四者之外无他,也不应该再有其他。在这个意义上,对当前正在日渐流行的一些思维含混不清的糊涂主张,看来有稍加澄清的必要。一是反对所谓史学研究碎片化的主张。

   历史学要做的工作,本来就必须从解析自古至今积累起来的各式各样的历史叙事入手,然后才有可能利用在这个过程中被拆取出来的各种证据“碎片”,部分地或者全面地重构出某种新的解释框架。历史研究不能不聚焦于“碎片”,因为只有根据保存在前人留下来的形形色色历史叙事中的“碎片”,我们才可能想象或构拟出一个得以容纳所有已知不同证据的叙事框架。

   你永远也无法肯定,一个当下看来无足轻重的“碎片”,将来必无可能在另一个人手中被转化为成就某种新叙事时具有关键作用的预制构件。就此而言,不断增加“碎片”存量的劳作不但不应该被我们轻视和否定,反而值得我们敬重。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又几乎不可能全盘依赖经别人之手拆解或清理的“碎片”,便得以建立起自己的叙事,所以他必须具备独立“挖掘”并处理各种各样“碎片”的训练与技能。

   有一种更极端的说法甚至认为,只有碎片或细节,才是戳穿掩盖真相的层层谎言最有效的利器。所以阻碍我们去接近历史真相的,根本不是什么碎片化倾向,相反倒是所谓的“宏大叙事”。后者当然也离不开细节,却只是极有选择性地采用若干有利于论证的细节,而有意“忽略”、掩盖、曲解甚至动手销毁不利于立论的那些细节。

   任何有意义的史学反思都始于与现有认识不相符合的细节。反碎片化的主张恰恰可能杜塞由微观考据通向宏观思考的必由之路。当今中国史学的症结之一,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种既不微观、也不宏观,而甘心于泛泛而谈,停驻于中观层面的积习。有些碎片化研究陈义或许不高,甚而不无理由被讥讽为饾饤之学,但它至少还是学问。不上不下、言之无物的中观论说,就什么也算不上了。

   二是史学批评中“直指本心”的“禅法”。正如规避了对事物形式的明确规定性之后,针对事物本质的随意指陈,即可以蜕化为一种指鹿为马的恶性游戏一样,当史学批评不再针对被批评者的具体见地,而是从词穷理屈走到对他罪恶用心的声讨时,学术批评就已经从说理滑向诛心。

   如果研究者的动机导致他的结论离开了历史的真相,那么最有力的批判就是充分揭示出,他的陈述与结论是在哪些地方,以及如何离开了历史真实。如果你无法质疑研究者的结论,因而代之以对“用心”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只会堕落为漫骂。“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鲁迅的这句话其实说错了。辱骂和恐吓不是在说理,其实它正是被人们当作一场战斗来看待的。当然还有比这更严厉得多的战斗,那就离说理更远了。

   第三,今后若干年内,在史学领域里贯彻求真、求直的理念和学风,还会不会遇到什么外在阻力?我相信大概没有人会从根本上对史学应当求真、求直这两条提出异议。这里我想讲两个一向使我难忘的故事。

   一个是关于我的导师韩儒林的。1980 年代前期,我协助他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元代为修订历法而测量夏至日太阳影长时所到达的最北及最南观察点的位置。他把元南海测影所考订在今越南归仁附近。就在我把文章投寄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的次日,韩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你听今天的广播了吗?里面把元朝南海测影所定位于某地。广播里既然这样说,我们那篇文章就不适宜发表了。他要我立即将寄出去的文章追回来。韩先生收回了他自己的见解,但他也从未附和过把南海测影所定点在某地的说法。

   另一个是关于复旦的老党委书记杨西光的故事。1955 年5 月的一个周末,因涉“胡风分子”之事,复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被叫到高教局约谈,再从那里直接解送看守所。把贾植芳从家里接送到高教局的人,是杨西光。在他的小车上,杨西光一反往日神态,不声不响,但摸出两包好烟递给贾植芳。下车时贾植芳要把抽剩的烟还给杨西光,后者默默然对他说:不用了,留着抽吧。贾植芳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忘记饱含着杨西光歉疚心意的那两包烟。这是复旦留给后人的许多故事里最使人心碎、心醉的一则。

   当我们顺从有些人以为正确的选择,准备做一件随波逐流的事情时,我们心里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咯噔”一声。那很可能就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良知在发出呼唤,孟子称之为“人皆有所不忍”。

   回顾几十年以来,有多少善良人们顺应“咯噔”一声的呼唤而做出的行为,后来都变成了最感动中国的美丽故事!这两个故事体现了两条底线,分别是我们不能不遵守的政治底线和我们必须遵守的人道底线。守护住这两条底线,才有希望在中国把“人性的政治”从梦想变为现实。

   或许有人会把这些想法视为犬儒和乡愿。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陈寅恪对今日我们的某种提醒与启发。即使没有他的后二十年,陈寅恪也已是足够伟大的历史学家;可是时至今日,那后二十年已经成为陈寅恪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低调而坚定的终身实践中不可被切割的一部分。我们应当以此鞭策自己,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因为在任何时候,总是可以找到对促进中国文化的未来繁荣有益的工作,值得我们用尽丝毫无亏内心的努力去做的。

   《南方周末》2020年1月9日阅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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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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