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浅论中日关系的鉴往知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8 次 更新时间:2020-01-06 22: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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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先生主编了一本画册,选取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摄影作品,对19世纪中期迄今约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进行回顾,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友好合作聊尽绵薄之力。画册编辑委员会以近年来中外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努力探索切磋中日关系的内在规律以及影响双边关系的诸多因素。我在参考了汪朝光、于铁军、李寒梅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在此提出一孔之见,以为序言。

  

   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过去180年中日关系之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阐述。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的中国鸦片战争至1915年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署修改过的“二十一条”。在这一阶段,面对西方列强向亚洲的扩张,中日两国都被迫“开国”。但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相对成功地融入了国际体系,并学习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向其周边地区扩张。1894年,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而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日本则攫取台湾和澎湖列岛,中日国势完全逆转。甲午战争从根本上颠覆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1904—1905年,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的辽东半岛,随后又独占朝鲜半岛,进而觊觎满蒙和中国内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借机出兵中国山东省,接管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撤军无果。日本于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强行勒索在华的各种特权,试图谋求日本在满蒙权益的永久化。1915年5月,北洋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签署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即《中日民四条约》),激发了中国的反日浪潮。

   第二阶段是从1915年到1945年。在中国革命和内战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的侵略性逐步增强,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1937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中国的命运一度危在旦夕。凭借坚强的民族意志、庞大的人口数量、辽阔的国土,也凭借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合力,中国于1945年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1945年至1972年,是中日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没有严厉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致使中国的战胜国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1949年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随即于1950年爆发。新中国政府和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参加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旧金山和会实际上成为美国主导的对日片面媾和,在台湾回归中国主权等问题上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和隐患。

   在中美对抗、美日结成军事同盟、中美官方关系难以推进的情况下,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决定通过民间外交,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20世纪60年代初,中日民间交流初具规模,双边贸易也得到官方认可。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政治向右转,中国政治向“左”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双边关系遇到了更大阻力。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带动了中日关系的突破。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两国建交,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日双边友好合作取得巨大进展。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日本则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可以称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官方修改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使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摩擦点。此时,钓鱼岛争端开始浮现,但中日政府当时在领土问题上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使之未酿成冲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双边摩擦开始增多、加剧,甚至几度呈现危机状态。日本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争端等问题连续发酵,在2012—2014年间将中日关系推入谷底。直到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首相在北京会晤之后,中日关系才开始回暖。2018年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会见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标志着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但是要保证中日关系不再“脱轨”,维持长期稳定合作,还有待双方艰苦的努力。

  

   二、中日两国的不同发展道路

   决定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发展道路上,中日有两次决定性的分道扬镳。第一次分道扬镳发生在两国面对西方列强向亚洲扩张而被迫“开国”后。中日两国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商品、资本入侵的冲击和安全威胁。清朝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予以回应,即保留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仅引进坚船利炮,学习西方器物层面的技术和经验。虽有所谓“同治中兴”,清朝在进入现代化进程后步履蹒跚,危机四伏,无法建立先进的工业化体系和经济模式。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时代,以“脱亚入欧”为指导思想,大踏步融入了国际体系。在政治上,日本向欧美思想意识靠拢,在国内建构了一个合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部分采取西式政体,又保留了日本特色,天皇高高在上,独揽权威,却不管理具体政务,政党政治不成熟。在经济上,日本走上了国家主导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全面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同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产生了迥异的结果,并在甲午战争中导致了中国的屈辱和惨败。

   清朝覆亡,民国初立,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在发展道路上依旧徘徊犹疑。“以日为师”“以(苏)俄为师”“以美(英)为师”,都分别有中国各党各派和一些志士仁人进行理论倡导和实践尝试。国民政府中据称有“亲日派”和“亲美派”之分,孙中山在执政后期提出“联俄容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在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

   彼时,由于国内市场和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开始严重依赖对外扩张,发展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形成对周边发动战争的强烈冲动,首当其冲的对象国即是中国。欧美国家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释放这种冲动的紧迫感。以极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两国抬头,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日本国内军部势力的嚣张和军国主义的鼓噪。在截然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就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了。

   中日发展道路上第二次决定性的分道扬镳,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解除了日军武装和军事机构,取缔了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在美国指导下,日本制订了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和平宪法,天皇只有象征性权力而不干预政务。战后的日本进行农地改革、劳动立法,解散财阀,促使日本向民主制迈进。与战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等方面,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计划经济,剔除美国和其他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冷战初期,日本和中国分属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阵营。这次发展道路上分道扬镳的后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乃至今天,仍在双边关系中时隐时现地产生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将中日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差异,同现代中俄(苏)、中美及中欧相比,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色彩要浅得多。即使在两次战争和民族矛盾尖锐时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也没有在中日关系中占据突出的位置。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日两国基本上不对对方国内政治秩序构成威胁。两国都没有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对方的意图,对方的政治制度对本国亦缺乏吸引力。将中日双边关系同两国各自同美国的关系相对照,这一现象尤其明显。此外,日本自知其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过巨大伤害,问心有愧,在西方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鼓噪声中一直比较低调,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比西方国家更早恢复了对华正常关系。

   在比较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时,还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比如,日本虽然提出过“脱亚入欧”的发展方向,步入过同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歧途,二战后在政治上追随美国亦步亦趋,但在社会习俗、文化教育、精神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仍然保持着东亚传统,从来没有“全盘西化”,日本人也没有被很多西方人认可为“自己人”。反观中国,文化传统在100多年里不断受到巨大冲击、批判、损害。五四运动前后高喊“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前后“移风易俗”,市场经济大潮下“金钱至上”。一部分知识精英比日本人更激烈地批判西方,另一部分知识精英则在“西化”方向上比日本人走得更远(或愿意走得更远)。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也远远多于移民美国的日本人。直至今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儒家传统观念的关系仍然剪不断、理还乱。

   又如,战后日本在基本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之后,通过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间接调节。当代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可以说是建立在东亚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或可称之为“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贫富差距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相对完善,注重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强调人文关怀,教育和科技水平相当高。这些优势,在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立即引起中国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注意。40年来,学习借鉴日本经验,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处理同美国的政治经济矛盾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国际环境和地缘战略竞争

   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国际背景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固然是各自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国情的差异使然,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地理条件不同。日本是岛国,同中国相比国土狭小,自然资源不足,缺少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因此在近代西方入侵面前,日本的妥协与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而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向海外扩张。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被迫从朝鲜半岛、台湾等地撤回,借助新的国际秩序下的有利条件,洗心革面,通过技术立国、贸易立国,实现了经济飞跃。今天的日本再也不需要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完全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投资和在必要时吸收移民,来解决原料、能源与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不过,地理环境决定了当代日本所需的资源仍然需要通过海上通道获取。在本国不能大幅度扩充军力的条件下,依靠美国来维护远洋航线的畅通,便成为日本眼中确定无疑的战略选择。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日本,同已经拥核而尚未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朝鲜仅一水之隔,于是依仗美国的核保护伞和军事联盟来保障国土安全,在日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国土辽阔,邻国众多且情况千差万别。近代以前的中国是大陆国家,然而被西方列强打破国门之后,更多的安全威胁和通商机遇来自东方海上,但民族分裂和领土分割的危险也来自其他方向。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和自身的巨大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可能依赖任何单一大国的保障,20世纪50年代同苏联的短暂安全同盟被证明是失败的。中国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面向四围的成功外交。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远比日本要复杂,而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对中国的挑战也远远大于对日本的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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