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中国哲学研究4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5 次 更新时间:2019-09-29 20: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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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  

  

   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哲学研究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它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而承担着时代的使命。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以下从五个方面对中国哲学研究40年作一简要的述评。

  

一 、人的解放与思想解放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研究中国哲学的许多学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和束缚。比较典型的如张岱年先生,他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以致在此后的20年间不能从事教学与科研。在“文革”结束以后,张先生在政治上得到解放,虽已七十高龄仍焕发了学术青春。他不仅重新走上讲台,培养了多名优秀的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而且出版、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新著和学术论文,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等也得以出版问世。在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后,张先生连任多届会长,为引领和推动中国哲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张先生如此,其他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许多名家,他们的学术生涯虽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他们都认为自己真正“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开始有历届哲学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学成毕业。最初几届的学生大都是经“文革”时期的十年辍学,从农村、工厂而幸运地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其中的许多学生已经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学科带头人和中坚力量。

  

   人的解放必然带来思想的解放。“文革”结束以后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使中国哲学研究挣脱了以前被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枷锁,这首先开始于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和重要思想进行重新评价。如重新评价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庞朴先生在1978年发表《孔子思想再评价》,1980年又发表《“中庸”平议》,李泽厚先生在1980年也发表《孔子再评价》,等等。这些“再评价”从学术的立场,终止了给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思想家随意扣上“政治反动”帽子的做法,学者们的一些新视角、新观点、新话语也为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开启了新的广阔道路。

  

二、 突破“两个对子”,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特色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苏联日丹诺夫对哲学史定义的影响,所谓“两个对子”,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个最具权威性和普遍性的教条。凡对一位思想家和一个哲学流派的研究,都要被打上或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或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标签。而且这种标签又与“哲学的定性”相联系,所以还要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作阶级分析,打上或进步或保守或反动的标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研究逐渐突破了“两个对子”以及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进行阶级分析的教条。如对老子哲学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评判,对老子、孔子是否属于奴隶主阶级思想家的评判,一些研究者曾反复作出不同的评判,使人莫得其衷,而这种标签式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被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了。

  

   新的研究范式注重对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特别是注重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从而使中国哲学史研究从简单地服务于政治、只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回归到自身的思想理论特色和民族风格。

  

   学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较多地注重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这是因为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指出:“既然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则哲学上的区别更是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在这方面相继发表和出版了多篇重要论文和多部重要著作,如汤一介先生在1981年发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张岱年先生在1989年出版《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立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在1989年以后相继出版《道》《理》《气》《心》《知》等。在对中国哲学的断代史研究中,也有蒙培元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理学范畴系统》等。

  

   受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的影响,学界也重视对中国哲学固有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较系统性的成果,如方立天先生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而对中国哲学某一专题的研究则成果众多,如赵馥洁先生在1991年出版《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方克立先生在1997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刘文英先生在2000年出版《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冯达文先生在2001年出版《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这种专题性的研究蔚然成风,乃至相继有对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性情论、工夫论、境界论和历史观等研究的成果问世。

  

   随着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的深入,一些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并不在特殊的概念范畴,而是更表现在具有原创性的意象思维,从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引入了意象性和现象学方法等。如王树人先生在1997年出版《传统智慧再发现》,继而在2005年出版《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张祥龙先生也在2001年出版《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继而在2008年又出版《中华古学与现象学》,等等。

  

   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本来就深受西方哲学研究的影响。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它也不断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视角和方法论启示。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较多受到西方哲学逻辑分析方法的影响;而在80年代以后,则逐渐增加了存在主义、现象学、诠释学乃至后现代主义身体观等的影响。这种影响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从“他者”的镜像来反观自身的借鉴比较,一方面反映了中西哲学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哲学研究逐渐加深了对自身特点的认识。如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概念范畴与意象思维的研究,后者显然更加贴近于中国文化的象形文字、卦象数术、诗意表达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特点。对意象思维的重视,弥补了概念范畴研究的不足。当然,如果只有意象而没有概念范畴,那也称不上是中国哲学。如何恰当地处理概念范畴与意象思维的关系,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会有不同的侧重,可以各自发挥所长。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如何认识概念范畴与意象思维乃至直觉体证的互补,也将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

  

三 、中西哲学比较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无“哲学”之名,也就没有“哲学”这样一个与其他学科界限分明的学科。“哲学”译名出自日本启蒙学者西周,他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自“哲学”译名的成立,“philosophy”或“哲学”就已有了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性质。

  

   “哲学”译名在1895年出现在中文著作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十四卷修订本)中,它在当时的直接意义是要学习西方以及日本的近现代教育学科体制,而深层意义则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经学的思维方式,并为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自“哲学”译名传入后,中国学人就开始了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有识者如王国维指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哲学辨惑》),而此后对中国固有哲学的研究也一直是在与西方哲学的参照比较中进行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都不同程度地参照了西方哲学。而金岳霖先生在对冯著的“审查报告”中,就提出了“中国哲学史”这一名称的困难,即它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金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突出了如何写出中国哲学特色的问题,所谓“中国哲学的史”就是有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所谓“在中国的哲学史”就是把西方哲学视为“普遍哲学”,所写的是这个“普遍哲学”在中国的史。

  

   为了解决“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其“序论”首列“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而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张先生对哲学的“类称”与“特例”的说法,也就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张先生认为他所讲的“中国哲学问题”,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他由此强调了中国哲学有“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等主要特色。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哲学》一文,指出中国哲学有“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等特点,金先生实已不再认为“中国哲学史”有名称的困难。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受到重视,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与中国哲学有较密切关系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罗素等,他们论述中国哲学的一些史料文献也引起学界的兴趣,并有较深入的研究。然而,伴随着对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强调,以及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在文化研究中带有局限性的认识,使中国学界在进入21世纪时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参与这场讨论的既有“中国哲学”学科之外的学者(如一些研究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学者),也有“中国哲学”学科之内的学者。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中国哲学”早已是个事实的存在,其“合法性”是不容质疑的。

  

   对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中国哲学研究是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套中国哲学之“方圆”,也就是针对“以西释中”或所谓“汉话胡说”的问题。这些学者主张“自己讲”“讲自己”,实际上是拒绝了西方哲学的参照,而要回归中国文化自身的“学术”。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或“思想史”研究,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尽管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有种种局限或缺陷,但如果认为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都是“以西释中”或“汉话胡说”,都是“照着”或“接着”西方哲学讲,那也显然不符合事实,存在着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不熟悉或不够尊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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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年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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