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探索成就及经验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19-03-17 18: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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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  

   内容提要:40年改革开放历经三个阶段: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和市场机制的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全面深化改革;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经济成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市场定位取得了突破、成为开放型经济成功的国家;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与启示:改革要有明确的受益主体、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改革发展稳定协调统一;未来高起点深化改革的目标与任务:加快推进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改革任务、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方向、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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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此时,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成就,总结经验,为在新起点上的改革开放助力。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探索和突破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时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和国家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二是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三是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1]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也是改革开放起步的社会环境。

   在邓小平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合时宜提法,确立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2]其后4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可以说源于转折中国命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和市场机制的引入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在这一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人最独特的创造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启与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市场经济因素给予关注,并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加以重视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启动的改革开放,改革经济体制最初也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是作为一种调节和辅助存在。但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深化,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目标不断清晰了。[3]

   197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光达一行时,在回答林光达提出的“您是不是认为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P236)1980年,在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探索合乎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容之一。[5](P247)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现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认为,实践第一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实践第一要求改革开放突破各种“本本”、教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践第一就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实践第一要求改革开放不仅讲生产力标准,也要讲价值标准。邓小平实践第一的改革开放思想,有效地解决了部分人在改革开放中的争论问题。

   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大贡献,是他奠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6]“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走向成熟集大成之作,体现了他完全彻底的改革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不仅确保了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人对经济体制理论的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陈云写了一份《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的这个提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文字形式论述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最早的文献。陈云首先肯定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加以发展。他指出,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只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有鉴于此,陈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构想:“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7]他还强调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相应地增加。

   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专有名词,改革开放特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期,但从改革的实质是解决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开放的实质是加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角度看,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产生了。理解和研究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不能仅限于改革开放时期,而应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加以考察。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既要积极推动又要稳步前进的思想,是既要搞活微观又要管好宏观的思想。[8]

   邓小平、陈云这些论述,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打破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禁锢。他们的这些论述,大大扩展了市场调节的空间,把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经济的问题正面肯定下来。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当年曾收入人民出版社《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一书之中,发行10万册,影响很大。陈云《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在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作过传达,后收入1982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献和研究》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9](P35-36)邓小平的论述和陈云的提纲,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经济学家讨论市场取向改革形成一些重要观点。例如孙冶方、薛暮桥强调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作用。卓炯认为,社会主义应该,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熊映梧提出,搞社会主义必须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刘明夫等人认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指出中国几十年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造成的损失,就是因为没有搞商品经济。蒋一苇强调国民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企业应该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实行政企分开。经济理论界这些讨论,把邓小平、陈云的论述大大丰富和深化了。

   这一时期,在解放思想大潮中,中国逐渐理性客观地认识西方经济学。在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实际经济工作中,西方经济学及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市场化理论探索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0]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后,首先是一种实用工具,用来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决方法;其次是一种沟通的符号,有利于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沟通学习;最后是一种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西方经济学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推进了市场化研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们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突破,大大加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步伐。但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究竟是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商品经济为主,理论界长期争论,莫衷一是。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11]。所以党的十三大就没有再讲谁为主,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国家、市场、企业三者关系的重点,放在市场方面;提出要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所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时不再强调主辅关系,而且有向市场经济倾斜的意思。

   为此,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三大报告提出当时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旧体制机制向新体制机制转变的关键时期,1987年10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央党校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吴敬琏课题组等8个课题组,就我国中期(1988年-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这些课题组提出来许多观点、思路和设想,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起了良好的作用。大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或市场取向改革方向上完全一致,但在如何具体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中期改革主线是什么,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当时争论最大的有三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以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企业改革中心论或所有制改革中心论,主张中期改革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种以吴敬琏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着力实现经济运行机制转轨,以便为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双线推进,即两条主线论。[12]应当说,这些主张都各自成理,都有严密的论证,都是很好的研究报告。

   进入1988年,改革过程中多年积累起来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方面的问题开始集中显现。剧烈的通货膨胀,造成市场动荡、物价猛涨,整个经济发生严重波动。严峻的形势迫使“价格闯关”不得不停下来,改革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市场化改革受到很大的影响。

   1989年“六四”之后,情况有些变化。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邓小平在6月9日讲话中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提法,调回到“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P306),即十二大时的提法。一段时候,我们的经济工作也转到更多地用中央行政权力来管理经济,市场调节方面稍微差了一些。[13]

这一时期,学术界就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主张回归计划和主张扩大市场作用的人,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大量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设想。典型的有以下几种:一是主辅论。主张计划经济为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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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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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宁夏党校学报》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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