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作家说，做人，第一不要说假话；第二，大家都说时，最好保持沉默；第三，万不得已非说不可时，不要伤害到他人。

我首先想更正一点的是，其实假话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善意的假话，另一类是非善意的假话。善意的假话是人谦虚、有教养、富于同情心和爱心的表现。这应是人类的美德之一,而不应被贬斥。比如，你的亲人或朋友遭到不幸，为了减轻其精神压力，有时就应对其隐瞒事实真相，也就是说，凡是出于爱心和非功利目的而不得不说的假话，是仁者之心的表现。作者所指，应当是后者，是指那些逢迎拍马和构陷他人的假话。这是人类丑恶、肮脏灵魂的暴露，为正人君子所不齿。通常人们所忌恨的说假话，当都是指后者而言的。

从小我们就被告知，不能说谎，这应是做人的最起码的条件。圣人说，“人无信不立”。做人没有实话，谁还敢与你打交道？你如何在社会中生存？但可悲的是，在社会中假话之畅行无阻，有时甚至能统治一个时代的事，并不罕见。我们都读过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从皇帝到大臣，再到一般老百姓，为了一件并不存在的新衣，大家都在说假话，只有一个无知的孩子最终说了句真话。在这里安徒生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是想说，虚伪，人类的假话产自于虚伪的人性。当一个社会人的心态被虚伪浸淫以后，社会就会到处是“皇帝的新衣”。人为什么要虚伪？这恐怕要由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解答了。我认为这样的假话可能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当是那种逼迫你“非说不可”的假话。

是的，我们曾经历过那样的事情，或许有时还在经历。我们说假话不是因为虚伪，而是因为无知和胆怯。无知使我们无法辨别真假，随声附和地就说了假话；胆怯使我们面对真理，却佯装视而不见，违心地把假话当做真话说。当然，设身处地地为他人想想，也可以原谅。人生的第一要义是生存。如果有人把刀架到你的脖子上，同时又把金钱和美女摆到你面前，然后叫你在真话和假话中选择，同时也选择了生死、贫穷、富贵、荣耀，你该怎么办？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说假话。为什么不呢？生命只有一次，社会付给因说真话而遭受苦难者的报酬只不过是几滴眼泪和几声同情的叹息罢了，而奖励给说假话的人却是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寿终正寝。于是真话就成了社会的稀缺物，稀缺物就得用生命或苦难来换取。我看到一位校友问，北大的人，谁曾向马寅初先生道过歉？不由得悲从心来，感慨良多。

我赞同上面那位作家所持的一不说，二沉默，三不伤害他人的“假话原则”。这其实是为了生存，但又不能逾越做人的起码的道德良心底线的选择。在这选择中，我体会到了做人的艰难和无奈，看到了善的人性在恶势力下被扭曲的苦苦挣扎。

但我仍然怀疑“假话原则”是否真的能够做到。当一个形势来临，人不以说假话为耻时，你不说，就已经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了；当大家都争先恐后去说假话时，你不说，就又成了鹤立鸡群，接着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当高压下来，你不得不表态时，表态就关系到他人的生和死、荣和辱，“不伤害到他人”又怎能做得到？所以人生之艰难，有时你是没有选择权的。

因为如此，我们才倾情地佩服像哥白尼、布鲁诺、马寅初、张志新、彭德怀那样的真言人士，是他们在引领着社会前进。我们无愧地享受着那些真言殉道者们带给我们的社会进步和文明。

毫无疑问，历史的进步是建立在真言、真理之上的。假话不可能成为经邦济世之良药，却绝对是毒害社稷之鸩酒。饮鸩止渴，岂能长久？知道这一点，也就知道了权力崇拜者一定要慎用钳制他人的真话权。一个社会，只有当人不以说假话为谋生手段时，只有当人们不再把说真话的人视为英雄时，生存才不再艰难，这个社会才能被真正奠定在牢固的基石之上，长治久安也就从世代人的梦想变成可触摸的现实！

200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