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群众路线与知识生产的自主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 次 更新时间:2019-01-23 23: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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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  

   本文为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中国话语”发言稿。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群众路线与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对我们做经验研究的人来说,“中国话语”这个话题平常虽有考虑,却不是特别在行。这几年,我刚好做了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对国家治理实践中的群众路线做了经验上的处理。我自己的学术历程也碰到某些非常有趣的经历——包括跟研究对象、学术同行、官员,尤其是与媒体打交道,可谓是对知识生产的各个环节——调查、研究、创新、传播、运用等都有切身观察。所以,我想从群众路线的角度来谈谈知识生产的自主性问题,借以表达对中国话语的理解。

   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知识界的一条重要原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也是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方法。不过,今天这句话已经很少见了。如果要做一点反思,在今天“中国话语”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可能跟我们不再坚持这一原则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逐渐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提倡用专业语言和知识生产体系来研究论述相关问题。哪怕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还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名义恢复重建,但其真正做法是“西学东渐”,尤其是引进美国的学科体系。这就导致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的一整套论述渐渐失去了市场。平心而论,专业化之路是社会科学重建的必经之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识分子回归学院进行专业化的规范的知识生产,亦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问题是,西方的理论、概念拿来之后,如何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这是单纯的专业化知识生产所不能解决的。即便是在今天,所谓理论和经验“两张皮”仍然是社会学知识生产的障碍之一。人们往往习惯于从专业化的思维去看待这一现象,以为是专业化不足导致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我们偏离了实践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我们其实并未真正深入经验,深入中国实践,而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借用贺雪峰教授的一句话说,“麻袋上绣花,再怎么着也不可能精细”。没用扎实的经验基础,怕是不太容易做出能对实践有解释力的知识成果。

   近年来国家和知识界都在倡导中国学派。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中国学派非毛泽东思想莫属,最大学术团队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这样讲?这是因为,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非常多的理论已经溢出了政策话语,在专业的学术领域也是很有创见的。借用潘维老师关于话语的定义,这些理论非常有中国话语的特点。比如,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非常符合中国人所讲的史观。

   首先,它有立场,是非常独特的和西方不尽一致的人民主体的立场。2015年我出了一本书叫《找回群众》。有政治学的朋友说,“你真大胆,还敢找回群众”。事后我才体味过来,在政治学界讲“找回公民”是可以的,“找回群众”似乎就有点忌讳了。“群众”这个词对应的是西方的民粹主义,找回了群众是不是要搞民粹?很显然,政治学界受到了殖民话语的影响。幸亏我政治学学得不好,根据实践的逻辑用了这个书名。这个书名是编辑帮我取的,我觉得这个词挺好的,言简意赅,亦可表达这本书的主旨,就认可了。

   其次,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为什么“公民”这个词在过去一些年成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非常正面的词汇,而“群众”这个词却逐渐被遗忘了呢?很可能跟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引进公民社会理论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价值取向有关。熟悉有关背景的朋友都知道,公民社会理论曾是一个公共学术运动,它夹杂着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反思,以及对未来民主社会的期待。一定程度上,这个公共学术运动的确在后来产生了历史回响。我自己做过一些关于抗争政治的研究,发现肇始于2003年“孙志刚事件”的所谓“新民权运动”,所用的理论和话语策略,基本上都源自于公民社会理论。在公民社会的理论假设中,“公民”意味着理性、权利、反抗,而“群众”则意味着矇昧、依附和顺从。问题是,实践的逻辑是这样的么?哪怕是“新民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钉子户”抗争事件,抗争者所用的话语策略仍然是“群众”的逻辑。两相比较,我们猛然发现很多研究场域事实上是被一些话语所殖民了的。如果不加分辨,就很容易遮蔽事实真相。

   第三,它有核心概念。比如阶级是核心概念,早期用阶级,后来用阶层,这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中国政治运转一套系统的论述。在这个角度上,群众路线本身是自主知识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本。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标本不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是知识分子创造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团队创造出来的,是他们从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早期的实践者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这是实践者可以创造出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理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它本身具有知识生产自主性。因为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故而这些知识生产者不迷信理论和概念。

   群众路线作为自主知识生产的一个成果,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社会科学研究是有立场和价值的。今天,价值中立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准则。在具体某个研究中,这也许没错。况且,它也契合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传统。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知识生产体系,某个理论或概念作为解释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力量,却很难回避价值和立场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科学,某种意义上并未确立“中国”的地位,能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吗?实际上是比较难的。群众路线提供了一个样本,好的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可以统一的。比如,群众路线的第一个层次是讲群众观点。知识的生产者很清楚这个理论是为了干什么。它要回答的是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简单说,即群众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调查报告的“学术价值”何在。

   今天,从专业视角看,毛主席当年写的很多调查报告,也许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可以写出来。但这些文献为何经典?非常重要的是,这些经典文献不仅回应了实践问题,还融入了群众观点。因为这些文献是有现实和价值关怀的,所以研究是有力量的。按照今天“理论市场”的竞争法则,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取向似乎是对立的,似乎有价值诉求的理论往往就会丧失科学性;但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理论跟实际相结合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恰恰是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

   毛主席做《寻乌调查》的地方,距离我老家很近。客家妇女都是不缠脚的,干活比男子还多。革命动员起来了,当地妇女非常积极,比如去打炮楼的时候,还帮红军战士挑战斗物资。毛主席很疑惑,为什么这儿妇女的革命热情特别高?经过调查才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区的妇女解放工作确确实实有利于妇女。妇女解放到什么程度,如何才有利于革命斗争,却极为微妙。妇女解放是革命的应有之义,但让穷人翻身做主人也是革命的目标。如果按照法律完全支持婚姻自由,穷人家的妻子很可能为了更好的生活离婚再找个好人家,这就会损害贫下中农的利益,挫伤他们革命的积极性。最后,苏维埃政府就对离婚的条件做了限定,调和了贫下中农和妇女的利益冲突。

   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把妇女和贫下中农都动员起来,这两个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它们很可能是有冲突的。正是因为有群众路线这个有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体系,当时的共产党人才不会简单地套用大词,套用阶级概念,而是在革命实践和实际调查过程中,把阶级这个概念还原到了经验中,变成了活生生的、可以操作并政策化的分析性语言。因此,群众观点并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立场,还是服务于实践的理论武器。

   如何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待群众路线这个自主知识生产的理论成果?我觉得,群众路线很可能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方式。过去,我们主要依靠观念和意识形态去治国理政。官员只要学到儒家经典,不需要其他专门知识,就可以做一个好官。知识分子没有当官,回到村里也是乡绅,可以治理好基层社会。群众路线的产生意味着,治国理政仅仅靠观念和意识形态是不够的,还要靠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

   它在两个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第一,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政党和执政集团把调查研究当成政治合法性来源,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这么做的。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在决策过程中,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是关键一环。为什么今天社会科学足够发达的时候,党和政府还要求领导干部亲自调研?原因在于,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和老百姓保持联系,形成治国理政的经验质感,提高决策水平;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在调研过程中和老百姓保持联系,本身就是建立信任、提高党和政府公信力的过程。

   第二,群众路线有机融入到国家治理实践中,是政策科学化的保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和议程的设置、决策、执行、评估、反馈、监督等政策循环是完全匹配的。

   在这个意义来讲,群众路线既是一个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服务于实践需要,也是知识生产的有效路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不仅是立场使然,亦是“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走群众路线的。他们有专业知识,又跟工农大众相结合,可以用专业的知识解释这个社会,甚至改造这个社会。

   现在很多做经验研究的学者都知道,政府官员往往看不起做研究的。这个现象很普遍,原因是他们不仅经验比你清楚,对理论的理解也许也不亚于你。他们知道我们这一套学术语言代表的是什么,和实际差别有多远。这种状况,是好,也不好。好的是实践界的自主知识生产能力比较强,所以政策再怎么样,自有它的道理。虽然我们这些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对很多政策有很多批评,尤其是我们团队批评了很多,下去一调研什么都看不惯,看到的全是问题,但我们自己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全是问题,而政策绩效客观上还是不错的。很有可能,不是实践者错了,而是我们错了。从坏的方面来讲,现在的社会和政策实践太复杂了,很多干部跟我们讲,他们有知识匮乏的恐慌。他们特别需要智力支持,但是自己没有办法,而我们这些研究者又不能提供。某种意义上来讲,学术界的失职,越来越有可能制造政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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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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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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