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国家安全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4 次 更新时间:2006-10-24 23: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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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穗  

  

  茅于轼: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王教授谈国家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大家都很关心,王教授来讲的是政治方面的安全问题,时间一个小时,因为我们还有四位评议人,下面我们欢迎王湘穗教授给我们介绍。

  

  王湘穗:五月份的时候跟盛洪先生一块去意大利参加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我就安全问题谈过一些,在会上就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谈了一点意见,盛洪听了以后觉得可以来这里谈一谈。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天则所是咱们中国学术界的著名标杆,我跟大多数来的先生比较熟,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个纯粹当兵的,当了30年的兵,以前是空军的,军衔到了空军大校,除了上军事院校的几年,几乎都是在部队里工作的。作为军人来讲,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实际上就是打仗,但是你要研究战略,你不可能不谈,一般来讲,我在搞战略的时候一般是不会轻言战争的,特别是以前在讨论台海问题的时候,一些没有当过兵的就特别喜欢喊打喊杀,所以我就简单地说一下。96年我们在台海搞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演习,那个时候我还是在部队,领着一个师的部队跑到重庆去参加一个演习,那个时候还比较得意,但是在那个以后,我们传达了很多李登辉的动态,发现他从来不谈关于打仗的事,而只谈股市的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回来以后研究了两年,后来写了《超限战》,核心的意思就是战争已经发生了变化,和以前的战争完全等同于军事性的不一样,现在的战争已经超出了军事战争之外,从事战争的人也不见得是军人,使用的武器也不见得是一种知识装备,现代技术加上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战争固有的界限,所以我们命名为《超限战》。这种情况也不是像一般人说的提倡恐怖主义,也不是说各种方式都来,实际上超限战还是看到了人类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根据这个逻辑大概是这样,人类社会肯定是充满暴力的,但是到了现在,因为技术,暴力达到了一个顶点,我们现在有叫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我们管这种武器叫 “ 超杀武器 ” ,因为它超过了任何政治、经济的需求,实际上战争是一种政治的继续,总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但是这种武器超出了政治目标所能允许的程度就进入了一种比较荒诞的范围,我们经常讲核武器可以把地球毁灭几十遍,可以把人类杀死几百遍,已经超出了战争所需要的,这时候由于技术的发展,也由于人类理性的变化,就由恐怖平衡转到精确杀伤性武器,这样使用相对有限的暴力来达到政治目的。再往下,实际上现在有的时候连 “ 精确杀伤 ” 都不必要就可以实现战争的目的,我们管它叫 “ 飞杀 ” 的阶段,这就组合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实现目标,后来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李登辉这么关心股市,对于一个增产的社会、对于一个选举的政治,它作为一个政体,如果不能使这个经济很稳定,可能这个政权要颠覆,所以即便是在大军押进的情况下,他可能感到现实的威胁是来自经济的,或者说是来自股市的。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安全可能来自各个方面,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暴力的,我们只是反对滥用暴力,这里面就需要有一种更好的安全的战略,这样就回到了今天想说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应该是什么样的。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政府公开的国家安全战略,但是在国际间充斥着对中国安全战略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猜度和研究报告,我想中国现在是非常在意别人提 “ 中国威胁论 ” 的,那么由于中国军事不断地被美国说不透明,即使为了消除中国威胁论,中国也会选择一种比较开放的方式去公布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我作为一个学者,只是觉得中国安全战略现在有这样一些特征。

  今年三月份我到美国去访问,它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计划,去了以后我们跟一些战略研究机构有一些交流,跟政府机构交流的时候,他们普遍讲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国防不透明,我们私下就开玩笑,西方不愿意问妇女的年龄是多少,我们东方可能不愿意问我们军队有多少,为什么呢?按照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跟你汇报?更加内在的原因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权力制衡的观念。黄仁宇曾经说过,中国是不用数字化管理国家的,我后来就这么开玩笑,我说我在军队这么长时间,我们从来都没搞过预算,到学校2年以后才开始搞预算的,至少说明我们对于数字没有按照现代化的方式去管理,这个恐怕是一种缺陷,逐步地向这方面走,我觉得这个是外国人对于中国现行政治不够了解的一种表现。

  在讲中国安全战略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下扼要的回顾,对于国人来说,这样的回顾就比较简单,就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确实是建立在中国近代史的国家历史基础上的,可以说从1840年以后,中国就不断处在被一个外敌或者多个外敌入侵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图存恐怕是一个根本的目标。而在亚洲这个地方,中国和欧洲还是不一样的,欧洲法德之间是互有攻伐的,在中国好像跟日本或者周边的国家基本上不是互有攻伐的,每次中国和日本打仗的时候总有一些国土权益的丧失,包括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也一样,对于中国的民族心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是挨罪挨多了以后就容易产生受害者的心态,百年的挨打史使中国对于国家的挨打异常敏感,而且对于西方世界充满不信任,这一点倒不是说中国本身有什么更大的问题,所以在整个国家安全政策的选择上是有反应的,因此现在对于台湾问题也好、对于中日关系问题也好,都可以看出中国战略跟近100年中国国家近况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在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把国家安全战略分成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边倒的战略,就是1949年到1956年,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中国选择了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历史,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跟苏联结盟,当时是这么选择的,这恐怕是当时中国作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在世界上存在下去的唯一选择,尽管在那个时候,中国对于苏联在建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也还是持保留的态度,也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于独立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选择。第二个阶段就是反帝反和平演变的阶段,大概是从1956年到1971年, “ 苏共二大 ” 以后,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出现了背离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为了避免苏联式的和平演变,中国提出来准备早打、大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第三个就是一条线的阶段,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国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共同对抗苏联,采取这个战略改变了中国长期多面受敌的局面,获得了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见施加影响的机会,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国势甚弱,好像采取这个政策以后,在世界格局上起到了平衡美苏战略集团的作用。第四个阶段是反对霸权主义阶段,大概是从1979年到1989年,这是邓小平主导的,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大仗打不起来,中国就可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第五个阶段就是维护发展阶段,从1990年到现在,冷战格局解体了,分享了和平红利的中国开始关注经济建设,在国际舞台上基本上决定不出头、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在军事上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贯彻军队要忍耐的方针,压缩对军队力量的投入,中国面临着非常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这是中国国防建设的长期基本方针,通过简要的回顾,我们就了解一下中国安全战略发展的成因和演变的过程。

  和以往安全战略比较偏重历史的教训不同,我们现在中国安全战略更多地考虑当前的威胁和未来的威胁,这恐怕是在中国战略思维上向前看的一种转变,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安全战略,大致上要包含三个要素:目标、力量和运用这种力量的手段或者方式,因此可以把安全战略简单定义为安全目标并从全局的高度上谋划安全资源的运用,以实现最低目标的方式,显然确定安全目标是制定安全战略的前提,那么什么是安全目标呢?和以往的救亡求存不同,现在中国是偏向谋求发展以实现民族的复兴,对于中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最为重大的、最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的安全目标可以简略地概括为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创造持续稳定的环境,这个安全目标和其他国家的有所不同,一般来讲,在制定安全战略的时候首先要想敌人是谁或者威胁来自何方。美国这点也很明确,比如2006年的美国安全战略提出建立一个管理有方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是美国国家战略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比较远大的。之所以是这样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对于安全的投入很有限,既然你选择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那么你就不可能都把国家资源投到安全战略去。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数字有多少,我找到我们人大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的中国国防预算是2838亿,大概是351亿美元,占当年财政的7.4%,其中有1/3是人员和武器装备,据我所知,实际上可能还有武器装备的费用是不放在这里的,但是不会像美国人估计得那么高。这些费用实际上在各个国家都如此,美国公布得更具体,包括空军发展什么武器、对于这个武器的投入是多少,然后装备是多少,他就一直分到军种执行的项目,我们肯定做不到这点,再一个我觉得在一些实际工作中间,我们的随意性比较大,有的时候总装备部的某一个助理员可能就能决定相当大的军费投入。

  近年来对于中国国防不透明的说法很多,但是实际上如果了解了从1979年到1997年这18年的时间里,中国减少国防开支、扣除了GDP上涨的因素以外,实际上是负增长1.08%,考虑到这种因素的话,我觉得现在快速上升恐怕是可以理解的。我10几年军官,30年兵龄工资是2000多块钱,这样的收入实际上是很低的,所以有时候他们在研究转移干部政策的时候,总政部对一些政策的实行感到不可理解,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军官退役以后给予保留的工资大概是75%,然后根据你有没有立功,超过20年以后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这样的话,一个军官到最后可以拿到90%左右的工资,而美国就是70%左右,我说为什么我们中国军方愿意做而美国军方不愿意做?因为基数不一样,人家中校的工资远远高于我们这边的。

  同时除了安全资源的投入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现在中国没有重大安全威胁,整体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认为中国是遇到了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正因为如此,中国是小心翼翼地处理各种危机事件,防止各种危机演变成导致战略机遇期丧失的重大挑战,中国选择的是以极底的安全成本维护国家的发展,因此就成为现有全球安全框架的获益者,使经济在20年左右又很快地发展。尽管也意识到现在的全球安全体系存在着一定缺陷,但是也还是希望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改革,同时中国还期望区域的稳定和繁荣,因为亚太地区的安全和中国的安全息息相关。根据现在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要点有三个,第一个是它是控制危机,第二,它要改革秩序,第三,整合区域,这是中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内涵。

  然后我们讲讲控制危机的问题,所谓的控制危机就是防止颠覆性的破坏,主要是指不愿意发生的全球秩序、地区秩序以及国家整体安全框架的颠覆性破坏,现在的局面整体上对中国是有利的。长期以来防止敌对国家的入侵一直是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主要安全资源的运用,国际秩序的继续都集中在抵御外敌、准备战胜侵略,这一点与以往的安全战略有所不同,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家感到以领土扩张和争夺资源为目的的战争日渐示微,中国遭遇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低。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社会阶层利益的调整,经济一体化使中国难以回避各种国际争端,外患内忧导致突发性事件的大量涌现,因此作为原来非常性事件引发的危机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我感到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正在从防止抵御外敌的入侵转向应付危机,这是中国安全战略的转移,大量发生的危机和隐患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常态,甚至成了威胁国家整体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战略性威胁,中国的安全战略也逐步向应付危机转移。大家可以简单回顾一下2003年的SARS事件,它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公共卫生事件,可是在当时由于处置不当,导致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辞职,几乎酿成了一场重大的政府信任危机,从此中国政府认识到目前威胁国内稳定和国际秩序的主要不是大规模的军事冲击,而是各种各样的危机,如果对于危机事件处理不当或者反映过慢,都可能导致一些灾难性的时间发生,因此正在把应对危机、控制危机放到国家安全层面上去考虑,也通过健全一些机制、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提高对危机事件的处理,也包括一些国际的研究,像朝鲜问题以及伊朗核危机,中国也在建立一些处理机制,比如对于朝鲜危机,一开始觉得是个孤立性的事件,后来觉得不应该这么看,它可能是一个区域的,甚至不应该是区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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