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 次 更新时间:2018-12-24 14:38:55

向继东 (进入专栏)  

         清明临近时,妻老在我耳边絮叨:“今年回去吗?”其实,回去不就是在父母坟前烧几堆纸钱吗?而这对故去的父母,又有什么意义呢?

         父亲是2001年患痛风瘤去世的,前前后后病了一年多。开始阶段,父亲还能坚持种菜,后来就只能呆坐或是躺在床上了。我们兄弟都在外面忙乎,隔三差五回去看一下,陪伴他的就只有母亲了。我拍过母亲为父亲清洗伤口的照片,每每翻看,难免自责。有一次,父亲独自爬到楼上摸摸索索的,母亲问他做什么,他说:“痛得不想活了。”母亲说:“你也要为三个儿子想想呀!你如寻了短,乡里传出来好听吗?”

         父亲是条硬汉子,身上有再大的痛,从不呻吟的——正由于不呻吟,我们不知道他一直在忍受着巨大的痛。他的死,是因为左手背上长了个瘤子,县人民医院大夫诊断为痛风瘤。吃过不少药,我从省城也为他带过药,但药物对他好像没作用。后来一江湖游医给他瘤子划开引流,还用口吸了浓,这一弄,反而使病情急转直下,终于不治……

         如今想来,我最遗憾的是没能把他接到省城做一次全面的检查。论那时我的经济条件,也许不能满足很好地治疗,但做一些起码的治疗还是可以的。有一次回去,我本说通了父亲,答应跟我来省城做一次检查,可第二天他又变卦了。我说即便不做检查,看看省城也好啊。父亲说,人老了,看不出什么名堂了。我觉得,父亲多半还是心痛我花钱。那时我在省城谋职,没高铁,回去一趟要七八个小时。在父亲生病期间,我十天半月回去看一次,但也纯粹是看看而已,面对父亲的病痛毫无办法。我每次给他钱,他又舍不得花。我也知道,那时父亲需要的不是钱,但我又能给他什么呢?

         父亲严厉,呵斥起来很吓人,可在我记忆里,父亲从没打过我。大概是1975年,我正在大队(现在叫村了)小学当民办教师,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学,也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考试”,明明我的成绩比别人好,但最后被推荐去上学的却是另一个人,没办法,别人有背景。记得那天消息发布后,我足足睡了一下午。父亲从来不说多话,那天却走到床前叫我:“六儿(我的小名),起来,锄头把底下不误人!”父亲走了,我爬起来,又像平常一样做自己该做的事,一点也不敢懈怠。

         那时候,我正做着文学梦,把十里八里外缺了封皮的书借来读。没有电灯,就用墨水瓶做成的简易煤油灯,熬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母亲唯恐我多用了煤油,总是一遍又一遍催促我睡觉,可父亲一次也没催过我。母亲是文盲,父亲上过两年私塾,毛笔字也写得像模像样,但他从来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大概是八十年代初,我写了篇《父亲》的散文,投给我所在地区的文学内刊,居然发表了。收到样刊后,我在灰暗的煤油灯下读给他听,未等读完,父亲流泪了。当时农村已分田到户,父亲虽六十好几了,但还是一把劳力。由于大哥在县城里教书,家里的田地就靠嫂子去打理了。嫂子能干,可犁耙活儿自然不是女人干的。我虽年近而立,犁耙活还是外行,就只得靠父亲了。有一次,望着父亲在泥田里吆喝大水牯的背影,我突然有了想写父亲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篇小文。也许,是那篇稚嫩的文字中的真情,刺痛了父亲的泪神经……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闲不住的。小时候,家里烧的柴火都是父亲在劳动小憩时砍的。沟边溪旁,一丛丛老鼠刺别人无处下手,父亲戴上母亲特制的帆布手套,三两下就砍了一捆。记得十几岁时,有天傍晚父亲收工回来,嘴巴动了几下,我忙问他吃什么,他有点不耐烦地说:“吃亏!”可能,这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对劳累的感叹。我刚高中毕业那几年,当了大队民办教师,每年“双抢”时节,因为我能写些顺口溜,钢板字也刻得不差,所以我就不用参加繁重的“双抢”劳动了,只需每天刻写一份《双抢战报》,印了发到田间地头。

         过去农村“双抢”时节,人人都是泥一身水一身的,我则做完了自己的事,可以潜伏在家里读小说。傍晚父亲要给自留地里的菜浇水,他也从不叫上我,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做了。有次我说去帮他,他说:“我去算了,你去了人家看到影响不好。”他不像电影包氏父子那样对儿子读书寄多大希望,他也不知道我读的那些书,对我将来会不会有用。

          父亲活到八十二岁。八十岁生日那天,我们兄弟都回去了,父亲笑着说:“自己好像还是孩儿样的,怎么一下就到八十啦!”我们兄弟要他什么都别做了,他说,菜还是要自己种点,不能老去买,再说,活动着人也舒服些。有次我回去看他,他正挑着粪桶浇菜回来。我要他不要挑了,他说:“挑得起,就是腰有点直不起了。”当时他已经七十八岁了。

         在家里,母亲是领导者,一般事情大都是母亲说了算。父亲不善多言,也不多说话,母亲却是“刀子嘴”。有时,把父亲逼急了,偶尔也会做出激烈的对抗。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吧,那时虽然吃饭基本糊口了,但要吃肉不容易,一个月难得一次,只有到农忙或是过年过节时队里才杀一头猪,每人可分到三五两,四口之家也就是一两斤吧。那时生产队分肉,都是会计远远地大喊:“下一个,一斤八两的!”等屠夫秤好后再叫上是谁家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让人自己去选精择肥。那年“双抢”时杀猪,父亲分得一斤半肚皮肉,拿回去被母亲数落得急了,他干脆丢进粪桶不要了。母亲这下急了,只得忙从粪桶里把肉捞起来。那年月,谁舍得把那么大一块肉丢掉?只得洗了又洗,还是吃了。

          三年大饥荒时,我六七岁,饿得皮包骨,晚上做梦吵着要和自己同岁的“三多”“毛坨”换饭吃——因为他俩的妈妈是食堂里的炊事员。父亲饿成了水肿病,人快不行了。还是母亲灵活,把最小的弟弟过寄到油洋大山区,在那里换来一些红薯米,好不容易才熬到散了食堂。此后,母亲总是向我们重复说着父亲的一件糗事——

          原来统购统销时,父亲是个积极分子,他作为互助组长到县城里开了三天会,相信了将来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人每天半斤肉,四两水果糖”的幸福生活。当统购统销工作组来到家里征粮打封条时,母亲故意把楼上的一木桶稻谷隐瞒不报,父亲知道后,狠狠批评了她。母亲说:“将来要是没饭吃,怎么办?”父亲说:“你莫憨好吗?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每人每天半斤肉、四两水果糖,你还愁没饭吃吗?”后来过苦日子,父亲饿得全身浮肿,九死一生。几十年过去了,只要一说起过苦日子,母亲总是奚落父亲说:“果然是每天吃肉、吃水果糖,脸都吃成水瓜勺了,脚也吃成木桶了……”每每这时,父亲呆坐在一傍,苦着脸,只顾抽他的闷烟……也许,父亲后悔当初了,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但又岂止是父亲一人被忽悠?

          十多年来,对父亲我一直心怀愧疚。我曾对子女说:将来自己化作一缕青烟后,不要墓碑,也不用你们清明牵挂了,骨灰就撒在爷爷奶奶合葬的坟头,并书“你们的不孝之子回来了”,和着纸钱烧去,以慰双亲在天之灵。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7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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