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货币、信用与房地产——一个基于货币供给的增长假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0 次 更新时间:2018-10-27 20: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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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进入专栏)  

  

   摘要:货币数量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决定经济的效率,货币的数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在以实物商品为货币基础的时代,货币不足制约了社会分工水平。商品货币通过“储蓄创造货币”到“顺差创造货币”,就是为了解除货币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信用货币解除了货币的短缺问题,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货币现象。中国通过土地财政所创造的信用,成功转向“贷款创造货币”的信用货币机制,社会分工水平迅速提高。房地产是中国货币信用的主要来源,房地产政策对中国经济必然带来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商业模式视作经济环境中的“植物”的话,货币就是经济环境中的“气候”——看上去每一个“植物”都在独立成长,实际上无不受到“气候”的影响。不同产业生态的兴衰、转移,背后都有货币变迁的影子。

   尽管货币对经济的重要性早已被从费雪、凯恩斯、哈耶克到弗里德曼等众多经典经济学家所注意,但现代增长模型却很少将货币纳入理论的核心。他们大多专注于具体“植物”——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忽略了变迁的“气候”——增长的货币环境。特别是那些基于均衡的新古典模型——从拉姆齐、索洛到卢卡斯——货币几乎完全从增长问题中消失了。

  

一、分工模式与货币供给

  

   米塞斯在《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一书中指出:“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合作,是人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为尽可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