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23: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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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内容提要: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革命战争年代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得平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1949年建国后,他集众之力修订、撰写中国通史,进一步完善了其通史叙事。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站在底层劳动人民立场撰著通史,仍能为我们今天的通史编纂提供借鉴。

   关 键 词:范文澜  唯物史观  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1893-1969)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之一,被誉为“新史学宗师”。他穷半生之功潜心于中国通史撰著,在同时代史家中并不多见。所著《中国通史简编》观点新颖,视野开阔,规模宏伟,风格独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同时又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无须讳言,范文澜的通史叙事有鲜明的时代印痕,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通史体系,其地位不可抹煞。

   范文澜,初字芸台,改字仲法,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传统经史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北大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家黄侃和陈汉章,攻读中国文学、文字学、语言学。毕业前还就教于经学名家刘师培。当时的志趣是“追踪乾嘉”、“笃守师法”,以专精训诂考据为己任。1917年夏毕业后,被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聘为私人秘书。是年11月离开北大,先后在沈阳、汲县、上海等地工作。如蔡美彪先生所言:“他是新文化运动以前在北大学习传统国家的最后一班学生,并且是公认的高才生。”①1922年9月,范氏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邀,赴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兼南开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文论名著(包括《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和国学要略。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文心雕龙讲疏》,得到学界名流梁启超的赞赏,梁氏为此书作序曰:“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②此书出版后很快受到学界重视,范氏也自此崭露头角,赢得了学术声誉。大约在1926年下半年,范文澜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朴社”。③并出版《诸子略义》、《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等著作。这些著作常引录北大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先生的讲论,继承北大国学传统,可谓“当年北大国学的集其大成的继承人。”④

   早在1925年,范文澜已然逐渐开始由书斋学者向左倾革命者转变。⑤他走上街头,投身五卅反帝游行,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籍。1926年开始阅读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5月天津警察当局派人拘捕范文澜,得张伯苓协助避走北平。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范氏随即失掉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进步组织。1930年9月以“共党嫌疑”被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由蔡元培和其他大学教授联名营救,两周后获释。1932年范氏受聘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兼主任,次年出任院长。他的住所成为北平地下党组织与左派人士的秘密联络点。1934年8月,范氏再次以共党嫌疑被逮捕,解往南京警备司令部拘押。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出面交涉,由北大及北平各大学教授24人联名保释,1935年1月出狱。⑥此后,他的“学风与文风为之一变”。1936年出版《大丈夫》一书,描述历史上25位民族英雄的壮烈事迹,激励民族精神。此书“在范文澜的著作生涯是一个转折”,“为尔后《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开拓了先路”。⑦

   1936年8月,范文澜赴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他先后在遂平县办抗日训练班,并投笔从戎,直接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⑧辗转活动于嵖岈山、竹沟、信阳等地,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⑨在此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夜间伏在小灯下读《联共党史》和《斯大林选集》,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⑩1939年9月,他重新加入中共。10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决定让他转移至延安。1939年11月,范文澜携带刘少奇致毛泽东的亲笔信,自河南奔赴解放区政治中心延安。几经周折,于1940年2月到达延安,(11)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时中共中央正准备全党整风,毛泽东号召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范文澜即奉毛泽东之命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以满足干部学习之需。当时党内史学家不乏其人,为何此前主要从事经学、古典文学研究的范文澜被毛泽东看中而委以撰写通史之重任?这或许与范氏身兼“新”、“旧”不无关系,他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有对新学的精到领会,并在实践中服膺马克思主义。如齐思和所言:“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是最合适的了。”(12)也有学者指出,范文澜之通史撰著,得力于其早年的经学训练者甚多。(13)此外,范文澜与毛泽东在精神气质层面的契合也不可忽视。许冠三认为:“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亦如毛泽东思想之于马克思主义。”(14)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着力反对教条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文澜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积极践行者。

   范文澜组织研究室人员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人着手编撰,具体分工为:范文澜任第一编;佟冬、尹达、范文澜任第二编;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任第三编。这种集体合作并非易事,领衔者需要具备相当的资历和权威。范氏此时虽然已在主流学界有一定声望,但毕竟到延安未久,历史研究室资历较老的杨绍萱、谢华就拒绝参与。关于撰写过程,各人回忆略有出入。叶蠖生回忆:“在不长的时间内,大家都陆续交了初稿。但因为事先并未讨论出写作大纲,各人的作品不仅文风各异,而且处理历史的观点也各有己见,要加以统一相当困难,这使范老很为难。只有金灿然一人严格按照范老要求,只作材料札记,不作条理论述,范老认为这对他还有点帮助。既然无力统一初稿,范老就决心由他个人独力编写。”(15)佟冬的回忆则是:“大家编出资料长编后,交给范文澜同志统一修订。”(16)自叶、佟二人的回忆来看,范文澜最初设想是仿效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作法,让其他人仅作资料长编,而由他来统一撰写。但实际上除金灿然外,其余各人并不止于编纂资料,而着手撰史并有所论述,以致文风、观点各异。即范氏所言:“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组织上叫我索性从头写起。”(17)可见此次分工协作、集体撰著的尝试并不太成功,最终的写作基本仍为范文澜独力完成。

   范文澜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于1940年8月至1941年底撰成约60万字的书稿,1941年5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上册,1942年出版中册。出版后风行一时,广受欢迎。10年间先后有8种版本刊布。(18)此书出版时题署“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实际上“是由范文澜独立写成,学术界也公认为他的代表作。”(19)

   《简编》作为中国通史的典范之作,自出版时起便广受瞩目,1949年以后更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扛鼎作之一。但《简编》撰著于革命战争时期,延安资料匮乏;且以全新的视角、观点来撰通史,缺乏既有专题研究成果的凭借,只能自辟蹊径;加之以不到两年时间仓促撰成,难免因陋就简。进入北京后研究资料条件大为改善,范文澜作为延安史学的领军人物,对于撰写中国通史期许颇高,对《简编》自然不能满意。1951年,范文澜在中宣部机关所作讲演中对《简编》作了措辞颇为激烈的自我检讨。笔者得见其关于《简编》检讨手稿两种。1、原拟题目为《反历史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改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简编〉》,最后改为《割裂历史的〈中国通史简编〉》。2、题为《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检讨》的手稿。范文澜的自我批评过于严苛,将《简编》说得几乎一无是处。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看过《〈中国通史简编〉自我检讨》的列印稿后给范回信曰:“文澜同志:你的文章,略有修改……我想,如果能在文章中把你的通史的‘光明面’也提出一些,或者写在后头,则可以更为完备些。”(20)此讲演纪录后以《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为题发表于《新建设》1951年第二期。范氏着重检讨了两个方面:一曰“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曰“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21)范文澜同时向学界广泛征求意见。笔者从有关文献中曾得见夏鼐、郭宝钧、安志敏等考古学家对《简编》中涉及考古的内容所提意见之手稿,其中夏的意见3页,郭3页,安13页。唐长孺1950年对《简编》作了细致校读,手稿《〈中国通史简编〉校记》达160页,所提意见颇为具体细致。(22)于此可见,范文澜对于通史写作乐于听取学界意见,孜孜以求其学术的完善,这也是范著通史能够为学界所公认的缘由之一。

   范文澜将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后实际上为重写)作为首要工作全力投入。他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于1950年5月率先创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机构,并在所内设立“通史简编组”以全力从事《中国通史简编》之修订。(23)他自己也无疑将工作重心放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上,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所内同仁“深入钻研”,要为“古代史、少数民族史、世界史、苏联史”等方面的研究作准备,(24)体现出他的宏大眼光和精到见解,即将中国历史放在古今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去观察和研究。这一构想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不过,近代史所的通史组一直以来研究力量颇强。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强调“厚今薄古”的研究导向,在近代史所内部,也曾有人指责范文澜潜心撰写中国通史为“关起门来写书”,不能为当前的政治服务。(25)

   范文澜为撰写通史倾注全部心力。中科院建院之初,中宣部曾提名范氏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执意辞谢不就。(26)1953年11月15日,范氏致函吕振羽,表示中科院琐事太多,“长此下去,我将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如果这样,我将死不瞑目”;并表示:如果中科院不能给予充分的工作时间写书,就“决心离开科学院”而调东北人民大学。(27)1959年后,他患心脏病,医生劝他休息,他却感到时不我待,坚持带病工作。(28)“文革”开始后,工作不得不中断。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传话,表达对范文澜继续撰写通史的支持。范氏非常兴奋,在病中仍以坚强的毅力着手安排,计划五年内完成全书。(29)他为撰写中国通史可谓呕心沥血,惜乎天不假年,其通史撰著未竟全功。1953年完成全书“绪言”和第一编(战国以前)之修订。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部分),总计约110万字。出版时虽题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但实际上并非简单“修订”的意义,而是重新撰写,1978年再版时书名改题为《中国通史》。

   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研究中国历史,并非范文澜首创。郭沫若曾率先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社会史论战中也产生了一些专论,但多缺乏历史材料的搜集与论证而失于空洞。范文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将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贯彻到整个中国通史的书写之中。其在理论观点上确实“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30)同时通过丰富的史实来说明各个社会阶级的真实状况。毛泽东对《简编》高度评价曰:“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31)将范著通史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论著代表,应该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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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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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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