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5 21: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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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其政治基础从石油美元转为军火美元并异化为战争政府,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随着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没有改变,不过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国际斗争规律,科学研判国际局势,吸取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学习毛泽东对敌斗争艺术,采取一种在总体防御中的局部进攻的方针,把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①],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  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②]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③]

   其实,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④]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二  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⑥]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⑦]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⑧]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⑨]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⑩]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11]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12],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13]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15]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三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6]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7]。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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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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