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外交舞台上的胡耀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1 次 更新时间:2017-09-30 0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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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 (进入专栏)  

   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我国刚刚打开国门,外交工作正处在“开创新局面”的过程中。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重大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调整“联美抗苏”的外交思路

  

   毛泽东确定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上世纪70年代末,已不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胡耀邦经深思熟虑后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

   1981年3月,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他认为,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做到以下三条: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他还指出,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包括以下

   四个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或保持国家关系;尽量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群众建立、发展或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坚决支持一切受侵略、受奴役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说:“有了这四条,我们对外活动的形象就信义昭明,正气磅礴。”

   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胡耀邦特别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在当时的主要用意之一,就是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美国适当拉开距离,以保持中国外交的独立性。胡耀邦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变化,但对华的立场没有本质的改变。此外,美苏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即便美苏关系激化,美国对我们最好的情况也不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那种情况。因此,对美国希望过头了,将来要失望。

   在对苏政策方面,胡耀邦强调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指出中苏两国关系“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并且强调中苏两国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谊,无论国家间关系处于什么状况,“我们都将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友谊”。他在1981 年3 月又明确提出,在对苏政策上必须划清三个界限:坚定地反它的霸权主义,而不反它的国内政策,不要提出“联美反苏”;不要把政治斗争、反霸权主义,同完全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混为一谈;不要使人们误解我们同苏联整个国家相对立,而要同苏联广大人民尽量保持友好关系。他指出,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胡耀邦在对苏政策上的这些主张,改变了以苏为敌的观念,对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友谊


   受多年来“左”的错误的影响,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党对外交往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除了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外,我党同苏联、法国、印度、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公开论战,同全世界绝大多数在本国有着实际影响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全都断绝了交往。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以巨大的精力指导我党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关系,使党的对外关系成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1980年至1981年,胡耀邦先后同意大利、希腊、荷兰、西班牙等国共产党访华代表团会谈,恢复了我党与这些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友好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有关党际关系准则的重要思想也在不断完善和丰富,由此形成了党与党之间友好合作的四项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正式写入了1982 年9 月通过的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中。到1986年为止,中共同世界200个左右的共产党和其它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之后又不断拓展。至今已发展到同世界400多个各种类型的政党建立了广泛友好的关系。

   在同国外共产党的交往中,胡耀邦最有代表性的外交杰作是接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访华,这是我党拓展政党外交的一个关键性的开端。在中共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时,意共给予了我党以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二战之后,意共从本国实际出发,努力探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最早提出反对苏共的霸权主义。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该党发展成为其国内第二大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力量最强大的共产党。但是在上世纪60 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我党发表了两篇有名的同该党论战的文章,给对方戴上了诸如“修正主义”一类的大帽子,进而又同他们断绝关系达15 年之久。对方曾通过种种途径表示有意要同我党恢复关系,但我们却置之不理。甚至在毛泽东去世时,意共给我党中央发来唁电,我们却以“中国共产党人不想同修正主义党有联系”为由,不尽人情地把该党的电报退了回去。在胡耀邦的亲自操持下,1980年4月,我党邀请贝林格率领意共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党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邓小平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胡耀邦对于接待意共客人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他亲临机场迎送代表团,陪同意共客人到外地参观访问,为代表团举行隆重的告别宴会,发表热情洋溢、富有实质内容的讲话,更重要的是他还先后同代表团进行了5次会谈,总时数近20个小时之长,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在意共代表团来访前,胡耀邦做了不少重要指示。鉴于我党同意共关系已中断多年,为使党内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联部为中央草拟了关于两党恢复关系的通报稿。原稿提到,在两党关系恢复之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仍将会继续存在,但这不应成为恢复关系的障碍。双方可以在今后的接触和交往中交换意见,进行讨论,求同存异。胡耀邦在审阅定稿时,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要求各党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国内政策等问题上都必须保持一致见解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这些“不应当也不必要成为恢复两党关系的障碍”。在与意共代表团第一次会谈中,他强调,中意两党“在完全独立自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关系”。两党代表团在正式会谈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有分歧的问题,他总是能极其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他还对意共同志介绍一些同我方有差异的国际政策表示感谢,表示将认真研究他们的观点,并强调“分歧不影响我们完全平等的团结关系”。他在为意共代表团圆满结束访华举办的告别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富有实质性内容的讲演。他再次强调:我们决心在两党关系上,严格恪守完全平等、独立自主和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我们之间在某些问题认识上的不同和观点上的差异,只能激励我们相互启发、互相探讨,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检验求得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共同进步和提高。

   胡耀邦还积极推动建立和扩大中共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重要政党及欧洲社会党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对发展中国家不能以对苏联的态度划线。198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方案。1984年在接待德国社民党主席勃兰特来华访问过程中,胡耀邦进一步提出“在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之间应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这方面最典型的范例是1981 年2 月,胡耀邦邀请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来华访问,为中法关系的发展下了一着漂亮的先手棋。访华后三个月,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在随后几年与各国社会党往来的过程中,胡耀邦提出了发展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社会党关系的基本方针:“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关系的惟一现实的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同非共产党性质政党关系的一大突破,这个原则不仅被运用于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后来的实践表明,它也被运用于同其他所有政党的关系。这就使中国共产党与亚非拉各国民族主义政党、与各国社会党的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


着眼经济外交

  

   受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影响,我国“文革”期间闭关锁国,经济外交的路子越走越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胡耀邦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

   1981年底,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地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在1982年1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专门作了《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长篇讲话。在这个发言中,他论述了有关对外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明确有力的方针政策。他依据马克思“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就对外经济关系的性质问题作了理论探讨。他指出:“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加以考察,而不能同国际关系割裂开来。”不说“对外贸易”而用“对外经济关系”,是因为对外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对外贸易广泛得多。他强调,要按照“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的观点,系统地总结经验,制订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在讲话中,胡耀邦围绕6个问题系统阐述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方针和政策:善于吸引国外资金、正确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国际劳务合作、大力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正确掌握对外经济援助、正确处理对外关系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强调:为了打开对外经济关系以及整个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大家必须“在战略思想上真正统一起来,在战术行动上真正协调起来”。

   胡耀邦利用一切机会做有利于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事。在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同中国合作开发煤炭资源的过程中,胡耀邦多次会见哈默博士,并听取煤炭工业部关于同哈默合资经营开发山西平朔露天煤矿情况的汇报。他还特别注意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促进中国对外经济往来。1985年4月,他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五国;1986 年6 月,他又出访英、德、法、意等西欧四国。在这两次访问过程中,他把解决中国同这些国家经济贸易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尤其是贸易逆差问题)、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当作主要会谈内容之一。

  

重视中日关系

  

   胡耀邦特别重视中日关系。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中日关系是中国同周边大国关系中发展得最顺利的双边关系,但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歪曲历史上作文章,历史问题已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将对日关系放在了大国关系的首位,指出了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日本有些势力还在美化过去侵略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的史实,并且进行种种活动,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可见,胡耀邦对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1983年,胡耀邦访日与日方高层达成共识:加强面向21 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1984 年,中日两国成立了一个“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作为两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督促两国友好交流事业的开展。中方的首席委员(日方称为座长)是王兆国(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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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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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湘潮》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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