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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下标题。
“新生代”这个词是后来想出来的，我原本试图用“八零后”，想了想又觉得不准确，现在“九零后”、“零零后”也已经登上社会舞台，也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了，“八零后”显然已经比较老套，不足以概括我所议论的群体，所以用“新生代”统称，这样更准确一些。
另外，我谈论的不仅是当下的新生代，为了让话题更有纵深感，我将不可避免将目光投向历史，投向已经或行将退出生活舞台的人，这部分人曾经饱经沧桑如今都少言寡语了，然而他们也年轻过，也曾叽叽喳喳好不热闹，他们同样也是“新生代”，尽管这是过去式。
交代清楚了这两点，我就可以往下议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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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总比老一代有活力,这里所谓的活力，指的不仅是生命力，更包括个性与自我、直觉能力、知识结构、精神视界、思想敏锐度等构成灵魂特质的东西。你当然可以说“生姜还是老的辣”，“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社会主义江山万代牢”，“还想再活五百年”，但是你必须承认，“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最壮观的景象是时空江面上的百舸争流，最美好的春光是辉耀在原野上的片片新绿。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每到早春时节，经常会为从枯黄的土地上冒出翠绿的嫩芽感到惊讶，这些嫩芽把生命上升到了诗意的程度，它是那么迷人，那么令人陶醉，那么撩人心魄。难怪托尔斯泰伯爵清晨在波良纳庄园散步的时候，总要俯下身子对小草说：“你们都好吗？”
小草都很好。
众所周知，60年代末是一个贫瘠艰涩的年代，即使自然气候春意盎然，政治气候也如严冬一样寒冷彻骨。这种寒冷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大面积的饥馑和贫困，当我们这些被陕北老乡称之为“北京学生”的知青看到种种与国家宣传完全相反的社会图景时，其惊愕和震撼程度无以复加，简直可以用“世界瞬间被颠覆”来形容，即使是最麻木的人也不能不想一点儿什么了，结果，一个个经由国家手段制造出来的“标准件”，通过思想几乎是在刹那之间确立了自我，突然有了人的色泽，一个从未展开的灵魂世界在“国家”看不到的地方徐徐展开，这意味着一个与之对应的、体现人之“存在”的世界也随之诞生了，尽管这种小草式的“存在”是非法的，是“国家”所警觉并且准备随时调动国家力量予以铲除的。
制造严冬的人必然害怕春天，害怕大地上星星点点的绿色，害怕它们连成一片，所以你能够想象，“小草”从冒出地面到伸展出枝叶要经历多少艰难多少困苦。这种艰难和困苦所有中国人都经历过，无论他是否思想，无论他是否想说出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即使你作为社会底层分子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做，你“存在”本身就是对严冬的瓦解，就是对维系严冬的那种力量的威胁，那种力量一定会不择手段进行镇压以消除这种威胁，这就是后来发生反人类的“反右”、“文革”以及更触目惊心血腥事件的根由。
奇怪的是，越是这样的时候，“小草”对新生命、新未来越会产生强烈的爱情与期许，你会对自己说：“春天就要来了，它迟早是要来的……”这不单纯是观感，它更是一个苏醒的生命对历史时空的遐想，对自己未来的寄望。没有这种遐想和寄望，谁熬得过那漫长的、漫长到难以忍受的萧索岁月啊！就我个人来说，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一个清晨，在陕北一个偏僻山村的窑洞里，由于议论社会贫困而遭受批斗的我，最终摆脱掉从村边一面土崖跳下去结束生命的诱惑，发誓要活下去，要当一个作家，要“说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正是源于在内心深处萌发的这种“对历史时空的遐想、对自己未来的寄望”啊！
所有“小草”都在生长，无论多么艰难，只要它拱破地面冒出嫩芽，它就会生长，这既是自然规律，又是历史规律。
这是一个伟大的过程。
3
这个过程既短暂又漫长。
如今，我们这代人走到了从个体生命来说即将谢幕的今天，不管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我们都在身后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足迹，把所有这些足迹汇集起来，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历史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和历史的一部分。当屈原面对浩淼星空发出“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的天问的时候，你以为他不食人间烟火，仅只是面对苍穹抒发感慨么？不，他面对的是切切实实的人间；他不是在问天，他是在问人，是在问由无数人所构成的人的历史。在这无数人里面，就有你，有我，有他。
历史归根结底是由普通民众而非达官贵人红色家族国家机器制造的；历史永在，不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仅仅由于创造历史的主角永在，人民永在。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无论地位多么卑微，只是你来到过这个世界，只要你活过，存在过，仅此就够了，就对得住历史了，我们有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
真是这样的吗？
真是这样的。
不要以为历史仅仅是在宫廷深处服侍皇亲国戚的奴婢，她更是民众用灵魂铺设的心灵轨迹，是民众用人性铸就的灵肉实在，是看上去很不起眼的人匍匐还是站立的精神证明。在官修的历史叙述中，人民当然不会成为核心内容，国家的敌人——我这里指的是带有国家权力色彩、以富可敌国的“红二代”、“红三代”为基本构成的国家掠夺利益集团——会坚持认为历史是他们家的奴婢，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可以在宫闱之内任意把玩任意涂抹任意强奸，然而在他们虚弱的内心深处，难道真的没有对红墙之外的人民的恐惧吗？他们真的能够罔顾每到历史关节点总会有一种力量喷薄而出摧枯拉朽般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伟大瞬间吗？不，他们担心极了,忧虑极了，恐惧极了,这种恐惧渗透进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就是他们与世界潮流相悖拒斥民主自由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他们公开反对普世价值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他们夜以继日争分夺秒,把借助国家手段(垄断)掠夺到手的民脂民膏转移到国外、甚至漂移到我们很少听说过的巴拿马运河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他们利用国家手段对不拥有或者不完全拥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却异想天开想行使这些权利的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色厉内荏敢于“亮剑”的主要原因。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应物，这就犹如宇宙中有物质又有反物质一样，它们彼此依存，相互获得定位。你永远不要指望因为你“在”而他人“不在”，请你记住，永远不会有那样的事情，无论你多么强大。我们也许活得很卑微，很没有尊严——在权力魔兽面前，我们也许无法保证我们的煎饼摊子不被城管掀翻，无法保证我们的女儿不被官员蹂躏，无法保证房子不被推土机推倒，无法保证房地产像吸管一样抽空我们的血液,直接或间接输送给躲在开发商背后的攫取了国家权力的人,无法保证我们在国家利益集团精心策划的金融事件中失去仅有的积蓄，无法保证你辛辛苦苦创业所得被权贵集团以国家名义拿走，无法保证被森严的权力体制“逆向淘汰”为边缘人，无法保证因为思想和表达思想而遭遇坎坷陷入巨大的人生灾难……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完成一种定位，一种至关重要的定位，那就是：我们最终将作为野蛮力量的对应物站立到历史时空之中，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存在”就都由野蛮力量的“存在”而存在了，我们终将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噩梦。
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力量？谁能说这不是构成历史主要流向的极为强大的力量？谁也不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为自己在这个晦暗世界中的行走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无论我们的脚步多么踉跄。
4
然而这只是宏观景象。就个体来说，事情不是这样的，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单说“前三十年”（1949-1979）。
只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并且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的人才会确认，我们经历过多少难以诉诸笔端的精神困窘和灵魂磋磨，我们的成长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这种艰难起因于铁桶一般被封闭起来的社会（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是怎样的情景），起因于人民的精神生活被强制性剥夺和扭曲（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被禁绝，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颂圣”歌曲），起因于国家利用一切手段将人工具化、奴隶化（大规模无止境侵犯私人生活，直至将“人”彻底消失）……我们就是在如此严酷的社会条件下走过来的，我们的生命过程装满了中国故事，忧郁，哀伤，愤懑，绝望……中国！中国！从古至今所有思想家、文学家都不曾触及到如此浩淼、如此跌宕、如此辉煌的灵魂事件，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中国，就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
我们曾经很幼稚，相信只有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才到处都是光明，我们十五六岁的时候，国家意识形态诱奸了我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是数千年才出现一个的伟大天才”、“经科学家研究论证，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可以活到八百七十岁”，结果我们全都相信了；我们像得了魔怔一样跳“忠字舞”，冲北京方向“早请示、晚汇报”；我们曾经在天安门广场一边痛哭一边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声嘶力竭“祝福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而与此同时，我们的父辈正在艰苦的劳作中销蚀着健康，正在被国家权力集团的乌托邦幻想所造成的大面积社会饥馑夺去生命。
我们曾经很无知，国家意识形态一边强奸我们，一边对我们甜言蜜语，让我们相信一种带有国家色彩的新宗教，那就是这个世界是属于大救星，属于神仙皇帝的，山川大地江河湖泊都是他的，我们只是这块土地上一无所有的子民；我们带着原罪，必须对救世主感恩，无间断忏悔我们的罪孽；我们生命的价值远不如国家的一根木头（金训华）；为了“国家”的目标，我们随时都会被献上祭坛，我们犹如绵羊一般乖顺，屠刀捅进胸腔之时，我们的鲜血汩汩流出，我们虽然由于疼痛而剧烈痉挛，却绝不敢发出一声哀叫与呻吟。
我们曾经很迷惘，不知道该把脚步落到哪一个方向，就连偷听邓丽君歌曲也会被负罪的情结所煎熬；对宫廷秘史（林彪事件）的某种政治直觉，曾经让我们惊恐万状，就好像罪不在溅了很多鲜血的帷幕后面，而是在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局外人身上；我们曾经真的相信发生过多少次多少次所谓的“路线斗争”，完全不知道一群以暴力起家的人聚拢在一起，即使在其内部也必将血雨腥风；我们无法解释外部世界，即使面对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为何物——一个无法给自己定位的人，怎么给世界定位呢？一个不能给世界定位的人，谈什么行走呢？你每一步都是盲目的，这意味着你每迈出一步都有可能触碰到死神，成百上千万卑微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混沌麻木中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啊！
我们曾经很荒唐，那个人终于死去的时候，竟然以为到了世界末日，在国家哀乐低徊之时，我们这些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人看不到这个人造成的饿殍遍野和大面积精神蛮荒，我们被扭曲的心灵空间弥漫着的是切切实实的如丧考妣般的悲伤。尽管有些迟疑，我们最终还是接受了国家制造出来的政治幻象：所有政治罪恶、经济后果、文化荒凉，都源于“四人帮”；我们就连小学生水平的问题都提不出来：究竟是谁、是何种力量把“四人帮”送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你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语），那么，在国家罪恶大规模滥觞之时，你们把人民弄到哪里去了？
我们也曾经挥霍过青春，磋磨过如金子一般的时光，这是因为，在黄土高原的苍茫土地上，我们无以安放自己的灵魂，我们看不到属于自己的路，寻找不到生命不被压抑的哪怕一小块地方。面对沟壑纵横的原野和漫天飞舞的冰雪，年纪轻轻的我们竟然吟诵起了如此悲愤的诗句：“我多么希望地下的烈火将我和这个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将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一些先行者去了，遇罗克、王申酉、林昭、张志新……他们也的确得到了永生，然而在国家力量的严密遮蔽下，我们既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亦不知道他们行走的方向，我们仍旧在自己的狭窄道路上踽踽独行，我们差不多将自己抛弃了。
然而，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你既可以认为那是历史与自然的规律，也可以认为那是人性终将做出的选择，总之，有一种力量把我们曾经有过的所有幼稚、所有无知、所有迷惘、所有荒唐、所有自暴自弃都矫正过来了，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无可抑制地走向了成熟，就像顶破地面的嫩芽终于伸展开枝杈挺立起枝干无可抑制地向天空舒展一样。
我们开始思索：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谁在劳作场上挥汗如雨？谁在酒池肉林中消费着红色江山？我的祖国在世界上为什么如此形单影只？是什么东西把她从世界潮流中剥离，让她行走在这样一条布满荆棘晦暗未明的道路上？何者为善？恶者何形？为什么正义往往灰头土脸退避三舍，非正义却大摇大摆登堂入室横行无忌？我能为我的祖国做些什么？
我思，故我在，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就是这样为我们的生命提供存在证明的。犹如我前面所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过程。说它伟大，不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成熟地面对了一切，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强调的是一种任何人也无法违拗的历史力量，那就是：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可以阻挡春天的脚步，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可以压制小草的生长，在该成熟的地方，你一定会看到果实，看到辉煌。雪莱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是因为它道出了人们内心不可消磨的寄望，是因为它道出了历史亘古不变的真相。
在延伸的意义上，这就导致了我曾经强调过的一个观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成熟与否永远是这个国家能否产生变局的决定性条件（参见拙文：《政治成熟：国家变局的决定性条件》，2011-3-6）。我想进一步强调：个体，无论他多么微不足道，只要开始成熟，这种成熟就是国家整体成熟的一部分；换一句话说，国家的政治成熟是由无数个体的成熟汇集而成的，这既是规律，又是当下可见可感的现实。
我们来“妄议”一下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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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走完我们自己的路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眼前豁然开朗出一片更加辽远的天空，我们看到，新的生命像星星一样簇拥而来，叽叽喳喳地吵闹着，轻盈地跳跃着，形成一片熙熙攘攘的新绿……这就是当下登上社会人生舞台的我称之为“新生代”的群体——毋庸讳言，我喜爱他们，表达这种喜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最初始动机。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看待新生代的崛起，由于翘盼了三十多年的政治改革迟迟没有进行；由于“特色”仍在把中国与世界隔开；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意义上的改变；由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还泾渭未分，该否定的东西还在被肯定被高扬；由于权力魔兽没有被抑止，还在这块土地上横冲直撞；由于国家利益集团仍旧能量巨大，并且神龙见首不见尾，还没有作为可以审判的对象出现在国家法庭上；由于完全无法预测国家政治戏剧的情节向何处发展，反之，一种历史倒退的预感却越来越强烈；更由于权力罪恶仍旧在败坏社会伦常，持续不断地在社会人群中制造良知泯灭、道德畸变和人性扭曲……所以最近几年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像雾霾一样缭绕在人们心头，这种近乎于绝望的悲观主义同时也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片面，这种片面遮掩住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积极明亮的部分，一些人没有把新生代置放到历史发展总体框架中去进行考察，看到他们高扬个性登上社会舞台的巨大意义，反而过多地强调了不令人满意的一面。
我看到有人指责说，新生代很不成熟，他们在网络上的发言浅薄而庸俗，充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爱国主义，没有自主意识，很大程度是被国家意识形态牵着走的；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他们看不到黑暗，他们陶然于个体烛光发出的微亮之中；他们浮躁、吵闹却懒于创造，很少有人潜沉下来认真读几本书，思考一下灵魂问题，做于未来有意义的事情；他们逃避理性，在逃避中麻醉着原本就对世界之丰饶和深邃缺少注视的心灵；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很少对他人承担责任，“我”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所有龃龉和争吵都发生在“我”被冒犯之处；他们在性问题上过度开放，他们在透支生命，透支未来；他们缺少“苦难”的激励，消费主义盛行，绝少意识到对社会应当肩负起一种道义的责任，一句话，新生代以“小我”为中心，不足以承担时代赋予他们的重担……不一而足。
这些指责也许有一定道理，然而我却不以为然，很不以为然。
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应当有更宏观的视野，更理性的辨析，唯有这样才会透过表象看到实质，看到往往会被人忽略的东西。首先必须看到，新生代所谓的“不成熟”远比青年时代的我们成熟，这种成熟体现在外部条件（社会）和内部条件（人）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上。
先说外部条件。
以苏联崩解和东欧剧变为标志，作为国家信条的乌托邦幻想以及假托这种幻想而产生的极权主义发生了大面积垮塌，不要说“共产国际”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指挥和反资本主义策划，就是作为单纯的意识形态支撑，也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再也没有舆论遮蔽、政治动员和社会鼓动的力量了。曾经如火如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历史制作成了干枯的标本，陈列到历史博物馆的橱窗里；曾经在欧洲游荡的那个“幽灵”，再也找不到可以盘踞的地盘了，只能在亚洲某几个具有东方专制主义土壤的地块上苟延残喘……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固然有些武断，然而他所描述的乌托邦幻想的破灭以及由此发生的世界面貌的历史性改变，却是切切实实的。这种改变就像潮水一样不仅在国家意义上发生漫延，不断松动极权主义政治的坚固堤岸，更会在人们的心理世界中造成洇染，让人意识到：“嗯，那玩意儿是不可靠的……”这里的“意识到”，就是大面积产生并存在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无论国界无论种族，构成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
我们举例说明这种社会心理的广泛存在——成功转型的东欧国家，从法律上确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非法；那里的民众从国家、民族以及惨痛的个人经历中也都确认极权主义是一种可以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的毁坏人类的野蛮力量；在俄罗斯，尽管有人怀念苏联时期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荣耀和辉煌，却很少有人希望重新回到过去，重新去过古拉格群岛（集中营）式的生活；在亚洲，除了反人类政权奴役下的奴隶制国家朝鲜，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缅甸，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变色”为信奉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观；越南也开始了缓慢的微调，正在试图摒弃掉被我们强调为命根子的东西；在拉美，不要说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古巴，单说作为资本主义对应物而立身的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左翼政府，不仅无法延续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经济上也正在重蹈破产的覆辙……当“世界”如此这般大面积显现的时候，在内里，“我”自然就会发生改变——借用叔本华的话说，“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成了这个样子，归根结底是我“成了”这个样子，非有其他。“成了”这两个字概括的是“人”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尽管它常常是潜移默化不为人所知（甚至不为我们自己所知）的。改变已经发生，改变正在发生，它构成了一种精神现象，形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中的“我”是一个复合概念，包括我，包括你，也包括他，更包括我们正在谈论的新生代群体。正是因为这种改变，我们当年做过的事情，新生代绝不会再去做了：你还能让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去为某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号啕痛哭欲生欲死吗？你还能让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神话吗？你还能让他们忘记爹娘，感恩于“党用甘甜的乳汁把我们养大”吗？你还能让他们背弃血缘家族传承，高唱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习主席亲”吗？你还能利用国家手段禁绝任何形式的思想表达吗？你还做得到让他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国家大纛下自觉抵制港台流行歌曲甚或贝多芬、巴赫、施特劳斯的所谓“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吗？你还敢因为男女青年在一起跳个舞就使用国家暴力机器将他们逮捕并枪毙吗？你还敢因为夫妻在家看A片就破门而入将其拘留吗？你不敢了，你也不能了。不是他们不想这样做，是世界面貌发生了改变，即使是以国家名义所施行的精神暴行，也不能无所顾忌了。
这就是“人”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促进这个历史过程的，正是我上面说过的：国际大气候发生了重大改变，它必将带来人的改变；无数个体的“我”破土而出，屹立在了天地之间，强大如国家者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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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内部条件又如何呢？
中国血脉里涌流着东方专制主义的基因，较之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国的专制权力所造就的社会罪恶和社会灾难更加广泛更加炽烈，这个民族的人性在迷失中也更加沉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如此大规模上演诸如“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反人类戏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如此干净彻底地剥夺工人和农民，把号称“国家主人”的工人抽象化为不具备人的体温的符号，把农民钉死在“集体化”土地上，人为地将其沦为现代奴隶……耐人寻味的是，恰恰是在中国而不是苏联和东欧，最早（领先于苏联和东欧将近20年）酝酿了“人”（我这里说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的觉醒，酝酿了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社会反抗——我们看一下小岗村农民为了承包土地立下的那份生死文书就可以见解到，这些饥肠辘辘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人究竟在反抗什么！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民间反抗倒逼国家力量，而国家力量为了维持政权又及时作出妥协和让步的结果。在这里，“民间反抗”和“国家力量的妥协”缺一不可，缺失了其中一项，另一项也就不存在了。
有歌曲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结果，“春风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滋润了华夏故园”，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它让我们温暖地想到，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了这样一个老人，拥有了这样一个普度众生的救世主，否则，我们一定会继续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蹉跎和沉沦……这种解释对吗？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我们的确是幸运的——从时间上说，1976年，毛泽东在他最应该逝世的时候逝世了，这样中国才获得了拥有邓小平的机会，而邓小平恰恰是一个审时度势的政治家，是一个在需要作出决断的时候毅然作出决断的人，哪怕这种决断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政治气候下，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但有作为，“姓社”还是“姓资”都是大是大非问题，是马虎不得的。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相信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例子——港台音乐曾经被国家媒体煞有介事地批评为靡靡之音，强大的中国竟然对柔弱的邓丽君畏之如蛇，动员国家掌握的所有舆论力量进行抵制和防范；擅长向权力精神卖淫的中国知识分子放着好好的学问不做，竟然连篇累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讨论李谷一唱歌的时候该不该使用“气声”；中国青年人甚至丧失掉了男女交往的自由，就连跳个舞也会被作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抓起来投进监狱，如果进一步发生通奸之类的行为，则有可能会被直接拉出去枪毙……有什么办法呢？在国家机器的重压下，是黑是白全由国家说了算，这里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结果，中国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苏联式发展道路上，终于以作死的节奏来到了“后三十年”的门前，来到了生死节骨眼上。中国有句俗话叫“时势造英雄”，这意味着该有英雄出现了。什么是英雄呢？英雄不是无视现实的狂妄之辈，草莽之徒，譬如一个家伙睡醒之后，站到院子里看了看明晃晃的日头，突然大笑不止，然后翻转身从柴堆里抽出柴刀，瞪圆了双目叫嚣：“我今儿他妈把全村人都杀光！”径自往村中央大槐树方向绝尘而去，我们就不能说丫是英雄，因为他为自己设定的使命和试图作用的对象都是错讹的荒谬绝伦的，我们只能认定丫是一个毫无人性的疯子。
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英雄呢？英雄首先不是神，所谓“人民的大救星”之类，不过是一些枭雄渴望得到的赞美和拥戴而已，与其真实的灵魂形态往往毫不相关。当然，英雄也绝非庸常之辈，譬如睡觉前琢磨如何在朋友间占小便宜，醒了盘算如何把穿了一星期的裤衩拿到超市退掉之类。英雄一定是具有独特精神质地的人，他的视界必定高于常人；他对他所置身的世界必定有清醒的认识、冷静的洞察；他对历史发展之势必定有深刻的直觉、果敢的作为；他必定能够听得懂底层民众的语言，能够对他们的意旨和行为做出正确反应；他的思维之弦必定能够与普遍人性在同一频率上共振……一句话，他必定或者说只能是一个高于常人的常人。1978年的邓小平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
邓小平在中国极为偶然地获得超级历史条件和超级社会合力的景况——既有国内因素（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又有国际因素（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陷入衰败）——中，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以很高的政治智慧放出了一只“猫”，终结了像梦魇一样纠缠近三十年的所谓姓“社”姓“资”的问题，把中国这艘大船矫正到了与人性的普遍要求，与人类的普遍信念基本趋同的历史航向上，于是，中国奇迹发生了，创造历史的英雄也随之产生了。
这句是说，邓小平1978年做对了两件事情：审时度势和顺应民意。所谓“审时度势”，是指超越国际政治意识形态禁锢，顺应世界历史潮流，不逆动；所谓“顺应民意”，是指顺应人性的内在要求，尊重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不违弗。这两件看起来似乎很普通的事情，恰恰是绝大多数政治家，包括很多叱咤风云的国际政治家都难以做到的——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中找到很多例子，包括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因为这样，历史才总是充满了诡谲和激荡，人民总是扮演着看客和被牺牲者的角色。
这就是尽管后来中国还发生了很多令人痛心、甚至极为血腥的反人类事件，我们对1978年的邓小平仍旧心存感激，仍旧会在历史叙述中对他表达敬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我们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与邓小平比肩、更不要说超越他的政治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必要再重复一遍：邓小平深谙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他顺应了那个潮流——他画的那个“圈”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画得出来的，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画得好的。不要向前回溯，单只说邓小平之后，哪一个人是把“圈”真正画圆了的？我们看到的是歪七扭八，不是圆也不是方，有人涂来涂去，甚至把“圈”画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涂抹成了一个凶险的黑疙瘩，这你可又怎么说呢？我们今天阅读《邓小平文选》会惊讶地发现，在这个人不事张扬的言谈话语中，至少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内，他直面了中国问题并且给出了答案。他确实称得上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尽管从更大的历史范围说，他是一个有局限的英雄。
也许有人质疑：“陈行之先生，照你这么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岂不是一些傻吃闷睡，只等大救星来拯救的乌合之众了？你这不是唯英雄史观吗？”我的回答是，不是的，我强调的恰恰不是英雄史观。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小岗村农民是用生死向世人宣告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以及与他们类似的千千万万人的精神洪流冲破禁锢已经变得无法阻挡，专政手段依然强大、经济却濒临破产的国家，再也不敢再采用强制手段阻遏滔滔民意了……结果如何了呢？结果就像我前面一再说过的，邓小平精明地选择了“顺应”。千万不要小看这“顺应”二字，很多时候，一个伟大政治家只是因为他懂得并选择了朴素的“顺应”才成为伟大政治家的，一些人热心鼓噪的所谓“雄才伟略”看上去很华丽，仿佛照亮了整个天空，其实反倒常常是空洞无用、黯淡无光的。从这个角度来忖度“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我们又可以认为，“时势”其实就人心，“英雄”其实就是顺应人心的人，一点儿也不深奥。
我们说1978年的中国很幸运，是因为这两者相互寻觅，极为难得地结构成了一条逻辑链，爆发出推动中国这艘历史航船向前进发的强大社会动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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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述还不足以把事情说清楚，我们就再饶舌几句。
中国历史的强劲推力，来自亿万人民基于人性的利益觉醒，来自为谋求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广泛参与，所有这些，都严格按照人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准时在1978年的中国发生了，尽管它是在极为狭小的政治空间里发生的。这里所谓的“狭小”，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余温尚在的时候，政治还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普通人的舞台，人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政治进程的决定性角色，虽然“人民”获得了极为有限的政治表达自由，但严格说起来这一沉默的群体还像过去那样仅只是国家力量全能支配的应用工具。这意味什么呢？这意味着这个庞大颛顼的国家往哪个方向走，很大程度上仍旧取决于国家统治集团的态度，国家领导人能不能正视国家、世界的历史与现实，审时度势，选择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制定出一套符合国家现实状况的战略决策，就成为了国家政治的关节点，而邓小平恰恰就是那个看清现实并做出正确选择的人。
是的，鉴于我们说到的状况，人民意志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那时候仅仅是想要吃饱肚子）才第一次被国家意识到，作为一种倒逼，仍旧异在于人性之外的权力才不得不妥协，不得不超越以维护统治为其根本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得不在经济领域让出有限的空间释放民间（民营）经济动能……改革开放就这么发生了，这同时也是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历经三十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根本原因。
任何社会运动都不只是英雄所独自创造的，即使是推崇英雄和英雄崇拜的卡莱尔也不敢把英雄的历史作用完全绝对化，英雄是在与民众在互动中奠定他的基本品性，发挥他独特作用的。就中国来说，不能把改革开放看成国家或政治家对民众救星式的恩典与馈赠，不能这样看，作为历史事件，它远非这样简单，它不纯粹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至于是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觉得前面已经充分论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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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从来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因，这里的“历史发展”不仅体现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利用，更是指人在自身的灵魂世界的再造中所获得的技术手段。后者的意义甚至要大过前者。
当下是怎样的情形呢？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这是一种有限度的社会开放。这里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物理现象：如果堤岸始终是一个整体，那么它将是坚固的；如果堤岸出现了一个孔隙，被蓄积的水就会汩汩流出，并不断侵蚀和扩大那个孔隙，缺口就会越来越大，形成更大的喷涌。改革开放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它为铁板一块的中国社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孔隙，堤坝正在被侵蚀，缺口越来越宽，这不是任何人任何人可以修复、阻挡或者重新封闭的，已经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做到这一点了。一定要看到，随着国门打开、网络世界的出现，世界的运转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看不到这种改变，你就讲看不清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将要发生什么，你就将看不到历史的江河的流向，看不到那些翻滚着的浪潮所含蕴着的摧枯拉朽般的力量。
在大潮喷涌之际，无论你采取什么措施，无论你打造多么道防火墙，也做不到堵塞一切外来信息了，世界正在以世界的本来面貌出现在人的眼前，反过来说，“中国人”第一次以“世界人”的方式观察中国和思考中国，第一次以正常人而不是被国家权力扭曲的人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
这是数千年都未曾发生的重大改变，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经由作为全人类精神成果的“普世价值”的通道，人们——这在目前已经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基数——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国家”不是神仙皇帝，它唯一的功能是人民通过对统治者的“同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诉求；原来人可以用不被豢养、不被驱赶，完全用自己所选择的方式度过一生；原来人是站立着的，他可以思想，而思想竟然可以流动；原来权力者哪怕是总统也只是一些跟在人民屁股后面的催辈儿，丫纵有日天的本事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像三孙子一样匍匐在一张张选票面前……这就是自由、民主所彰显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必然会导致看到它的人发生重要的心理改变，于是我们看到了如下情景：尽管“国家”很想做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但它突然发现失却了根基，失却了随意摆弄民间的手段和力量，变化了的人心使“国家”再也无法完全禁绝思想流动了，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直接操纵私人生活了，再也无法在自己骄奢淫逸、荒淫糜烂的时候让民众去做清心寡欲的“清教徒”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小草”获得了更好的生存条件，意味着中国正在信心满满地期待着收获由无数个体成熟所汇聚而成的社会成熟……这一切，都是“新生代”用他们看似不经心的对“在”的形态调整中发生的。我想强调，在任何看起来很屑小的个体行为，哪怕它是矫枉过正的，也都隐含着说明这个社会整体状况的社会学意义。我们不能忽略这种意义。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知识分子总以为自己在推动历史，然而在某种社会条件下，真正对历史发生最直接推动作用的，往往不是站在时代潮头的所谓先知先觉者，而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甚至是那些看上去与社会生活规范格格不入的惊世骇俗的人。
我们欣然看到，在“中国”的舞台上，新生代开始演奏名为“新生”的交响曲，尽管它还仅仅是“序曲”阶段，我们却已经从它的旋律中听到诗意般的流水淙淙，听到个体生命的抒情吟唱，听到“我”的无所顾忌张扬。一定要看到新生代以“小我”开拓“大我”的历史意义——他们这么早就高扬起了自我的旗帜，而“自我”相对于作为他者而存在的“非我”力量永远都会是阻碍，巨大的阻碍，它们迟早要发生剧烈的碰撞，这样的碰撞绝不仅仅是个体遭际，它只能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事件、历史事件。
是的，新生代的自我还未经社会雕琢，它还是拙朴的，有时候甚至是变形的，然而你要是对人类思想史有所了解，你就会发现，“出现”远比“成长”更加重要，相对于小草而言，最重大事件是它顶破地面向空中伸出嫩芽的那一刻，那一刻是如此庄严，如此惊心动魄，与之相比，随后发生的成长矫正甚至都变得庸常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人类才把奠定近现代精神生活走向的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将自我的精神表达命名为“人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将新生代任何形式的精神表达都视为对社会和历史的推动，且不问这些表达成熟与否正当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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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一定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大自然事件，反之，它往往表现在细雨润无声的时间流变之中，表现在无意装点春光的点点新绿之中。你要看到，新生代看似琐碎的“小我”虽然表面上似乎有一种局促色彩，然而在其内里却有一条线连接着“自我”,而这个具有“小我”色彩的“自我”的根基，恰恰延伸向了作为公民意识而显现的构成历史推动力量的“大我”——古往今来，体现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舆情就是从这种“大我”中产生出来的。由此说来，新生代是时代潮流中不可忽略的部分，并且非常有可能是不可相离的部分。
我有一些很要好的八零后、九零后朋友，有的有很深的交往。我观察到他们完全不同于我们这代人的独特灵魂质地和极富个性的存在方式和人性表达方式。如果单纯从年龄角度说，十八岁的他们远比十八岁时的我们更灵动、更活跃、更成熟、更自信、更有质量。试想，经由与我们所处时代完全不同的风雨洗礼和锻造，等他们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时候，会“成熟”为怎样的人啊！将会聚集成怎样一个社会人群啊！换一句话说，一个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伟大民族，将会给欺凌我们一生的作为社会异在力量的“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政治压力啊！我们奋斗一生都无法得到的东西，难道他们还得不到吗？我不相信！绝不相信！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无限光明；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国绝不会毁在国家利益集团手中，人民绝不会容许喝人民鲜血的豺狼虎豹毁掉这个国家！
那么，“国家”做好与新生代相处的准备了吗？“国家”将如何面对新生代无可避免的成熟呢？在新生代大面积成熟面前，“国家”颟顸固执地选择封堵还是因势利导选择顺应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构成“国家”的集团力量的命运，更关乎整个中国社会的未来，而我们——无论即将退出的“过来人”，还是刚刚登上生活舞台的新生代——都是“中国社会”的一分子，是我们灵魂的色泽决定着中国社会未来的色泽，我们有责任让它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坏。
谨以此文向新生代致敬。
2016-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