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 刘淑君:走出经济困境,关键在于改革

——专访经济学家王小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 次 更新时间:2016-05-10 2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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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进入专栏)   刘淑君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为辨清经济形势,我刊采访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他认为,推动改革和调整结构是我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关键;不应把工作重点放在保持短期经济增长,而要着眼长远。他认为创新驱动政策的实施应重在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此外,他乐观看待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但同时强调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并谨慎防止互联网经济泡沫。

  

促改革是当务之急

   《同舟共进》: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您认为当前关键的改革领域有哪些?

   王小鲁:我认为关键的改革领域大致有几个方面:

   第一是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不必要干预,减少市场垄断和行政壁垒,减少特惠政策,扩大普惠政策,促进公平竞争。

   第二是财税体制改革。这其中又涉及几个问题。其一要做到财政公开透明,让全社会监督公共资金的使用,这是保证其合理使用的关键。总体而言我国公共财政透明度较低,像土地出让收入等未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使用透明度更低。近年来虽有改善,但变化不大,没有起到让社会公众监督的作用,这是今后仍要解决的问题。其二要改善财政资源的分配,改变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同时要处理好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和事权相互协调的关系。现在的政府支出中,财政预算资金和其它来源的资金,比如土地收入和其它政府性基金收入,没有纳入到一个盘子里,没有变成统一财政来管理。分散管理存在很多漏洞,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财政体系。其三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降低投资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提高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我国这部分支出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

   另外,企业税费负担也需要减轻。将这些改革做到位了,才能使居民消费有较快的增长,起到内需拉动经济的作用,未来的经济增长才会更有动力。

   第三是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这方面过去说得很多,但看看现状就会发现,一些地方政府最关心的仍然是GDP、投资和财政收入,而且挥霍公共资源的现象仍然存在,而对老百姓最关心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等问题则不那么关心。因此,政府职能必须转变。现在各地对下级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除了衡量GDP、投资之外,还加了一些其它指标,比如就业、城市化、居民收入变动等,但都是短期指标,都与GDP直接相关,因此变化不大。对政府的政绩评价应当首先看是否满足了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工作是否高效透明,是否廉洁公正,市场环境好不好,这些都可以交给老百姓评价。把老百姓的评价作为衡量政府绩效最重要的指标,我认为会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当然此外还有大量的体制问题要解决。

   第四是户籍制度改革。其实这早就提出来了,但进展缓慢,也有难度,因为关系到要解决新城镇居民的相应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要增加。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是否把老百姓的需要放在首位。资金问题是能解决的,政府要改变资源错配,减少那些低效率和不必要的政府投资,降低过高的行政管理支出和政府消费。此外有大量的专项转移支付没有起到平衡分配的作用,应当转为一般转移支付,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第五是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改革。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缓慢,还需要继续推动。不同的国企应该按职能分类,在竞争性的产业领域,国企就应该服从市场竞争机制,与其它企业一样,优胜劣汰。若国企效率高,自然能做大做强,反之也必须接受被市场淘汰,不能依靠行政保护维持生存。对于行政性垄断的领域、能够引进竞争机制的领域,必须促进竞争,减少垄断,否则就违背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改革方向。在非竞争性的产业领域,一些国企担负着公共服务职能,有些国企则处在天然垄断行业,政府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制定不同要求。天然垄断的领域很难做到完全竞争,这种情况下就要尽量降低垄断带来的副作用,通过提高透明度、加强对国企的监督,用制度进行约束。另外,还应从制度上减少不公平竞争的副作用,例如可以设置专门的税种,把垄断企业的超额利润转移到公共财政,使之惠及大众。

   《同舟共进》:在改革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普通民众能做什么?

   王小鲁:普通民众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改革只靠几个政府部门或少数政府官员来推动的话,难度会很大,因为改革必定会触动既得利益,从而就有阻力,改革可能推不动,也可能会走样。改革其实是大多数人的事,尤其是老百姓的事,改革的内容都和老百姓密切相关,如果能够形成多数人的共识,大家关心改革,推动改革,改革就能保持正确的方向,也能顺利推进。

  

需求侧、供给侧两手抓

   《同舟共进》:您怎么理解供给侧改革?

   王小鲁:谈到经济结构失衡,就既有需求侧的问题也有供给侧的问题。过去十几年,储蓄率和投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显著下降,造成了过度储蓄、过度投资,并因此导致很多产业的产能过剩。企业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但最终消费没有跟上来,企业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偏冷的市场,结果产品无处可销。其实现在大部分企业面临的都是这种情况。这就是需求侧的问题。

   传统的观念认为,解决需求问题就是搞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是依赖政府投资,二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投资,这两个措施能够在短期内带动需求,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已经证明了的。但常常被忽略的是,凯恩斯主义的这套政策只是针对短期的,不是一个能够长期持续应用的政策。如果今年经济掉下来了,政府刺激一下,增长率很快会上来,像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货币宽松政策就是如此,可随后的经济增长却仍不断面临疲软的问题。如果不断地出台这种刺激政策,结果就是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不足,结果产能不断扩张,但最终消费上不来,结构失衡反而更加严重,经济就会更加疲软。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首先要认识到需求侧的问题不能用持续的刺激政策来解决,尤其是不能持续保持货币宽松。财政政策也不能仅关注投资。人们将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同于政府投资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其实减税、减轻企业社保负担、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让老百姓更有消费能力,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只占GDP约37%,全部最终消费只占约51%,剩下的全是储蓄,资本形成率仍然高达46%,如此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仍然是明显的结构失衡。怎么把消费和储蓄调整到一个合理的比例上来?我觉得政府首先要调整支出结构,不要把重点都放在投资上,而要更加重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设,由此启动社会消费。

   至于供给侧的问题,主要还是如何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怎样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问题。现在供给侧的问题并不是说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总量一点都不少,但供给存在一个结构问题,竞争不充分,存在垄断和行政干预,降低了效率。今后政府应该减少特惠政策,增加普惠政策,让全体企业都从公平的政策中得利。比如,有些时候,政府要鼓励什么产业,就不断给这个产业提供特殊政策。这个产业也许需要鼓励,但不是说这个产业里的所有企业都值得鼓励,因为当中也有低效率的企业,如果把这些特惠政策给了低效率的企业,不仅是一种对高效率企业的变相不公平,更是错误配置了资源。如果鼓励过当,还会带来产能过剩,造成资源大量浪费。所以更好的政策就是让市场来选择,让高效率的企业通过竞争脱颖而出。

   “双创”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

   《同舟共进》:您怎么看待现在大力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王小鲁:总体来看普遍的创业创新是好事情。一个经济体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创业积极性,老百姓热衷创业,企业热衷创新,那是经济有活力的表现,也必然会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创新是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只有不断创新,生产率才会不断提高。

   但就现在的情况看,要形成普遍创业创新的氛围,关键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这是创业创新的必要条件。市场环境的改善要实实在在地做很多工作,要不断消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因素,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逐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切忌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推动创业创新,如果政府一阵风地用行政手段推动创业创新,恐怕很难达到目的,而且还会有危险。要实现创业创新,就要切实推动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

   《同舟共进》:您觉得政府该如何为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王小鲁:我认为,一是要破除垄断和减少不公平竞争。所谓垄断就是一些行业的集中度过高,由大企业主导。比如像银行业,几家大银行占了半壁江山,享有优势地位,但有些大银行效率并不高,这说明市场竞争不充分。此外,这也和政府的一些政策有关系,政府政策是否公平,是否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还是给某些企业“吃偏饭”,给它们多数企业享受不到的特惠政策,或者用较高的进入门槛提供保护等,这些都是亟待改变的。

   第二方面是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过多干预市场的行为。近年来政府在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方面已经做了不少事情,这是进步,但并不代表问题完全解决了。不少审批过程掺杂着人为的、随机的因素,很多必要的制度尚未健全,透明度不高。一些行政审批实际上取决于掌权人的偏好,高兴可以批不高兴就不批,愿意批可以今天就批,不愿意批可以拖个一两年或干脆不批,人为选择的空间过大,也导致了寻租、腐败。企业经常不知道明确的标准是什么,自身到底是否符合标准,因为政策透明度不够,标准不具体。

   第三方面也是特别影响创新的因素,我认为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这是法治建设问题。设想一下,一家企业花了很多资金、时间等成本去开发一项新技术,成功以后都还没实现盈利,马上就被别人抄袭了,抄袭的人不用什么成本,这么下来,愿意自主创新的企业反倒变成了被动、不利的一方。这就打击了创新的积极性,很多企业因此不敢去搞开发,不敢去创新。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法治环境来保护知识产权,创新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过去中国加入WTO时有过承诺,一些双边、多边的国际协定也有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国外的企业对这方面也有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但恰恰是在国内市场上做得相对少些,因为国内企业话语权似乎没那么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不足,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同舟共进》:有统计数据指出,两年前创业的一些公司现在已有过半数倒闭,一些媒体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即只讲创新创业的好处,而不提示风险。这种运动式的炒作会不会形成一种误导?

   王小鲁:创业一般都是从小企业开始的,小企业经营状况不稳定,碰到风吹草动就容易经营不下去。可以说,小企业大量出现和频繁倒闭是普遍现象,各国都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现象。另外,创新的风险也很大,创新成果能不能产业化、能不能产生好的经济效果,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一百个企业在搞创新,可能最后只有几家成功。总体来说,不断的创业会使新企业不断产生,企业大量进行技术研发会让创新成果不断出现,这都是好事。但也要防止以搞运动的方式、用行政手段推动创业创新,这种刮风的方式来得快,倒得也快,风险更大。

《同舟共进》:近年来,我国不少民众到国外去采购,买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比如说马桶盖或奶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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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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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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