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如果不是人民日报转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4 次 更新时间:2016-04-21 20:29

范敬宜  

做梦也不曾想到,那篇不甚经意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被人民日报转载后会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

(一)

1979年5月16日,我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农村采访。中午时分,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匆匆跑来向我报信:“老范,今天早晨中央台广播,你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已被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我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再也无心采访,临时搭上一辆卡车,急忙赶回县里打听究竟。

在县里,焦急地等待中央台重播这条新闻。当广播员用铿锵有力的声调播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时,我不禁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回沈阳。走进报社编辑部,同志们纷纷向我祝贺。副总编辑郑直告诉我:“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前天下午亲自到报社来,想见见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可惜你不在。明天下午编辑部要开大会,请你介绍采访经过和体会。”他把我带进会议室,墙上已经挂了一条大红横幅:“向范敬宜同志学习!”

我急忙去找总编辑赵阜,惶惑地问他:“你们这样做,不会犯路线错误吗?”

赵阜哈哈大笑。这件事后来传为笑柄。

(二)

事情的经过,很有传奇色彩。

1978年秋天,拨乱反正的劲风吹遍全国,我也结束了“文革”十年的下放生活,回到辽宁日报。但“右派改正”工作尚未开始,“摘帽右派”的身份犹未解除,工作证上“职务”一栏填的是含意不明的“干部”二字。只能在农村部做些一般编辑工作。即使如此,我也心满意足了----毕竟又重新开始了被中断几乎20年的新闻工作,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特别是部主任石永伟对我很友善,不但不另眼相看,还经常破例派我下乡采访、写稿。有一次我化名写的一篇评论《“大锅饭”与“铁交椅”》,竟被人民日报理论版转载,引起了新任总编辑赵阜的注意。那时浑身真有使不完的劲儿,恨不得一天就追回失去的20年!

那年冬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凭着10年在基层生活的切身感受,我意识到这次全会确定的政策,是真正能够解放生产力的政策,真正符合广大农民愿望的政策。因此,对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特别出力。谁知,时隔不久,到了1979年三四月间,情况突然变化,社会上出现一股冷风,传说什么“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泛滥了”、“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农村状况描绘得一团漆黑。特别是4月间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后,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辽宁日报社每天收到的来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击资本主义势力,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之类的报道。当时,我们“处江湖之远”,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倒春寒”,更不知道上层有什么“两个凡是”,只是感到困惑:既然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深得民心,为什么反对的声音如此强劲?如果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真是“过了头”,报纸今后如何继续宣传三中全会精神?

这时候,正在兴城养病的石永伟给部里来信,嘱咐大家别受任何干扰,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宣传三中全会政策。农村部领导同志决定分几个小组到农村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然后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判断。

我主动选择了地处辽西贫困山区的建昌县。因为从1969年到1978年,曾在那里度过近10年的艰难岁月:当过名副其实的生产队社员,当过县农业办公室干事,跑遍了全县20多个公社、300多个大队的山山水水,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结识了一批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他们肯定能够向我说真话、说实话,这样调查研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没有想到,到了建昌县,我访问的许多县、公社、大队干部,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现在农村确实乱套了,农民都不听指挥了,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再继续下去快要失控,难以收拾了。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甚至说:现在地主富农都趁机反攻倒算,他晚上不敢出门上开会,早上不敢上井打水,怕遭暗算。有的干部声泪俱下地对我说:“老范,你可不能忘本哪!”情况竟然如此严峻,倒叫我不知所措了。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到过去落户的生产队去,直接听听老百姓怎么说。结果听到的大不一样。他们众口一词地说:三中全会政策太好了,照这样下去,农民就有希望了。我问:好在哪里?他们说:活起来了!前几年农民被“四人帮”捆得没有活路,连种几垅土豆、韭菜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拔掉,编几条席子也被当作“小生产”批斗游街。现在好了,给了生产队自主权,适合种什么就可以种什么,搞点副业也不会再当“资本主义”来批,咱农民不就有活路了吗?

老百姓的一个“活”字,给我极大的震动。同样的事物,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看法有这么大的差异?带着这个问题,我又回到县里向县委书记马汉卿、副书记张化成请教。他们两位都是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思想比较解放,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正确的认识。讨论的结果是:虽然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长期束缚,各级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还很不理解。不仅老干部的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年轻干部也需要从头学起。因此,帮助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是保证三中全会路线、政策贯彻落实的关键。这些认识,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在当时真有点振聋发聩。

(三)

我结束采访后,向报社农村部领导汇报了情况,另外两个调查组也回来了,看法基本相同。于是部里决定撰写一套述评,由我执笔写第一篇,主题就是:分清主流和支流,千万莫把开头当“过头”。由于素材比较丰富,思想比较明确,这篇述评很快就写成了。在报社几位老总支持下,5月13日,《莫把开头当“过头”》顺利地在辽宁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见报。当时我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当天一早就去喀左县采访。没有想到,3天之后它就被人民日报转载。

事后我才知道,在这3天之内,这篇文章还引起过一场风波。当时辽宁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不少干部看了文章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记者纯粹是胡说八道,歪曲事实;有的说,如果现在还不算过头,怎样才算过头;有的甚至说,看来范敬宜这个右派还没有当够。在这种情况下,任仲夷旗帜鲜明地在大会上公开表态:“我赞成范敬宜的观点,而且认为标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这样,事态总算没有再扩大。加上人民日报及时转载,又作了那么尖锐的编者按语,指出:“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或者是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作主流。这说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这样一来,非议很快得到平息。而拥护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人,则感到扬眉吐气,更加理直气壮。许多地方拿着这篇文章去做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说服大家要用正确的观点来认识当时的形势和问题,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作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人民日报的转载和评价,《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辽宁省的范围,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使我更加认识到人民日报的威力和影响,是任何其他报纸所不能企及的。如果没有人民日报的转载和肯定,不但这篇文章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社会效应,连我这个作者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恐怕都很难说了。

(四)

《莫把开头当“过头”》发表之日,正值“倒春寒”逼人之时。因此,后来常有人问我:在那种形势下,你怎么敢写这种文章?人民日报怎么敢转载这篇文章?

从我来说,当时并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因为压根儿不知道高层的复杂背景,不了解“两个凡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严重干扰。只是10年基层生活,使我这个从象牙塔里摔出来的知识分子,多少了解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农民究竟欢迎什么政策,反对什么政策;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幸福,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灾难。(这个“基本功”对我终身受用。)因此,听到有人说三中全会政策的坏话,很自然地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以正视听。有人说我是“无私无畏”,我一再声明: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只能说是“无知无畏”。要是知道背景那么错综复杂,说不定我就没有写这篇文章的胆量了。

至于人民日报敢于转载这篇文章,我认为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是有一种捍卫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勇气的。因为他们对当时的那场斗争十分清楚。因此,当他们从辽宁日报一发现这篇述评,便敏锐地判断出它的价值,以一种少有的编排方式和版面语言加以处理。转载的成功,说明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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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闻战线》1999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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