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论与“编年体”有关的现当代文学史著述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 次 更新时间:2016-03-24 22: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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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训  

   【内容提要】“编年体”文学史最近一个时期颇受学界重视。编撰者不满足现行体例重“论”轻“史”的偏向,希望通过复活“编年体”的历史著述体例,构造“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由于主客观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局限,“编年体”现当代文学史目前还未达到成熟、理想的状态。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编年体/以论带史/还原/重构

  

   “编年体”文学史最近一个时期颇受学界重视。用“编年体”的史书体例,编撰文学史,虽然在古代文学领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人为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出版若干专著,进入新世纪,则编者益伙,影响日著。其中既有专于一朝一代的断代之作,也有卷帙浩繁的古今通史,亦间有文体、文类的编年史,总之是颇为多见。但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编年体”的文学史,却相对晚出。200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其中包含有笔者和叶立文、李遇春教授主编的“现代卷”和“当代卷”,算是“编年体”现当代文学史的发轫之作。笔者在主持这两卷编年史编撰工作之际,曾做过调研,得知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就有“20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立项,但却一直未见最终成果出版。虽然这项成果直到2013年才得以面世,但最早萌生“编年体”现当代文学史的想法,无疑非彼莫属。近十年来,坊间所出现当代文学编年史,日见其多,类型与古代文学编年史大体相似,但除通史,如卓如、鲁湘元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6月版),断代史,如张健任总主编的10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11月版),文体(文类)史,如刘福春著《中国新诗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外,另有钱理群任总主编的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和张大明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版),算是“编年体”现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另类”或新创。与此同时,与“编年体”有关的一些文学史著述问题,也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笔者在编书和研习过程中,也有一些想法,不揣浅陋,贡献如下。

  

   “编年体”不是文学史编撰的成例,而是历史著述的创造。今人用“编年体”编撰文学史,是启用历史著述的旧制,而不是沿袭文学史编撰的成例。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种种,但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不满足于现有的文学史编撰体例。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现有的文学史编撰,是沿袭纪传体史书的成例。认为这种以人(作家)为中心的文学史,虽然突出了文学创造的主体,确立了文学创造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却不足以反映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因为所谓文学历史,就其最基本的方面而言,是由诸多文学创造的事实组成的时间链条,作家只是某一文学事实中的一个行动元,并不是构成这一文学事实的全部要素,而且以这样单个的行动元为中心叙述文学事实,不但不能反映文学事实之间整体的有机的历史联系,而且对这种本身也是整体的有机的文学事实,还会造成割裂和肢解。即使是就作家个体而言,把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集中于一个叙述单元,只能反映这个作家个体的创作历史,并不能展现文学发展的整体面貌。要言之,这种体制,长于为作家立传,而拙于为文学述史。

   这当然只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如果结合现当代文学史现行编撰体例的实际而言,则有许多问题,是应该详加讨论的。笔者不赞成笼统地把现有的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体例,称作纪传体。原因不但是其中有些著作与纪传体史书的体制不合,就是纪传体色彩比较重的著作,也只是它的主体部分,是以评述作家生平创作为主,其他部分则容纳了不同著述体例的因素。如各著述及文学思潮发展,多属记事本末体,而鲜有纪传体的痕迹。另有许多著作,事实上早已脱离或超越了纪传体史书的体制,而各有创体。以当代文学史而论,较早出现、较有代表性的如姚雪垠任总主编的《中国当代分类文学史丛书》,鲁原、刘敏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等。较近一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则有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笔者所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亦不用纪传体,而用“史论”的写法,“概论”其“综合性的和比较宏观的文学现象与文学问题”,如此等等。

   提出这一问题,不是说现当代文学史编撰,不受纪传体影响,而是说这种影响可能不是源自纪传体史书,是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学批评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就是发展进化的观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念,便是社会历史批评的观念。它的局限和问题,也是因为这种影响所致。以下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略加讨论。

  

   先说发展进化的观念。提到文学史的编撰,人们自然会想到寻找文学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在文学创作之外,之所以需要文学史,也就在于,它能为杂乱无章的文学现象,建立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秩序,进而在这种文学的历史时空中,找出一条发展变化的线索来,以便从中总结、提炼出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美国学者韦勒克说,文学史的出现,首先必须具备发展变化的观念:“发展,或则至少说时间上的运动和变化,是第一次使撰写文学史成为可能的中心观念。”他认为,欧洲直到19世纪初叶,“才谈得上有成功的文学史”[1](pp.35-39),可见“发展”的观念对于文学史撰写的重要性。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很早就有变易的思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对文学活动的看法中,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直到近代,这种变易的思想,才因为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而与发展进化的观念联系起来,文学史的编写才有了一个历史的逻辑和目的指向。前人云:“五四以前泰半是以观念论的退化史观和载道的文学史观来从事著述”“五四以后则泰半是以观念论的进化史观与缘情的文学史观来从事著述”[2],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30年代,又因为接受了“辩证的唯物史观与普罗文学观”的影响,文学史著述在叙述文学进化历史的同时,还要追寻隐含在这种进化的历史链条之下客观存在的本质或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因为经历了文学史观念的这种变化,现代文学史编撰,从一开始,就刻下了上述影响的烙印。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当代文学学科基础初奠,更因为当时的政治影响,而使这种追求发展进步、探寻本质规律的文学史著述模式,逐渐趋于定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现当代文学史编撰,都沿袭这种观念和体例,它的弊端也因此而起。

   不能说追求发展进步和探寻本质规律的文学史观有什么不正确,而是说,这种进化的文学史观,如果跟某种目的论结合起来,就难免要受王元化先生所说的那种“意图伦理”的支配,而把文学史编撰变成实现这种“正当的”目的意图的工具。一旦这种进化的目的论走向极端,便会导致文学史写作的一种线性的历史观和庸俗的进化论倾向。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史编撰,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其主导的历史进化(进步)的逻辑而论,在五四时期,是白话的新文学战胜文言的旧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从“文学革命”进到“革命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是由亭子间的“革命文学”,到确立为人民大众的“工农兵方向”,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则是随着不同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同发展前进的文学,如此等等。虽然这种主流论的文学史,也有充足的历史实证,但近30年来,学术界从这种看似严密的历史逻辑的罅隙中,发掘出来的诸多文学流派、创作潮流和作家作品,却表明这种文学史的逻辑并非天衣无缝,相反却有“以偏概全”之嫌。如“鸳鸯蝴蝶派”和“20世纪通俗文学”研究,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的重新发现,以及近些年来颇受关注的现当代旧体诗词和“战国策派”等其他非主流派别的作家作品,乃至当代文学中的“潜在写作”等等。这些研究结果再次证明,此前流行的“半边文学史”之说,并非凿空之论。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说:“文学是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3](p.31),时代的各种要素作用于文学,文学就变得像时代一样多变而复杂。像刘勰说的那样:“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自然不能为一个时代修史,用这种方法同样也不能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立传,而且文学的历史并不如自然界的生物体一样,其生命过程都是发展进化的;虽有进化的一面,但有时又不尽然,也有发生“退化”或“胶着”于不进不退的时候。鲁迅在论及中国小说史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4]所以,单用进化的眼光去看文学史,是难得其“全”的。今人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意见,首先就在这“不全”。

  

   再说社会历史批评的观念。文学史编撰要借助文学批评的成果和经验,这是一个不争之论。即使是很有“主见”的文学史家,也不能不顾及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的判断和评价。前面提到的韦勒克、沃伦甚至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都定义为“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区别只在于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作个别的研究”,而文学史则是对文学作品“作编年的系列研究”[3](p.31)。因为有这种“同源”关系,所以,文学史编撰在参考、取用文学批评的成果和经验的同时,也不免要接受文学批评所持方法论的影响。尽管文学批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与文学史写作最为接近的方法,还是古老的或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原因是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所重视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时也是文学史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和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上,社会历史批评的观念萌发甚早,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被公认为这种观念的源头。这种说法中的“人”自然是指作家,其中的“世”也就是今人所说的“社会历史”。文学批评要“知人论世”,文学史写作也不能无视“人情”与“世故”。尽管社会历史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在西方和传到中国以后,有许多发展和变化,但从根本上说,都脱不了孟子所说的“知人”和“论世”这两个基本要素。这两个基本要素也是纪传体史书基本的编写原则。可见,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与纪传体史书之间,存在一种同质同构关系。基于这样的关系,说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史,是受了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影响,也不为过,但在文学史著述的历史上,西方学者已经指出,最早的文学史,都是以作家传记为主,中国最早带有文学史雏形的著述,也不例外,可见以作家为中心的文学史由来已久,并非一定源自纪传体史书的影响。

撇清这层关系,并非说接受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影响,对于文学史写作有什么不好,而是说今人对现有文学史编撰体例的不满,并非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所致,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除了上述进化史观的影响,就是在接受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影响,把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运用于文学史写作的过程中,因为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而将这种方法论手段推向极致、出现偏向的结果。重视外部因素的影响,分析外部因素对文学的作用,是社会历史批评的重要方法论手段,社会历史批评因而也被称作文学的“外部研究”。这种“外部”因素,在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中,尚属模糊笼统,丹纳则明确地指出,是“种族、时代、环境”三大要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又在丹纳的这三大要素中,加入了一个最终的影响源和决定因素,即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或曰经济基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虽然秉承了“知人论世”的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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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论丛》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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