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已在总体上跨越了追求温饱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一时段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既为加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又由于各种矛盾、问题的凸现而带来严峻挑战，这一历史时期对每一国家都极为重要。如果应对得当，经济社会就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而如果“差之毫厘”，就会出现失业剧增、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间畸形发展、社会矛盾恶化、生态环境失控等问题，掉入“拉美陷阱”，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经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威胁着下一步的发展，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一、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
首先，我国的工业化面临新的外部环境。
其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在扩大、延伸，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各国纷纷制定措施，应对变化，力求抓住技术革命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在新技术革命发生并产生新兴产业时是各国共同的起点，落后国家若能抓住机遇，便不会在这些产业上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甚至有机会跃至领先地位，通过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新技术扩散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实现赶超。从历史来看，不乏先例。19世纪后半叶德国就是抓住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引发的化工、电气等新兴产业形成的机会，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的飞越。
其二，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世界成为“地球村”，世界范围的信息、资金、技术、商品、人员流动加快，各国经济和市场更加相互开放、相互依存。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在高度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既有有利因素，又有不利因素。
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遇到一些问题，制约了工业化的推进，沿袭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
1. 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拉大，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地区间差距也在拉大。2003年城市化率只有40.53%,还有59.47%的人口生活在农村。2001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89:1， 2002年到了3.1:1。2002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454 。
2. 产业结构不合理。2003年三次产业比例为14.8：52.9:32.3，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不足，用三种国际上常用的指标衡量，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低10-17个百分点，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另外，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也不合理。
3.就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15%左右，达到了完成工业化的标准，但第一产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总数的比重还在50%左右，远未达到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应低于20%的就业结构要求。未来20年，还需把2.2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而目前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仅为3.5亿人，即要增加60%，沿着以前的工业化道路走，难度很大。
4.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劳动生产率较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很低，每创造1美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工业七国平均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笔者认为这一数字有高估成分 ，与可持续发展一章中表3-1世界银行的数值相差较大，但的确反映了我国能耗高的事实。近年来，增长的粗放性有所抬头，扣除物价因素后，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为24%，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年仅次于1993年的25%。2004年前两个月，投资同比增长更高达53%。按经济增长的三个来源(投资、消费、净出口)测算，“2003年投资的贡献达到70%，消费的贡献仅为30%左右，” 全要素生产率(TFP，即包含制度与管理创新在内的广义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35%左右， 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大体相当，可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及其货币表现--资金的拉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每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增加GDP约5000元，而自1998年至今，每万元投资只能产生2000多元的GDP。单纯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即使尚未走到尽头，也已是强弩之末。
依据世界劳工组织2003年8月31日的报告，2002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为60728美元，欧洲国家平均43034美元。而我国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才10600美元，长江三角洲为9500美元，京津环渤海地区仅6800美元。2002年我国全社会劳动力生产率只有14211元／人，仅略高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12422元／人)和人均GDP(8184元／人)。我国的全社会增量资本产出率(维持一定产出增长率需要的投资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2倍左右，近几年已上升到4-8倍；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为9.45%，成本费用利润率仅为5.62%；流动资产年周转不到2次。
5.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认为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和环境上的“四大挑战”。如果按照以往的工业化道路，资源将是我国实现工业化不可克服的硬约束。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的1/2；2000年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平均为0.24公顷，而中国只有0.1公顷；人均淡水资源是世界的1/4，2000年世界平均为8241立方米，而我国只有2257立方米；人均探明可开采石油储量，2000年美国为13.6吨，巴西为6.7吨，而我国只有4.2吨。2002年我国矿产品进出口总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2003年我国消费了约16亿吨煤、2.5亿吨石油、2亿多吨钢材、8亿吨水泥，其消费量大于GDP总量比我国多二倍的日本(石油除外)。照日本工业化高峰时期每年人均一吨钢材，两吨标油的消费水平，我国到2010年人口达到14亿时，每年需要28亿吨的标油、14亿吨钢。美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总共消耗了300多亿吨石油和近50亿吨钢，日本则用了30多亿吨石油和近11亿吨钢 。英、美、日在其工业化期间，人均累计钢消费量分别为22吨、20吨和17吨，美国和日本人均铜消费量为400千克和220千克。现有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以超过发展中国家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矿产资源人均消耗量实现少数人的工业化的。按照人口比例，我国要实现工业化需要的石油、钢和其他资源是一个天文数字，世界资源供应难以支撑。显然，因循工业化国家的老路，中国是很难实现工业化的，必须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之路。
6.生态环境已难以承受传统工业化之“重”。近几十年我国高速的工业化已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已经非常严重，对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仅1995年一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875亿元，占当年GDP的3.27%，人体健康损失171亿元。 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8%。联合国《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估计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0%。
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已经200多年，但全球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仅64个 ，占全球人口比重不足20%。而我国现在人口占世界人口21%，到2020年人口约有14亿多，超过迄今200多年来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中国如能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变迁，是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也极具挑战性。传统工业化道路显然是走不通的，必须另辟蹊径。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此开出了“药方”，新的发展阶段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胡锦涛同志还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具体来说，就是我国下一步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全面、协调、可持续。新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要以“新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指“发展”要以人自身的发展为核心和前提，“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全面、协调、可持续”指发展要兼顾经济社会政治、人与自然、城乡区域间、国内与国际、当代与后代等方方面面，实现永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的“发展”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是全面、协调的发展，是新发展观下的发展。新发展观的树立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例如，不改革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和财税体制，地方政府依旧会有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强大内在动力，从而导致政绩工程的泛滥，才有开发区的盲目圈地运动，才有了生态、环保的软肋......没有这些配套的改革，单纯靠政治运动式的推动是无法真正树立新发展观的。
凯恩斯曾说过：“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发展观的完善和调整必将对我国新时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更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克服上述六大问题对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制约。
国外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从另一角度启示我国必须丰富发展内涵，转变增长方式，走新的工业化之路。1994年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论文指出依靠高储蓄和高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这一结论也在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验证。2003年1月，世界银行名为《创新的亚洲：增长的前景》的报告也指出，资源投入是东亚过去的主要增长来源，但东亚的未来将取决于创造一个促进创新的环境。在过去30年中，东亚成功的发展模式带来了高速增长和减贫成果，但“东亚如果不从生产要素集约型的生产模式转向技术集约型的生产模式”，未来的增长速度就会减慢，出现收益递减。
国外的这些研究正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相合：新世纪我国发展要用“新发展观”作为指导，工业化必须 “走一条新的工业化之路”。
二、新型工业化的内涵
我国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靠传统工业化之路实现工业化的不可行，也曾探索研究过“跨越式发展”、“技术进步推动型发展”、“集约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结合”、“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可持续性”等措施，但这些都只是就工业化论工业化，试图通过一些具体措施的改善来寻求新的发展，没有从宏观战略高度提出系统、全面、创新的思想，没有从方法论的调整来解决问题。
在上述的大背景下，为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之路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它是执政党确立的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略之一，是总结了国内外工业化的经验，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国情作出的根本性战略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工业化路径的重大转换，它既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工业化的经验，又吸取了200多年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其他国家工业化的经验；既立足于我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现实国情，又与时俱进把握了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大趋势，赋予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特定内涵。“新型工业化”是一个新的提法，是时代性、地域性很强的特定概念，具有全新的内涵和路径，是我国为实现战略发展目标，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根据我国的自然、经济、科技、社会、人口等条件作出的选择。
（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新型工业化”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新型工业化”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
从语义角度理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指的是“走一条与旧的、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不同的路径”；而“新型工业化”是被赋予了新内涵、新标准的工业化，是工业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版本”。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将信息化和工业化有机结合起来，在较快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的模式,是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新路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种工业化模式，是一种行为或者理念的描述。
新型工业化却是一种标准，是赋予了时代和地域特点的工业化。有学者认为“新型工业化”是指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实现工业化的过程，或指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函数在信息化的带动下，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 胡鞍钢认为“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化带动的，在消耗较少资源、带来较少环境污染条件下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并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的工业化。 国外学术界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称作“新型工业化”。 这三种定义的共同点是都强调信息化在新型工业化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新型工业化”有狭义和广义解释。狭义的新型工业化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由信息化带动的、信息化与工业化有机结合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有两个特征：1.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和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从事与信息化有关的产业的人员不断增加。广义的新型工业化定义，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社会向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变不仅限于技术层面、工具的改变，还包括了人们的分工、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直到思想观念的全面变革。这一转变过程的结果不仅实现了传统工业化的目标，而且给其添加了信息化的内容。本文中用的一般是广义的新型工业化。按照广义新型工业化的定义，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新型工业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的转变问题，而且是现代化模式的改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目标就是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和标准实现“新型工业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它们又是统一的。
新型工业化的实质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改变了以往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像利用物质资源和能源一样充分利用信息这一要素，以信息替代和减少物质资源的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新型工业化也要求从过去的外延式粗放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新型工业化的另一个要求是经济效益好，意味着有高的投入产出效益。
200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题为《增长的质量》对仅仅依赖GDP增长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提出质疑。要求突出增长的质量：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普及教育、加强环保、增加公民自由、强化反腐败措施相结合，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报告强调：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高质量”的增长，这不是一种奢侈品，这对于国家抓住时机改善这一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显然，世行提出的所有这些要求实际上都包含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中。
（二）与新型工业化有关的几个概念
1.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从定义比较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是不同的历史过程，工业化先出现，新型工业化是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以信息化为基础的、赋予了新内涵和新标准的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的阶段更高，内涵更丰富，实现了新型工业化，肯定也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而实现了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并未达至新型工业化的目标。从另一角度看，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工业化的内涵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也是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子概念，是信息化时代的工业化。
2. 新兴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新兴工业化”源于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新兴工业化国家是对具有一定资本主义基础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用较短的时间克服了社会、经济的落后性，并在工业化进程中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在于，后者的资本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除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外），其发展范围是无限的（靠开辟、剥削殖民地）；而前者的这个过程是在已有的空间参数，即世界资本范围内，在不开拓新领土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不是向广度而是向深度发展。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表现为：第一，近2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1970年代超过日本工业化期间5%的增长率；第二，1960年代以来，经济结构特别是工农业结构变化显著，工业比重超过农业；第三，在出口总额中制成品比重增加，摆脱了一般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初级产品的局面。 关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世界银行从量的方面有更加简明的定义：即“1978年个人所得在1100-3500美元之间及1977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重在20%或更高的国家。” 这些国家有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及乌拉圭；欧洲及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南斯拉夫、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东亚地区的香港、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
而新型工业化是一种以信息化为动力的经济变迁过程，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指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必由之路，它还含有标准的含义。
3.新型工业化与现代化。“现代化”的英文是Modernization，根据《牛津英汉大词典》，Modernization有两个含义：（1）现代化，（2）现代文明。现代化这一术语被学者们广为使用是从丹尼尔•勒纳1958年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开始，书中提出了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系统--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前者是指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生产力较低的前工业社会；后者指市场经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提高，生活方式有很大的改进，生产力较高的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勒纳认为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
关于现代化有很多定义，没有取得一致，但是大多数定义在以下两点是共同的：一是现代化指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过程；二是认为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工程，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科教文化等多方面相互影响，同时出现深刻变化。如现代化研究的权威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
这样来看，现代化是比新型工业化覆盖面更广的概念。狭义的新型工业化主要涉及的是经济方面，大致与经济现代化同义。
（三）“新型工业化”之“新”
马克思说过：“ 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工业化过程虽有其一般规律可循，但在本质上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此，在不同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工业化过程会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容。在近代史上发生的西欧及北美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与—战后各发展中同家发生的工业化过程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同样名为工业化，由于历史环境的不同，新型工业化道路有独特的内涵，既不同于英、法、德、美等国在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先后完成的工业化，也不同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中后期陆续实现的工业化，更不同于我国过去走的传统工业化之路。
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字，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曾培炎副总理说，“我想这个‘新’是相对于传统的工业化来讲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之后推行信息化的，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这些年信息化发展很快，我们完全可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第二，在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大多数是以消耗能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可以说‘先发展、后治理’，代价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第三，在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机械化和自动化，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失业问题。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我们就是要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处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扩大就业。”
笔者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之“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相对于我国原有的工业化道路是新型的，二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是新型的。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21世纪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历史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可以借助信息革命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实现工业化。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进行信息化的，而中国要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可以也必须同时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化贯穿新型工业化的全过程，这是其最重要的特征，舍此，就不成其为新型工业化。
第二，新型工业化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体现在新型工业化注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先发展、后治理”，以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不公平地利用了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大量资源和环境容量。我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使得人均资源量和环境容量都很有限，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沿袭过去的路径，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特别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三，中国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总体上讲工业化过程中不会出现欧美国家工业化阶段出现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还会有劳动力总量过剩的压力。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不断使人口的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另一方面要发挥成本比较低的比较优势，处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也解决好就业问题。
第四，我国有最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又处于一个日渐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解决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技术瓶颈和市场瓶颈。同时，新型工业化是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必须遵循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与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需要在自身实力还不强、不熟悉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在国际市场环境中推进工业化，这是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面对激烈的全球性市场竞争，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准确定位，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2.2 新型工业化战略体系
新型工业化并不只是一个新的概念，我们研究的意义也非仅仅在于从字面上阐释它。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它的“新”，目前我们对其内涵和路径的研究还非常不足，能否找到并且坚持这样一条正确的、崭新的工业化之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总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完成。走这样一条工业化道路也是我国在自身经济成长的同时对人类的责任和义务，是中国和平崛起对世界的承诺。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涉及面很广。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简单概括，可持续发展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原则和根本要求，信息化是灵魂，城市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源 、“走出去，引进来”是动力和支撑，制度法治和政府作用是保障。如果中国比为一辆车行驶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那么信息化就象是引擎，可持续发展是方向盘，技术进步、人力资源优势、城市化和“走出去，引进来”是四个轮子，制度法治和政府则是车的框架。
图2-1 新型工业化体系（略）
如上图，新型工业化在新发展观指导之下，新型工业化战略体系主要由可持续发展战略、信息化战略、城市化战略、技术进步战略、人力资源战略、“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和制度、法律及政府作用构成，各子战略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从这七大方面着手，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其充分发挥对新型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一、可持续发展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渗透到新型工业化的每一环节、每一领域。要利用信息化和技术进步来促进可持续发展，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引进外资等方面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要用法律、制度来保障可持续发展，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要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虽然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在其本国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自工业化以来对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很多方面已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我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人口最多，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贫乏，要实现工业化，如果不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新世纪头20年要实现GDP翻两番，是不可能的。2003年底2004年初的煤、电、油荒即是这一潜在危机的先行表征。因此，必须把资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少，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要求。我国在降耗节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潜力很大，亚洲开发银行曾经指出，如果中国利用能源的效率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GNP能在1992年翻一番而不用增加能量投入，由此可大大减缓中国生态环境的压力。一些发达国家，诸如荷兰、瑞典、日本、美国等，在经济社会保持发展的同时达到工业用水实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也为我国提供了样板。
经济发展不是以拼资源、拼能源、恶化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而是要处处考虑可持续发展，应用信息化和高技术节约资源，保护资源和环境，提倡循环经济，采用新技术特别是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化程度。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利用反映资源、环境真实价值的价格杠杆，引导人们消费行为的理性化；此外还要不断完善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政策法规，严格执法监督。
二、信息化是新型工业化的灵魂和核心。信息化贯穿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全程，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精髓就在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没有信息化，就没有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它是我们这个时代超越其他技术的“灵魂”技术，是当代现代化的突出标志，主导着工业化的方向。信息化主导着新时期工业化的方向，它有极强的渗透力，可以对新型工业化的方方面面进行改造，从而节约资源、成本，提高效率。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信息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软件业、信息服务业等诸多新兴产业，同时以其极强的渗透力同传统产业广泛结合。不断进步的信息网络技术，不仅使传统产业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服务效率，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而且有效地改进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催生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新的业态。
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要重视正确处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不能跳过。马克思说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我们只能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同时向实现具有信息化内涵的新型工业化迈进。
三、技术进步是新型工业化的动力，也是新型工业化的“纲”。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新增长理论更将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新型工业化包含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五个要素。其中，科技含量高是指高科技作用的充分发挥，它统率其他四个要素：要使经济效益提高，必须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要降低资源的消耗量，必须改造原有生产工艺和技术，这也必须依赖技术进步作用的发挥；要减少环境污染，不仅要靠治理污水、废气、废物的高技术和新工艺的发明和创造，而且要通过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和流程，减少生产过程的“三废”的产生量和排放量；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同样离不开用高科技知识来装备他们。在新的世纪，技术进步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件，高新科技的拥有、创新和应用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主要标志。因此，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必须紧紧抓住技术进步这一主导工业化发展的“总纲”。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举足轻重，要用信息技术和其它高新技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汽车、房地产、电子信息等高增长行业 ，其发展速度快、带动性强，要以此为契机，结合信息化改造和技术进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充分发挥高增长行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挖掘培育新的高增长行业，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工业化，必须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紧密结合，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着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只有这样的新型工业化才是符合21世纪要求的工业化。
四、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是新型工业化的支撑。人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出发点和基础。新型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人的生活水平， 新型工业化要以人为本，既要把满足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在各项工作中放于优先地位，又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通过教育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使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成为人力资本强国，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充足的人力支持。
卢卡斯认为，对人力资源投资不仅能使劳动者自身的收益提高，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得到强化。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我国应该真正把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不折不扣地实施，这是少数几项与中国经济未来、与中华民族前途攸关的“国之大事”。
新型工业化必然伴随大批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同时，随着资本有机构成及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同量资本只能吸收更少的劳动力就业。对于我国来说，未来20年就业的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处理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矛盾非常重要。我国足够的产业纵深和市场纵深可以同时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发展空间，要统筹兼顾。在政策导向上要认识到就业是民生之本，采取就业优先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可以大大扩展就业岗位，带动工业化进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而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关系到一系列矛盾的缓解从而工业化过程的推进。
五、城市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又一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孪生兄弟，二者互相联系、彼此促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涵，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 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2003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52.94%，城镇人口比重仅40.53%,非农业人口比重仅27.4%（2002年值）；也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当的国际城市化水平。这一问题制约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能拉动经济增长，加速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有助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新型工业化的一个指标是非农人口所占比例，城市化率高了，农村人口少了，人多地少的局面就可以改善；城市化能使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产生集聚效应，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效率；同时，它还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城市化还能改善更多人的生活质量。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在目前还存在诸多障碍，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扫除这些障碍，推进城市化。
六、“走出去，引进来”的全方位开放战略为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引擎之一。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我国加入WTO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对外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举足轻重，为我国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外直接投资使我国企业的经济疆域大为扩展，也为国内发展提供了大量所需的资源。新型工业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化，这既使我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环境，新型工业化所需的资源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同时也带来强烈竞争和挑战，若处理不当，不良后果可能加倍放大。
七、制度创新、法治及法治下的政府是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有经济学家将其称为“第一生产力”。新型工业化是经济、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制度也会发生变迁，我们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使制度促进和保障而不是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新型工业化需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需要从多方面建设、完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角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需要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保护，城市化、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也需要相关法律的健全，依法治国，依法建设市场经济，依法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法治的要求。对于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新型工业化战略各方面的推进、组织都离不了政府。政府在新型工业化中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需要其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要切实承担起来。要有效、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职能必须调整，机构和管理必须进行改革。产业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对产业进行调控的宏观调控政策，尽管对它有不少批评，但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经济、技术的赶超，弥补市场缺陷，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它对推进信息化、保障可持续发展、促进技术进步等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八、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强调经济增长的效益。经济效益是社会生产活动中资源、劳动投入同其成果（产出）与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对比关系。它包括两个层次的比较：一是投入同成果的比较。效益好意味着一定量的资源占用和消耗取得尽可能多的成果，或者说，为取得一定量的成果，尽可能少地耗费资源。二是产出和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比较。产出充分地满足社会需要，耗费在其中的劳动和资源便能得到社会充分的承认和补偿。因此，效益目标便是社会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支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我国过去的工业化是一种粗放式的，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计成本地大量投入资源、人力。“建国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平均每增加1亿元GDP就需要高达5亿元的投资。粗放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益的增长，使人们得不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粗放的经济增长是高消耗的增长，必然会过度索取自然，带来生态退化和自然灾害增多，导致社会财富减少。” 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是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它的增长是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基础。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获得更多的收益,可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等投入要素质量的提高及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知识的进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四类因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树立效益观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增长方式，通过技术进步、改进管理、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以尽可能少的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节约资源和能源，创造更高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