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纲:再论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3 次 更新时间:2016-02-16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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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纲  

【内容提要】 鲁迅先生为了实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拨,认定吴承恩做《西游记》的作者,从而在客观上否定了《西游记》的文化载体意义和社会认识价值。此后,由于作者的限制,《西游记》的文化研究始终不能有所深入。为了真正探索《西游记》的文化意义,我们就不能不对鲁迅先生的《西游记》作者研究进行一番反思和考证。

【关 键 词】吴承恩/淮贤文目/西游记/杂记/长春真人西游记


鲁迅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言九鼎,举足轻重,以一介文士,欲革除弊政,首先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做起。他反对再为长城上添砖加瓦,扩而至于一切的文化领域。出于这种目的,他便选择吴承恩来做《西游记》的作者,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他说: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观群书,复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嘉靖甲辰岁贡生,后官长兴县丞,隆庆初归山阳,万历初卒(约1510~1580)。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见天启《淮安府志》贡举表)。余未详。这是受到清吴玉搢的影响。吴氏云:

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忠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这里吴氏仅仅是疑似之辞,并没有任何铁的证明,只是在《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中的发现了所谓的证据:

吴承恩:《射阳文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之所以称之为“文目”,便是文章(包括诗、文)的目录。《射阳文集》是个诗、文的集子,《春秋列传序》是一篇简短的序文,那么紧列其后的,《西游记》“文目”会是长篇白话小说百回本“书目”吗?吴氏在这里露出了个致命的伤痕,那就是对于“杂记数种”的理解和诠译。根据刘知几的《史通•杂述》云:

史氏流别,其流十焉。……八曰“杂记”。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这里明确指出,历史传记类的著作有十大类,其中第八类叫做“杂记”,而这个“杂记”主要指的是文言短篇志怪小说。且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是如何评述的:

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干宝)性好阴阳术数,尝感于其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气绝复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二十卷,以“发明神道之不诬”。……祖台之作《志怪》,此外作志怪者尚多。……(刘敬叔)所著有《异苑》十余卷,行世。这里,我们看到鲁迅先生对于志怪小说的定义,与刘知几所说的“杂记”完全一样,也即吴承恩自己所说的“传记”。也就是说,“杂记”或者“传记”,就是所谓的传奇。是用来记述神怪奇异故事的志怪小说。暂以鲁迅先生所引的《异苑》卷二的一篇为例,来看一看“杂记”的真正面目:

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这就是所谓的“志怪小说”或者“杂记”,与百回本长篇小说《西游记》完全是两个概念。由“志怪”发展到“小说”,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但他却要说“杂记之一即《西游记》”,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一定要让吴承恩作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从而达到其彻底否定《西游记》文化自觉载体的目的。

其实,这完全是鲁迅先生一厢情愿的事情,且看吴承恩自己在《射阳先生存稿•〈禹鼎志〉序》中是怎样说的:

余幼年即好奇闻。……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牛奇章、段柯古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吴承恩自己说喜好奇闻,而且想写一部书去与牛僧孺、段成式比个高低。这个牛僧孺和段成式是何许人物呢?再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是怎样评述的:

造传奇之文,会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僧孺性坚僻,而颇嗜志怪,所撰《玄怪录》十卷。……段成式字柯古,……《酉阳杂俎》二十卷凡三十篇,今具在,并有《续集》十卷。卷一篇,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吴承恩想写的正是如牛僧孺、段成式所擅长的传奇志怪小说,还是文言短篇,如同“类书”一般,排比杂事而已,况且自己明明白白说是“吾书名为志怪”。所以,吴承恩所写的“杂记”数种,应该就是他的“志怪”小说《禹鼎志》中所记载的几则小的传奇故事,多则二三万字,而且没有专门的主题,形同类书而已。

更重要的一点,明代的《西游记》各种版本上都未署作者之名。世德堂本前有陈元之《西游记序》云:

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自王制。余览其意近  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

陈元之认为,作者可能是嫌这部书所写的是“丘里”通俗的事情,所以才不署姓名。其实,作者真实的目的并不见得就是嫌其“丘里”之作,而是认为没有必要。第一,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所写定的,没有必要自我作古;第二,如果作者真是“八公之徒”,都是修行有成,境界极高的世外高人,决不会在乎什么名闻利养,所以没有必要署名作者;第三,道教著作,尤其是经书,大多都托名某位上仙高真所著,比如太上老君、关圣帝君等,如果作者是把《西游记》当做丹经来写的话,那么一定不会署上自己的姓名的。

从陈元之这段话中,至少说明,作者自己不愿意署名,甚至连作《叙》的人也没有留下名字。但提出了三条线索,而这三条线索看起来又是一个根本:出自天潢何侯之国,出自八公之徒,出自某王自己创作。

“天潢”的意思是皇室宗族,“何侯”意谓某侯,“之国”谓某位皇室公侯的辖区府中。因为明代皇帝,尤其是嘉靖、万历皇帝极为好道,多封道士为国师。其下各位地方王侯也都多加仿效,蓄养道士为清客仙长,也就是所谓的“八公之徒”。《太平广记》卷八《刘安》中记载,有“八公”前来相访刘安,欲求用世;刘安以门人之口,言其年老,无所作为。八位仙长立即变成八位童子,并且说道:

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摄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寒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龙,役使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千变万化,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冻不寒,夏曝不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

可见,这八位仙长也好,童子也好,都是移天挪地、神通变化、自由自在的世外高人或者天上神仙,能够炼己修身、铅汞化合的真人。最后,这八位仙长传授给淮南王刘安《丹经》等仙术。那么,陈元之所说的“八公之徒”也就是修真炼丹的高道、济世度人的仙长。如果不是这位仙长所作,也有可能出自某位侯王自己制作。

这又进了一步,也就是说,这位《西游记》小说的作者,很有可能是某个皇室宗亲的王侯府第中所蓄养的仙客王师所作,或者是那位的王侯亲自所作。用“或曰”,至少说明不是陈元之自己所编的,是听说,或者唐光禄购书时候那位卖书人所讲的。之所以有人说小说是出自于“八公之徒”之手,就因为《西游记》本身便写的是丹经道书,是以道教全真道的教义为宗旨的。陈元之《西游记序》,也看出了这一点:

其《叙》以狲,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应为精),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类以为道,道成耳。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彼以为大丹丹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原《叙》把《西游记》当成了寓言小说,所以每一位人物都承担着文化的使命,具有认识意义和宗教价值。把悟空的形象塑造成一猢狲,就是象征着心神,所以叫做“心猿”;马是“意马”,象征着人类的意识瞬息万变,奔驰不息;八戒是戒除八种邪恶,代表的肝木;沙为流沙,象征着肾水;唐三藏不是佛教的三藏经典,而成了含藏神、声(精)、气的三个脏腑的三脏了;所有的妖魔都是人类身体的口、耳、鼻、舌、身、意等六种感觉器官(也即是《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中的六贼)所造成的恐怖忧虑、颠倒是非、虚幻妄想的魔障,而且是自心所生起的,不是外在的。所以,《西游记》是心路历程,修心就是炼魔。而且,从大丹修炼的角度讲,东边是生方,西边是成方,所以美猴王生于东方,却要去西方学道;唐僧生于东土,却必要去西天取经。这就是“西游记”三个字的根本含义。

《西游记》或者说唐僧取经故事,从唐代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开始,到宋代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再到元代的《西游记平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最后到唐光禄所购买的《西游记》书稿或者刻本,是一部逐步道教化、丹经化的过程,而根本的质变便在于唐氏所购的《西游记》。是这部书的作者第一次系统、全面、形象地把道教全真道的教义,尤其是全真道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的《大丹直指》、伪托全真掌教尹志平弟子所著的经典之作《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宋石杏林五言绝句《还源篇》81篇以及《易经》等融进《西游记》小说,并以之统帅全书,贯穿首尾,成为第一部自觉地、完整地、深刻地承载东方传统文化的文化小说。

正是陈元之的《西游记序》为我们保留下来了关于《西游记》这部小说的作者主旨的最初文字,应该说是很重要的线索。只要学者们能够潜下工夫去研究考证一下,看看明代这位好道喜仙而且颇有境界的“天潢何侯之国”到底何在,也许就会有成果了。但鲁迅、胡适以及后来持吴承恩作者说的先生们却把这条线索当做陈氏的“猜度”之词,把“不懂佛学”、与“八公之徒”根本不沾边的“淮海竖儒”吴承恩认作《西游记》的作者,实在是不合理的。

鲁迅先生又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云:

(丘)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

另外,鲁迅于国民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写信给胡适,专门谈论《西游记》的作者问题: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志遗》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即吴玉搢)未见《长春真人西游记》也。……倘能买得《射阳存稿》,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但必甚难耳。这里的问题是两个:第一,《长春真人西游记》并不是丘处机自己所写,而是其弟子李志常所整理写成的。即使是吴山夫见到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也不会把它等同于长春真人所写的小说《西游记》。如果因其同名而“遂为一书”的话,那《西游记》的作者也应该是李志常,而不是丘处机。可见,当初署《西游记》作者为丘处机的汪象旭等人,决不是因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记》同名,才署丘为作者的。汪氏之所以署为丘处机作,是因为《西游记》满纸都是道教全真道,尤其是丘处机一脉龙门派的心传。很难说明丘处机在《西游记》故事的流传,尤其是道教全真道化的过程中,没有起到作用。汪象旭自称发现了大略堂古本《西游记》,或许原本就署着丘处机的名字,亦未可知,所以不能够轻易地断定汪氏在骗人。第二,元代大文学家虞集并没有给《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过序言,所以汪象旭《西游证道奇书》前所冠的虞氏序言,并不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原序。且看《西游证道奇书原序》:

而余窃窥真君(丘处机)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记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比喻大道耳。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鬼、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虽其书离奇浩瀚,亡虑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其纵横变化无所不至,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则收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其纵横变化亦无所不至,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然则同一心也,放之则其害如彼,收之则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于前,而魔与佛则异矣。故学者但患其放心之难收,不患正果之难就,真君之谆谆觉世,其大旨宁外此哉!

这个“收放心”的说法,应该说是儒教的核心思想,与佛教与道教的宗旨不同,正是虞集的口吻。虽然其中也说到了“猿马金木”,但是虞集的理解还是儒家理学,尤其是元明理学“收放心”的思想。然而笺评《西游证道奇书》的黄太鸿笑苍子和汪象旭澹漪子又是道家的人物,如果说是他们伪造的,那么口吻就不合了。况且,《序》中明明说“离奇浩汗,亡虑数十万言”,指的就是洋洋大观的小说《西游记》,不是只有两三万字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所以虞集的《西游证道书原序》并不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序言,这是鲁迅先生失考的地方。

幸亏,吴承恩的《射阳先生存稿》不久便在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民国二十一年(1930)铅印发行,鲁迅先生一定看到了。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不仅没有一条有利于吴氏是《西游记》作者的证据,反而证明了吴氏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不懂佛学”、“不懂道学”,根本与《西游记》小说没有任何关系。惟一一个与小说人物有关的诗篇,是《二郎搜山图歌》,但这个二郎却是“少年都美清源公”的赵昱,不是小说中“二郎显圣真君”的姓杨无名的二郎。正是如此,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了。

总之,鲁迅先生之所以要认定吴承恩作《西游记》的作者,是有自己的文化批判目的的,但是却没有作比较深入的考订。但由于鲁迅先生的特殊地位,学者和读者受到了作者吴承恩的限制,《西游记》的研究也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岂不辜负了真正作者的一片苦心呢!这也正是我们要进行探讨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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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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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唐都学刊》(西安)2000年0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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