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中国谨防跌入债务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16-02-06 00: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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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凡  

   一、债务陷阱

   其实,所谓"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是专指20世纪70年代快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拉美国家,此后这些国家止步不前。还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曾发展迅速,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被称为"亚洲奇迹"。但后来,这些国家也停滞不前了。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还曾嘲笑这些亚洲国家,认为它们靠不断增加投入来维持高增长,没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克鲁格曼把亚洲奇迹称为亚洲生产率的悖论。

   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说的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这些经济体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科技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世行报告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比如,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又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也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金融危机频发造成大幅波动,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

   第五,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这些现象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并不是快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的特点。那么,为什么这些国家先是快速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随后又停滞不前了呢?

   其实,世行的报告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些国家都过早开放了金融,因为国际宏观金融形势的突然变化,它们猝不及防,落入了金融债务的陷阱。从此,债务包袱不断增长,剥夺了这些国家发展的能力。因此,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其实就是债务的陷阱。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第一次是石油禁运引发的经济危机;第二次石油危机是由伊朗和伊拉克两个产油大国之间的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引发了经济衰退,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均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在这一背景下,借美元很便宜,开发石油很赚钱,很多非洲和阿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借美元去开发石油,着迷于这个一本万利的买卖。借着开发石油,许多拉美国家迅速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

   然而,进入80年代,美联储换了主席。新上任的美联储沃尔克决定提高利率,美元突然变得坚挺。而美元汇率和石油价格有种反向的走势,美元一升值,石油价格就往下掉。石油危机的时候,油价涨到了40美元/桶左右,等到美联储提高利息后,石油价格掉到不到8美元/桶。从1983年起,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和几个非洲国家先后陷入了债务危机。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这些危机国的债务进行了重组和展期,但这些债务国也不得不变卖掉一些国家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从那时起,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一直没有起色。直到今天,许多拉美国家还被当年的债务拖得焦头烂额。有些非洲国家也陷入了债务陷阱而难以自拔。今天,当我们在讨论给某些非洲国家减债时,许多债务还是当年开发石油时欠下的。

   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鼓励下,20世纪80年代后,东亚许多经济体采用了出口带动增长的办法,让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以吸引外来投资,搞来料加工,促进出口。大量外来资本支撑了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四小龙"、"四小虎"迅速崛起,国际舆论惊呼"亚洲奇迹"。东亚投资的回报率远远高于美欧国家,大量资本流入产生了一种幻觉,促发了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

   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让流动性大增,还使美元的汇率下滑。东亚经济体的汇率是与美元挂钩的,美元汇率低时,对它们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从1995年开始,美联储开始提高利率,因为人们都在批评美国市场上的IT泡沫太大了,必须遏制一下由IT泡沫带动的资产泡沫膨胀。美国的利率上涨,引发了亚洲资本回流美国,推高了美元的汇率,也给东亚国家带来了不小的"附带损害"。资本外逃造成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随后爆发了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救助亚洲国家的同时,也重新上演了一次拉美危机的闹剧。它们要求东亚国家紧缩财政,出售国家资产,造成了经济迅速萎缩。许多90年代初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亚洲经济体从此背上了巨额债务,不停地偿还债务利息,再没什么进步。

   今天,美联储再次进入加息周期时,中国也需要注意预防债务陷阱。过去中国有外汇管制,企业不能随意兑换,也不能到海外借债和投资。现在,许多企业可以这样做。过去几年,许多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开发资源和能源。但从去年起,美元升值带动了资源价格下滑,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债务可能成为负担。因为货币不匹配,会导致企业债务迅速恶化。1997年亚洲危机就是由第三代货币危机引起的,就是因为企业债务恶化导致银行坏账迅速增长,导致系统危机,政府出面救助金融体系,最后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即货币危机。我们急需清理企业债务,清理银行不良债务,防止债务陷阱。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外汇负债约1万亿美元,若加上内地企业在香港子公司借入的外汇,实际外汇负债有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占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近40%。如果人民币继续贬值,实际债务负担会变得更重。此外,德意志银行的外汇策略师萨拉维诺斯认为,中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的"无粘性"负债,包括投机性的套利交易、债券和股票投资流入,以及外国人在华存款和贷款,这些都可能成为资本外流的源头。

   我们在金融自由化方面还应更谨慎些,因为这事不仅牵涉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情况和我们的治理能力,也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逻辑问题。金融到底应该是经济的血液,为实体经济提供保障;还是成为统治经济的主要力量?西方发达国家似乎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此经济才从一个泡沫走向另一个泡沫。

   二、未来财政困难会更大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四面出击。我们既然决定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市场的力量,政府不能什么事情都大包大揽。我们应从今年的股市波动中应该吸取教训。无论政府调动多少机构,往股市里砸多少钱,如果小股民、老百姓没有恢复信心,就无法维持住股市的价格。过去,我们认为,只要有决心,政府想干,就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事。但现在发现,一旦走了市场经济的路,政府的干预也必须符合市场的规律,符合市场的预期,否则事倍功半。

   这一次经济增长放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过剩造成的。如果不能采取措施,把过剩的产能消除掉;不让市场起优胜劣汰的作用,那样的干预不会有什么效果。结构调整,要关掉一部分生产力,腾出资金来为新产业和新技术的发展融资。

   对产能过剩造成的压力,必须释放出来,让一些企业倒闭,重组。不能占用大量有效资金而不作为。不能什么企业都救,否则就不符合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规矩。企业倒闭会造成就业压力,但必须通过职业培训,创造新企业来解决,不能指望维持老旧企业来保证就业。

   对增长下滑的压力,政府也必须有所作为,比如继续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大对西部城镇化建设的投资。改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会加大西部地区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能延长中国的工业生产周期,有利于中国地区的再平衡,缩小地区差距。必须动态地看待经济增长与财政平衡之间的关系。近几年,因为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和股市的不景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出现下滑。但如果政府不继续用财政开支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经济下滑若形成趋势,那未来财政困难会更大,债务风险也会更大。

   中国今年资本外流严重,某种程度上对冲了央行的人民币发行。因此,在货币政策上也需要更多的考虑,由资本外流、外汇储备缩水造成的人民币流动性短缺的问题,在降息与降准的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

   三、海外投资的"大跃进"风险

   放眼全球,也需要量力而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有更大的全局视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输出产能,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同时也帮助中国消化过剩产能的办法。但是,目前各省、各市都在争抢"一带一路"项目,不仅在国内抢项目,在国外也在抢夺各种工程。为了中标,中国企业之间不惜恶性竞争,互相杀价。

   这种趋势不禁让人想起当年"大跃进"、"洋跃进"带来的悲惨后果。"文革"结束后,中央要改善人民生活,决定引进一批制造冰箱、洗衣机的生产线。结果,各省、各市一哄而起,刮起了一阵"洋跃进"之风,很快就造成了冰箱、洗衣机的产能过剩。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很短缺,"洋跃进"之风不仅浪费了外汇,还造成了产能过剩的浪费。

   现在各省市都有趁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到海外投资的冲动。但其实,并不是大家都知道如何在海外投资,如何规避风险(政治风险、价格风险等等)。本来到海外投资是给别人带去就业和制造能力,是好事,但一哄而上却可能把好事办成坏事。中国企业没有那么多懂得海外市场和不同国家投资环境的人力资源,用中国那套方法去指导海外投资鲜有不失败的。现在有的地方政府觉得他们有的是钱,对到海外投资非常乐观和不负责任,这样的趋势特别值得担心。日本上世纪70年代在海外投资损失巨大,80年代日元升值也犯过错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多吸取一点别人的教训,少做一点一哄而上的事情。中国在国内改革做得比较好的经验,就是以点带面。什么事情先做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到海外投资也需要以点带面,先积累成功经验。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时,要防止出现群众运动式的一哄而上的热情。在对外投资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协调。我们的对外投资应该有重点,知道哪些地方符合我们的地缘政治利益,哪些地方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影响。

   当中国发起倡议,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时,人们对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还很有信心,还在怀疑中国将如何处理流入的大量资本和巨额外汇储备。然而,今年,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元升息的预期影响下,中国的资本大量外流。资本外流的总额可能超过5000亿美元。有估计认为,到今年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会进一步降到3.3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舆论开始质疑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和外汇储备支持海外投资。中国没有完全开放资本账户,还有一些手段可以对付资本外流。但资本的大量外流与外汇储备的迅速缩水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中国在海外投资上也需要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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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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