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振海:茅盾倡导自然主义的再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 次 更新时间:2015-11-27 1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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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振海  

   茅盾1927年“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①。这“以前”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二年,也就是茅盾接触外国文学九、十年后才写小说的。这九、十年期间,茅盾对于外国文学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所受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正确地认识其过程、公正地评价其得失,仍有理论上的意义与价值。

   “茅盾—左拉—自然主义”,多年来已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形成定论。但是,作家本人则不无苦衷地辩解道:“虽然人家认定我是自然主义的信徒,——现在我许久不谈自然主义了,也还有那样的话,——然而实在我未尝依了自然主义的规律开始我的创作生涯”②。类似这种文学史上的公案,是听评论家的还是信作家本人的?我们的态度是:要以作品和事实为依据,以正确的理论和推导为准绳,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从而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那么,左拉的自然主义究竟对茅盾的小说创作影响如何?茅盾又是怎样提倡自然主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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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早期确实热心提倡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可以盖棺论定的。但是,这却又无可非议。

   今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自然主义的错误和局限,同现实主义这棵文学常青树相比,自然主义已经成为残枝落叶。但是,自然主义在产生的当时和尔后一段时期里确实风靡一时,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它理应得到公正恰当的评价和地位。

   而对于茅盾等新文学的建设者在20年代初的中国介绍提倡自然主义的时代背景、目的动机、方针态度、客观效果,我们就更应该加以具体分析,作出符合实情的正确评价:当时他们是为了揭露时政黑暗,反对虚伪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旧文学粉饰现实的倾向而提倡自然主义的;当时他们是把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来倡导宣扬的。虽然提倡的创作方法名曰自然主义,但其具体内容、精神实质却属现实主义的范畴;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还没有系统地流传到中国来,自然主义则是种种外国文学思潮中最受新文学建设者垂青的佼佼者。如果说左拉的自然主义一经和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比较就相形见拙的话,那么,中国20年代初茅盾提倡的自然主义和后来发展形成的我国革命现实主义的潮流,可以说是殊途同归。这是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家在认识新的创作方法、探索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起点站。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茅盾对自然主义的热情倡导,也就无法发展形成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即使仅仅作为一个自然主义的倡导者而言,茅盾对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建设也是功不可没、贡献非凡的。同时需要指出:把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量齐观,这不是茅盾和当时中国其他人的疏忽和过失。就是在这两种主义的故乡——法国,“现实主义不但朝过去看没有和浪漫主义划清界线,朝未来看,也没有和自然主义划清界线”③。

   茅盾的文学活动往往带有很大的功利性。巴尔扎克要用笔来完成拿破仑用剑所不能完成的事业;茅盾则要以笔去继续他曾经投身于社会斗争的工作。不仅他后来的创作总是紧密配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就是他起先从事的文艺理论、评论工作也表现出这一特点。

   五四时期,蜂拥而入的外国文学思潮五花八门,令人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茅盾慧眼识利器,在舶来的“百宝箱”里挑选了自然主义作为医治当时中国旧小说创作弊病的手术刀。茅盾1921年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里指出了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两个主要原因:文学观念的错误——“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描写方法的不当——“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紧接着茅盾开出药方——“自然主义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这真是“有的放矢”,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洋为中用”。茅盾不是弄潮儿,更不是赶贩时髦货色的掮客;他是为破除旧文学、建设新文学而提倡自然主义的。他的动机既是明确的,又是正确的。自然主义,这恐怕是当时他和他的伙伴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武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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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没有错,方针也对头。在“全盘欧化”,几乎肯定一切外来货的形而上学倾向十分严重的五四时期,茅盾却没有全盘接受自然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正是青年茅盾高人一筹的卓越之处。茅盾看到并指出了左拉自然主义的缺陷和错误,他提倡的、吸取的是自然主义的积极方面和合理因素。他明断:“我们要从自然主义者学的,并不是定命论等,乃是他们的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这两件法宝”④。这两件法宝对他本人以后的创作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要问自然主义对茅盾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客观描写和实地观察了。这两大法宝通过茅盾的提倡和在创作实践中的运用对我国现代新小说的发展同样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茅盾最主要的代表作《子夜》里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细节描写就得力于作者辛勤的实地观察。作者多次去参观他所要描写的场所——丝厂和火柴厂;还化装改扮“出现在各个交易所中,瞧着那些骚动着的人们疯狂地嚷着:‘空头’、‘多头’的买卖”,“一直要到交易所收息时,才蹒跚地踏了出来。有时,茅盾先生更活跃得象一个商人,挤在生意买卖的人丛中去打听行情”⑤。正是进行了这么充分、艰辛的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作者才有可能在小说中逼真地再现社会现实的图景,制作出活龙活现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画面来。

   同时,也正是由于作者实地观察的局限性,对某些方面体察不够或者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实地观察而得,因而影响了作品描写的真实生动。作者自己后来也指出《子夜》“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家,反动的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直接观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的多了”⑥。实地观察有助于客观描写取得成功。反之则有损于描写的真实生动。创作《子夜》是这样,茅盾的其他小说(《石碣》、《豹子头林冲》、《大泽乡》等历史题材小说另当别论)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因为充满了切身的实地体验才使《蚀》获得了成功的方面。今天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仿佛仍可感受到在那个多难的年代知识青年经历着的苦痛和磨难;而《路》、《三人行》正是由于脱离了对人物及其周围生活的调查体察、熟悉了解,概念化地闭门造车,因而成为失败之作。

   诚然,茅盾获得小说创作的卓越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身体力行认真地进行实地观察无疑使他得益非浅。工笔精细的客观描写离不开实地观察;实地观察又能弥补作者经验人生的某些不足。实地观察给予茅盾小说创作的益处实在是太充裕了。

   作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鲁迅的笔法多为白描而极少陪衬。这种描写方法承受于我国古代民间艺术,同时也合乎先躯者的风貌。但是,随着白话小说的进一步开拓,也要求描写方法趋于改观和多样化。于是,一位笔法精致细腻、擅长精雕细作的艺术大师登台了。他以绚丽多彩的客观描写手法把现代小说的橱窗打扮得更标致。茅盾不仅以自己杰出的小说为当时其他作家和后来者作出了进行客观描写的楷模,提供了借鉴的样板。同时,他还把客观描写当作一项创作原则来大力倡导,这样就对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传统小说的描写方法,建设现代新小说产生了更广泛更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小说由于是从说书人讲述故事的“话本”发展过来的,因而往往多用叙述的口气。其中也有描写,但叙述多于描写,描写常常被叙述所融化。而外国小说则以描写为主。其中也有叙述,但描写多于叙述,叙述融化于描写之中。尤其是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作品更注重让生活画面在读者头脑里产生直接的感官印象。所以,是以描写还是以叙述为主,这是外国和中国小说在表现方法上的一个重要不同点。鲁迅小说的许多地方还是用的叙述口吻。而在茅盾的小说里,描写的成份则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1928年所写的短篇小说《创造》的开头,作者用了差不多整整两页的篇幅来描写娴娴房间的陈设。这在鲁迅的作品中是绝对找不到的。这类描写也许不一定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口味。然而,它却在改变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方法,标志着我国小说在描写方法上的重大转向。因而,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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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重视客观描写。描写的客观性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相通的地方,而分道扬镳的界线在于典型性。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是同典型化联系在一起的,它的细节描写都应该是表现情节、刻划人物、反映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了典型性,现实主义就将和自然主义合流。而自然主义者力主对所有的生活现象不加选择地进行纯客观的描写,他们否定典型性,拒绝概括化。他们作品里的那些客观描写孤立而沉滞,往往游离于情节和主题之外,纯粹是为描写而描写的一些文字堆积物。

   茅盾重视和强调客观描写虽然是作为自然主义的一个法宝来提倡的,但是,在如何进行客观描写这些具体问题上,茅盾并没有照搬左拉的一套框框,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茅盾也没有重蹈自然主义者的覆辙。茅盾小说里的客观描写基本上是符合现实主义原则的。

   看到《创造》开卷对娴娴房间的详尽描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左拉在《娜娜》中对座落在巴黎维里叶大街娜娜的那幢漂亮房子的种种描绘。从建筑的格局到房间的安排,从家具到摆设,各自都被两位大师周到细致地描绘到了。然而,茅盾毕竟不是左拉;创作决不是翻版。《创造》里的描写活泼而不呆滞,专致但不孤立;通过对这些家具摆设的描绘,可以使读者正确地体味出女主人的身份、性格、感情。并且在描写的过程中,茅盾还广泛运用比喻、拟人等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显得生动,富有“中国味”。

   更为重要的是,茅盾在他的小说里塑造了吴荪甫、林老板和一系列小资产阶级女性等高度典型化的人物。他们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代表人物,是一批能够反映出一般的个别。而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尽管在客观描写上也煞费苦心,但是,由于他们否定典型化,所以不能像现实主义那样“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⑦。这正是自然主义的致命伤。

   作为对以主观性为特征的浪漫主义的反拨,自然主义的幅度比现实主义来得更大。然而,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自然主义反过了头,也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然主义竭力排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观性,尽管这是连任何一个自然主义作家也都无法做到的。但是,这样的理论毕竟束缚了作家的思想深度,限制了作品的成就。茅盾更没有接受自然主义的这个紧箍。他虽然不属创造社式的那种浪漫主义小说家,个人的情感从来没有在小说里赤裸裸地直陈无余,但是,取材的时代感、作品的倾向性却是强烈鲜明的。而这正是左拉的自然主义所拼命反对的;茅盾的主观倾向性虽则明晰可见,但又不是席勒式的“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⑧,不是拜伦式的“被扣压的议会发言”⑨,而是通过冷静的活生生的客观描写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画外音”。而这又正是浪漫主义作家所低能的。

   茅盾是一个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从批判现实主义起步,很快就迈进到革命现实主义的行列。茅盾提倡的自然主义实质上是他在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的跳板和桥梁。自然主义为他提供了借鉴和方便,而不是捆绑他的绳索。

那么,自然主义给予茅盾的影响是否全是积极的作用而毫无消极的因素呢?也不尽然。《蚀》的缺陷正是这种消极性的明显表现。对于《蚀》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作者是烂熟于心的,其中许多场面还是作者本人亲身经历过的。这本来正可以成为写好小说的极有利条件。但是,作者并不有意为之,缺乏后来创作《子夜》时那种自觉明确的主观目的和写作意图;作者当时只求“能够如何真实便如何真实”,强调“只注意一点: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⑩。这样的指导思想和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那就相差无几了。这样的创作观点妨碍作者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表现出革命发展的某种趋势;这就不能不使《蚀》在思想内容上受到损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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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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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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