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欧洲所谓“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五六十年，庞大的郑和船队便曾经远下西洋，在人类航海历史上写下过绚烂的篇章，但是由于郑和舰队并未产生相应的经济利益，更加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传统农耕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无法有效地将海上商贸带来的巨额财富融入国家财政之中。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便曾经实行开海政策，并于他尚未称帝之前的1364年，就在太仓黄渡设立了市舶司，用以管理朝贡贸易和海外贸易。但是他主要为了防止流亡海外的政敌，诸如张士诚、方国珍残部这些“腹心之患”卷土重来，在1371年下达禁海令。而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还是有着追踪孝文帝，同时也主要是通过 “朝贡贸易”来宣扬皇恩，比如无法长久维持，一俟好大喜功的朱棣死去之后遂告中断。
但是和通过贵买贱卖甚至白白奉送的“朝贡贸易”相比，当时沿海一带的人们开始自行拓开商路，民间航海贸易“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形成了蒸蒸日上的趋势，眼看着中国海权的基础呼之欲出，出现了良性循环的迹象。
然而，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进行跨越国界的航海贸易，而长此以往，却将彻底改变王朝集权的根本体制，有人惊呼人们将“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人们一旦懂得不被束缚在土地上也能获得巨富，那么便比如跳出王朝体制的藩篱，冲击小农经济体制的根基，故此，明王朝这才会主张和厉行海禁。因为海禁不过失去了若干财政收入，损害的不过是国家的利益，但是小农经济则是构成中国王朝制度的基本元素，一旦开放则会荡涤整个家天下体制。
于是，到了嘉靖年间，朝廷更是对海上问题束手无策，最后只能一意孤行地严禁出海，自毁海上力量，甚至连渔业捕捞都一律禁止，这种严酷的禁令长达40余年。
然而，海禁愈严，暴利愈厚。禁海令不但促进了规模庞大的走私行业，而且还使得倭寇更加猖狂。倭寇起初是因日本动荡，故此一些不法之徒跨海袭扰海外。因倭寇彪悍而明官兵畏之如虎。到了嘉靖时期，中国海商由于在禁海令之下，走私贸易变得风险更大，所以不少人知道官兵害怕倭寇而故意假扮，所以得以“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有识之士已经醒悟到海禁使得良民被逼为寇这个道理。比如刑部主事唐枢就指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而1564年抗倭名将，福建巡抚谭纶也在其《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上奏道：“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
因此，到了隆庆年后，禁海令得到了相应的缓和，但是这种禁阻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却始终不曾完全撤销。虽说逐渐形成了诸如郑氏在内的诸多海商集团，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形成国家的海上力量。满清入关后，依然奉行禁海政策，不许民间建造双桅以上海船，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和运载违禁货物出洋贸易者皆处斩枭示，全家发边卫充军。
与禁海政策相一致，清朝亦长期限制海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通商，所有外国船只仅在广州停泊、交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
在大航海时代的禁海政策使得曾经一度辉煌的中国航海力量萧条和萎缩，不仅严重破坏了沿海经济，更使得民众长期处于孤陋寡闻的状态之中，打造出 了一个落后挨打的近代中国，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现在中国的海上力量开始复兴，而且全世界也正处于一个繁荣的“大信息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我相信中国人会把握发展的时机，不再重蹈落后挨打覆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