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论公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4 次 更新时间:2015-11-11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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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 (进入专栏)  


按:2015年10月15日晚,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以“我国社会关系里的公正观”为题主讲北京大学才斋讲堂第104讲,从“社会公正观所在的知识体系”“社会公正观的演化”“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阐释。本文《论公正》系讲座内容整理更新的文稿全文。


“公正”或“正义”是重要观念。古今中外的人都追求公正,而且谁都不愿承认自己做事不公正。杀人都要编排个理由,说明行为正义。美国侵略伊拉克说是为了大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让那小国死掉上百万人也依然是“正义”。既然公正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变。那如何才是公,如何才是正?

从逻辑上讲,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负相关,外延无限大,内涵就无限小。抽掉了内涵,概念是空洞无用的。比如站在台上接受采访,主持人突然问,“你对爱情怎么看”?被采访人会楞在那里,然后傻傻地说,“爱情是个好东西。”这个概念外延大到无法给出有意义的回答。

我们一般说的公正是限制在“社会关系”里的公正,即人类间关系的公正。公正是看待社会关系的某种立场,认为这立场是正确的、道德的。

今天我谈三个问题:第一,社会公正观所在的知识体系;第二,社会公正观的演化;第三,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


一、社会公正观所在的知识体系

首先,我想澄清三个概念: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知识体系是由概念及其关系构成的。

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值钱不值钱、重要不重要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可说是五花八门,变幻莫测。很多中国人称为美玉的东西,很多西洋人称为石头。很多西洋人认为重金属是伟大的音乐,很多中国人认为是噪音。我年青时曾带几位北大的长辈老师在美国听重金属音乐会,坐前排,差点引发他们的心脏病,刚开始我们就离场了。重要与否,值钱与否,是相对的。今天流行“小苹果”。对有我这种经历的人而言,“小苹果”既没有好听的曲也没有动人的词,过去没流行,将来也不会被记住。值钱和重要也可以是不同的价值判断。有人说,今天是文化最繁荣发达的时代,因为繁荣的金钱市场在大量生产文化。也有人说,今天这个时代最没文化,因为真正的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不是金钱催生的。

什么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对“社会关系”的主观判断,标准不是重要或值钱,而是对不对,应不应该,公不公正。简言之,社会价值观是关于社会关系的道德判断。社会关系可以分为十来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血缘,不同地域,贫与富,尊与卑,上与下,老师与学生,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国家。但若混搭起来,仅性别间的关系就有很多,不仅男女两性,加上中性,加上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加上双性恋,再混以不同年龄和贫富尊卑,性别关系几乎无限多。所以,关于社会关系的公正观也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效性,也是五花八门、变幻无常的。

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各界共同信奉的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什么是重要的社会关系?简单说就是贫富尊卑关系,即穷人与富人、地位高与地位低的关系,包括幼年、壮年、老年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不可能所有人都信奉同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但社会普遍信奉就成为核心,就成为“社会主流”的信奉,社会就可能团结在一起。

其次,我想讨论“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主流”观念的必要条件。

满大街张贴的官定价值观未必会成为社会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观至少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才可能成为主流。

第一,表达简洁,用一个词而非一堆词。世上的“好价值观”有很多,比如追求“创新”。但各国、各文明大区给这些价值观的排序不同。排第一位的就是“核心”。单个词不仅大众易记,更重要的是体现社会价值观的统一,起到凝聚贫富尊卑的作用。如美国用“自由”凝聚了贫富各集团;欧洲用“民主”凝聚了欧洲尊卑不同的各阶级;有些地区用鼓励人们向善的“佛教”凝聚国家;还有些地区以“伊斯兰教”的平等观团结了跨国界的十几亿人。堆砌很多价值好词通常反映该国的社会价值观缺少“核心”,反映社会呈一盘散沙的现实。

第二,本国特色,而非生搬硬套他国的核心价值观。大型文明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都有自己的“根”。不同文明里的人生产和生活条件不同,社会结构不同,历史经历迥异,对通行价值观的表达和排序就不同。照顾到“本国”社会关系的“根”才能凝聚“本国”社会。从远古用不同的图腾来区分部落,到今天用不同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来区分文明,道理是一样的。推行有自己独特之“根”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方能独立自主,自立于国族之林。在早年贫困落后的中国,翻译他国名字展示了译者的向往:“德意志”隐含坚定意志加康德论述的道德;“法兰西”隐含兰花的浪漫加孟德斯鸠论法律的精神;“英吉利”是英雄和吉利的国度,“美利坚”是美丽和坚强的国家。而对其他国家就随便翻译成西班牙,葡萄牙,基里巴斯之类。我国至今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华文明的根早已腐烂,所以没有、也不配有自己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只能把我国嫁接到西人的“普世”价值上。这是我国社会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官民一体,而非官民各表。官民各表的社会价值观会流于虚伪,甚至导致官民分裂。若官家唱很高的高调,说自己信仰对公众的无私奉献,而实际上却享受种种特权,人民就很难信任政府。官民一体信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才能凝聚全社会的认同。

第四,国际接受,而非被国际反对。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本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当能被其他国家基本接受。在全球化时代,若某国宣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遭到世界各国群起攻击,比如“法西斯主义”,这种社会价值观在本国也难立足。社会核心价值观不脱离世界的接受与不脱离本国的接受同等重要。因此,我国不把要求取消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列为社会核心价值观。

再次,我想讨论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古今中外,基本的治国手段只有四种。无论采用什么政体,政府管理社会的方法并没有根本不同,都围绕社会利益综合使用下述四种手段。

第一,以暴力为基础的“执法”,用强力维护要求秩序的社会利益。今天我们称之为“法治”。即便谈分权制衡也是为了执法。但如老子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治的美国曾爆发血腥的大内战,至今也还常发生暴乱。

第二,“代表”强势社会集团的利益,争取强大社会集团支持。今天我们称这种强权政治为代表性,或民主/问责。但弱势集团怎么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尊重社区自治也可被看做“民主/代表性”。

第三,领导人承担平衡三对利益的“责任”,即部分与整体,现在与将来,变化与现状的利益。承担维护社会团结的责任靠出色的智慧和能力。然而,这种智慧和能力非常罕见。

第四,让某种关于社会关系的“正义观”成为社会主流。社会利益貌似客观,其实是主观的,是可以被观念塑造的。比如有人想要大车和大房子,也有人愿隐居深山终年食素。那是不同观念导致的。若社会各界都认为某种关于社会关系的观念“公正”,成为贫富尊卑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和行为准则,社会就能团结,国家就能稳定。让社会关系的某种正义观在社会各界流行,说来容易做来难。那是治国最复杂、最高级的方法。这高级的治国之道指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对国家兴衰的重大意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需要团结全民,以举国之力驱逐匈奴。

所有治理体系都综合使用上述四种方法,即执法、代表性、领导人的责任感、社会关系的公正观。因不同国家条件不同,各有侧重,就演化出不同的政治体制。


二、社会关系公正观的演化

下面我谈第二个问题,关于社会关系公正观的演化。

前面定义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即社会各界共同信奉的关于重要社会关系的公正观。然而,什么是重要社会关系里的“公正”?这就要涉及时空历史的差异了。我在此比较欧洲、美国、中国三个地区的社会关系公正观。

先谈欧洲。

自古以来,阶级分际是欧洲社会关系正义观的基础。近代以来,欧洲阶级斗争激化,从破除阶级区隔神圣的观念演变为社会大革命。“平等”成了新的“天经地义”,成为欧洲社会关系里崭新的价值观。在第二产业时代,也就是制造业时代,欧洲的阶级斗争达到了巅峰,出现了要求废除财产私有制,让人类获得彻底平等的激进势力——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促成了欧洲强大的温和左翼势力。在二战结束时,欧洲人民普遍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贪婪促成了两次世界大战。所以,二战还没结束,英国选民就抛弃了战争英雄丘吉尔及其领导的保守党,转而支持工党。工党上台办的头一件事是建立全民免费医疗。大家看过伦敦奥运开幕式,英国至今仍对本国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无比自豪,而且保守党比工党许诺更多拨款来支持这个体系。温和的欧洲社会主义有效降低了苏联的吸引力,阻挡了共产党激进主张的扩散。简言之,欧洲的社会革命并不轻松,争取阶级平等流了很多血,让广大“中产阶级”(穷人集团的另类说法)获得了较大政策影响力。这导致了欧洲人今天极为珍视政党民主,即用数人头的平等代替砍人头。

再谈美国。

欧洲的社会革命有个出气阀,就是欧洲王室统治时代在美洲进行的殖民运动。跨越大西洋的移民航船替代了欧洲争平等的血腥斗争。美国的欧洲移民里几乎没有贵族,都是穷人,天然平等。平等对美国不是问题,自由才是大问题。英国早已废除了奴隶和农奴制,但北美的移民们要争取买卖黑奴的自由,拥有枪支的自由,违法搞海上走私的自由。一句话,要赚钱的自由。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从英国争取自由,内战为是为争夺黑人劳力的自由,美式司法反映的是有钱聘高级律师就能赢得官司的自由。与此相对,美国人对数人头的“民主”远没有欧洲人那么大的兴趣。美国有两个松散的“政党”却没有“党员”。美国有个独特的最高法院,可以否决民意代表和民选总统共同制定的法律。美国的间接选举甚至能让得选票多的人未必当得上总统。那里的人对维护保守的分权制衡兴趣盎然,对资本的自由兴趣更大。比起欧洲,美国至今解雇工人还是自由的,无需付代价。美国公立学校逐渐强大是二战后的事。直到奥巴马的第二任期美国才开始设立公立医保系统。美国历史之“根”长出了“自由”这个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

自由在美国有清晰的内涵,就是资本的自由。民主在欧洲也有清晰的内涵,就是让相对多数人的阶级代表来掌握决策权。由此,美国倾向资本主义,欧洲倾向社会主义。而今两者呈现融合趋势,美国开始设置福利社会,欧洲开始给资本较多的自由。民主、自由、法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西方近代文明里的概念。自近代以来西方主导全世界,这些概念就在全世界流行。

最后谈中国。

中华社会如何看待社会关系的公正?我认为大家庭这个词凝聚了中华民族对公正社会关系的看法,能够凝聚我们社会的贫富尊卑。我分三个部分来论述。

第一,我国传统社会由独立平等的小农家庭组成。与传统欧洲不同,中国家庭不仅是人的再生产单位而且还是独立平等、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与传统欧洲不同,中国社会既不是宗教的社会,也不是尚武的社会;家庭忠诚既不受宗教忠诚撕扯,也不受军队忠诚撕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社会里,如此家庭忠诚极为罕见。北欧人愿娶中国姑娘为妻,但他若早知这姑娘的父母兄弟姐妹会闯入他的生活,就不会娶她了。北欧奉行福利社会主义,家庭观念淡薄,没有“孝敬”一说,也几乎不领《结婚证》。孩子由社会承担,政府负责从托儿所到博士的一应开支。

第二,传统中华的社会基本组织单元是“自然社区”,也就是天然的、由数十户组成的、彼此有血缘关系的居住社区。由自然社区而行政社区,由血缘关系扩张到虚拟的血缘关系,由小家而中家而大家,我国就有了庞大的、由近及远的社会,有了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大家庭”,即中华文明独特的“家国同构”。与西方不同,我国人际称谓迄今依旧流行血缘称谓,所有人互称爷、奶、叔、姨,兄弟、姐妹。你们彼此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们当老师的也与同事们称兄道弟。没有小家、中家,就没有国家。国是最大的家,灾难来临时我们可以为国毁家纾难。军队是大家庭的“子弟兵”,护国是为了保家。志愿军军歌唱到:“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第三,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德并非源于宗教,而是源于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即“孝悌”,是中国社会道德的基础。孝是回报父母养育,悌是敬重兄长。孟子说,“入则孝,出则悌”。有孝方有忠,有悌方有信。对长辈尽孝,对同辈敬重,就有社会的“忠信”。社会有忠信,官员就通晓“礼义廉耻”。父母对孩子认真负责,孩子就对父母负责。官员承担好照顾社区人民的责任,人民就比称官员为父母。我们称官员为“父母官”,称百姓为“子民”,是说官员要像爱自己子女一样爱自己的人民。有人说,称父母官不好,是家长制,不民主。但是,官员“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视民如子,把辖下的民众当自家孩子一样热爱,甚至为大众利益牺牲自家子女利益,岂非人类政府的至高境界?“公仆”之说反倒显得虚伪。为什么满世界的人拼命竞当公仆,不愿当主人?毛泽东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辛弃疾则要“了却君王心中事,赢得身前身后名。”父母慈祥,孩子孝顺,官员视民如子,百姓亲如兄弟姐妹,就有“国泰民安”。如此,中华政府生存之原因在于帮助绝大多数家庭衣食住行无忧,轻松养小送老,实现“小康”生活。如此,照顾这些平等家庭的共同利益就是“公”,不偏不倚就是“正”。所以,尽管英译都是“justice”,我国通用有相对性的“公正”,不常用有绝对性的“正义”。反之,自然社区崩溃,政治道德就不复存在。父不慈则子不孝,官不正则民必反。官员偏向自己的小家而不顾大家就是不公、不正。与西方不同,中国官员腐败是因为自私自利,不是为了所谓“阶级”利益。官员无廉耻,贪污腐败,社会就没了公正,贫富就联手造反。

概言之,中华是个独特的文明,立国之本与西方不同。西方以“社会契约”规范各阶级集团的利益争夺而立国,而中国以“视民如子”的治家之道而立国。孝悌忠信是我国社会的伦理,礼义廉耻是我国政治的伦常。先有家庭道德,继而社会道德,再有政治道德,这就是家国同构,是中华国家的道理。因为家国同构,不是强大阶级集团统治的国,自汉朝以降的历朝历代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治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故有士子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修身修什么?“四书五经”的第一本是《大学》,《大学》开篇头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广大百姓为自己的亲人,就是明德,就是最大的学问。亲民的化境是“至善”,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大家庭”是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无论是否经常上教堂礼拜,西方人心中有个精神十字架。无论是否说出来,中国人的心中也有个精神十字架。中国人的精神十字架就是由血缘和虚拟血缘构成的“大家庭”。如下图:


三、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

最后谈第三个问题,即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

前面探讨了“大家庭”作为公正社会关系的中国核心价值观。我想用大家庭这个公正观来检讨我国当下社会关系的公正问题。分两个题目,市场机制与公正和社会组织与公正。

第一,市场机制与公正。

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机制。市场机制无疑非常重要。然而,市场也制造社会分化。纯粹靠市场,即便富如美国也有很多人无法安居。社会不平等团结,国家就难安定。从春秋时代的“常平仓”,汉代的“盐铁官营”,到今天的各种“看得见的手”,中华政府自古就干预资源配置,以求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而且,全世界的各国政府也都干预经济要素配置,即劳力、土地、货币的配置。劳动力是政府的选票仓,土地不能再生就须干预用途,而今的货币更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古今中外并无不受政府干预的“成熟市场经济”。不少学人认为市场加法治就是“成熟的市场”,就是社会公正。那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发达国家的市场各不相同,法治也各不相同。

市场与政府干预的关系不是停滞的,而是动态的,没有抽象和绝对正确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什么决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百姓,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关系平衡是总体而言的,失衡则在具体部门。我们这一代人曾激烈反对铁饭碗和公费医疗,认为那不公正。但仅二十多年我们就变了,认为被自己抛弃的这些东西很宝贵。为什么变?因为起初市场导向的改革纠正了计划经济的弊端,曾普惠广大群众。而在最近二十年,改革的赢家变成了少数人,教育和医疗越来越不平等,广大群众养小送老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一旦大众有了新认识,政府就要调整。不跟着民心走就是不公、不正,就会被大众抛弃。支撑国家的不是市场,是民心。市场和政府都不是目的。人民和人民的利益才是目的。

人民利益不是抽象的或者过去和将来的,而是具体的、眼下的。养小送老就是中国人的核心利益。我们中华百姓的生活分成四个阶段:被养、养小、送老、被送。其中,养小、送老是主动的,几乎是大众生活的全部。大家庭意味着大家互帮互助完成养小送老任务,让成员享有平等的生活起点和有同样尊严的生命终点。这意味着医疗和教育的均等化。若是政策导致医疗和教育越来越不平等,养小和送老变得越来越艰难,群众越来越疯狂地追求金钱而没机会参与体育和文化活动了,那“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全民的现代化,还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国家花了大量经费投入到医疗和教育领域,钱却集中到了很少的人和很少的机构里。这导致全国百姓苦苦追求几所“一流”大学,几十个“一流”医院,几百个“一流”中学,甚至追求“一流”幼儿园和“一流”小学。普通人为追求“一流”动辄花几十万,还要贿赂,托门子。为挣下这养小送老的钱,我们日夜加班,陷入疯狂的物质主义,丧失了体育和文化,伤害了身体,扭曲了人文精神,全民素质因而迅速下降。当市场化改革违反了“大家庭”这个社会正义观,让多数人被少数人越甩越远,我国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群众就会与党和政府日渐离心离德,“改革”注定会越来越难,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将越来越不稳定。

大家庭和社会主义不是装点门面的空话。富帮穷,青壮年帮老年,没病的帮有病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就是我们百姓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举个例子说,我国13多亿人每人每月交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就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里拿出的几千亿元医疗支出,不仅我国200万医生能有非常体面的收入,不再向患者收不体面的钱,而且全国人民治病、吃药、住院都不用再花钱。那将是世界上规模效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系统,而且质量随我国的经济共同进步。医患本来是一家,患者以命相托给医生,医生们都曾在医学院宣誓过治病救人不分贫富贵贱。若政策让医患变成利益博弈关系,若高官让医疗市场化却给自己留下与官位俱进的医疗特权,若让百姓的医疗统筹费之大块变成保险公司和风险投资的利润,人民怎可能不与政府离心离德?

我们支持市场竞争,让每个人发挥聪明才智,让能干的人先富裕起来,让经济兴旺发达。然而,我们要求竞争的起点越来越公平、公正。我们还要求生命的终点越来越有同等的尊严。

中国不是单个城市,不是香港、台湾、新加坡,而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型文明体,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健康和教育就没有现代化。教育和医疗均等化是二战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是发达世界人均收入远高于欠发达世界的主要原因,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成就的主要体现。背离均等化方向的医疗、教育、养老已经成为压在我国人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推翻这新三座大山是中国百姓的利益所在,是公正,是大家庭价值观的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求。

第二,社会组织与公正。

古今中外,世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体系能单独治理社会,都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我治理。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必须雇很多人才可能顾及家庭间关系的“小事”,那注定会拖垮财政,无论财政盘子多大。二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科层体系分门别类,专业化程度高,依法治国,有能力办“大事”,没能力办“小事”。大是大非有法律管,小是小非由自治组织依照习惯管。

我国大众自我管理的基本组织是自然社区。社区居于大家庭的中间,下有小家,上有国家,承上启下。没有血缘或虚拟血缘的社区自治组织就没有中华大家庭。西方国家也是类似,代议制领导的科层体系无法单独治国,也必须依赖“社民会社”(civil societies,常被误译为“市民社会”)组织人民。市民会社是西方阶级和政党的基层组织。

能干的政府可以取代社区自治组织吗?市场,或者说企业,可以替代社区自治组织吗?首先,市场打破了我国社会原有的城乡结构,全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严重削弱了原有的居住和工作社区。自由用工的企业无法替代社区自治组织。居民楼的业主没组织,有组织的物业企业就变成了业主的敌人。仅靠政府替企业雇员讨薪水更是镜花水月。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削弱人民自治社区的重要原因。居委会的“小脚老太”被污名化,先取消收费后取消农业税,强力消灭社区集体经济,政府随意合村并镇——不尊重社区自治,社区领袖先被视为乱象之根,后被政府收编领工钱。更有甚者,全国人大立法细致规定基层自治组织选举和管理办法,创造了关于“自治”的世界奇闻。而且,官方还用“以人为本”的口号取代了“以民为本”。这些政策都指向削弱社区自治组织。由于缺少了社区自治组织,有组织的政府面对无组织的亿万分散群众,不得不大量雇佣临时工。而“越维稳越不稳”,财政日渐捉襟见肘,百姓税费负担急剧增加。

自然社区是我国伦理道德的基础。家国同构,不爱家乡怎么可能爱国家?组织起来,一个个小家庭就组成互帮互助的大家庭,就有了公共生活。有了公共生活才有公德。每个自然社区里的公德是全社会公德的基础。没有了人民的自组织,全是分散独立的小家庭,都自私自利,社会就重归一盘散沙,公共道德就丧失了根基。爱自己居住和工作的自然社区才会爱国,没有了社区组织,谈公德、谈爱国,是没有根基的。

自然社区是办“小事”的组织,能在法律之外调节群众彼此的利益,让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公正。如果没有社区自组织,只有自私自利的小家,人人占人人和公家的便宜,日常生活里就缺少公正,大家就都生活得憋屈。群众的所有“小事”都跨法规、跨部门。比如,要政府来清理社区边上的垃圾至少要涉及四个部门的协调,而且还解决不了居民们继续往那儿扔垃圾的问题。老舍歌颂新中国的作品《龙须沟》讲的是共产党把群众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没花纳税人的钱,大家齐心协力清理了堆积数百年垃圾的龙须沟。那沟是建北京城时取土烧砖形成的。水没了,就成为垃圾沟。每个家庭都往里扔垃圾,每个人出门就要面对垃圾山,社会就充满怨气。这怨气不对着政府对着谁?

自然社区还是人民权力的主要载体。组织起来才有“人民”,不组织起来就只有个人和群众。没有人民就谈不上人民的权力和权益(权利)。组织起来的人民才是对政府最有效的制衡。二十年来,我国官员学历越来越高,但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贪污腐败,奢侈浪费。一方面,面对分散的个人和已经成为科层体系底层的行政社区,政府只剩下了“自我监督机制”,决策者想干啥就干啥。当各级政府报喜不报忧,人大政协也成了权贵者的机构,群众就只能通过“群体事件”来表达自己对政策的不满和抵抗了。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口号注重“钉子户”的权利,却让绝大多数老实人吃亏,寒了社区绝大多数百姓的心。

而今我国有机的自然社区崩溃了,有机的大家庭没了,只靠行政和司法力量机械地把人民聚合在一起。人民的小事办不好,国家的大事也就办不到了。过去我国三个月就能建成一条高速公路,百万人民迁徙支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而今做不到了。社区边的垃圾三年都清不走,当钉子户却能赚大钱,人民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东北高铁至今进不了北京,京承高速北京段没赶上北京奥运。当基础设施建设遭遇群众抵抗,我国就明显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我国2014年7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仅是台湾的三分之一,韩国的四分之一,更是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以下。若经济建设速度持续急剧下滑,中华民族怎可能在建国百年之际实现复兴梦想?

中国共产党当年以愚公样的至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变成了人民,变成了上帝。上帝力大无穷,挪走了“三座大山”。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坐江山搞建设还需要人民吗?脱离了人民的共产党必定是泥足巨人。有了人民,资本就会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劫持人民;政府也会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被资本劫持。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信仰人民、依靠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

所以,有了人民的社区自治组织才有大家庭,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关系。

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中国重要社会关系里的公正?我的答案是:咱中国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称。在后殖民时代,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代表新的启蒙时代的开启。

以上我讨论了三个问题:社会公正观所在的知识体系,社会公正观的演化,当今社会关系里的公正问题。我想表达的主要观点是:大家庭观念是我国社会关系公正观的核心,也是中华万世一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大家庭观念有三个主要内涵,构成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第一,我们都有血缘关系,彼此都是由近及远的亲人,要孝老人,爱小孩,敬长者。第二,尽管亲兄弟要明算账,却也有在养小送老上互助的责任。第三,大家庭由家庭而社会而政治,由孝悌到忠信到礼义廉耻这“国之四维”。

纵向看,大家庭下继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上接“社会主义”新理念,加上“亲兄弟明算账”,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横向看,大家庭有由近及远、自小而大的普适关爱。小到社区一家,中到中华各族裔一家,大到全人类一家。从社会核心价值观成立的四个基本条件看:大家庭是单一词;有中国特色;官民一体信奉;而且由近及远,有亲疏之别的大家庭与“博爱”的国际高尚理念相通,会被世界各国理解乃至敬重。很明显,大家庭不同于自由、民主、法治,但又与这些西式观念并无根本冲突。伦理道德是天然的,至少与宗教观衍生出的现代西方观念一样天然。中华民族历数千年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明显得益于大家庭观念。这观念万世一系,至今还在延续,体现了中华文明在不同时代的强大适应性。这是个人理解,讲得不对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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