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尔平:从运动中心看两岸公共建设理念差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15-11-04 14: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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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尔平  

   原题:运动健康快乐——台北、昆明体育设施比较

   2015年9月底,我应台湾青年文教基金会之邀,参观了台北市大安运动中心。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和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虽然只是几小时的访谈和参观,感受和联想颇多,现记录如下:

   一,大安运动中心,一个普普通通的体育健身场所

   大安运动中心为台湾青年文教基金会经营管理的社区运动场馆,内设羽毛球场、游泳馆、兵乒球室、健身房、舞蹈教室、攀岩和壁球室等,这些场馆与昆明市的体育场所差别不大,市民交钱后来此运动健身。

   场馆的收费标准与昆明市的差不多,即羽毛球场30元人民币/小时,游泳池20元人民币/人(不限时,清早对老年人免费)。但有资料统计,台北市的人均收入至少是昆明市的3倍。不同收入同等价格,昆明的体育消费价格过高了。甚至,昆明市的有些体育场馆收费极高,游泳池80元人民币/小时,网球场100元人民币/小时。

   从消费价格看,大安体育中心的费用不贵,故从中低收入阶层到高收入阶层都可以常年来此运动,只要有兴趣,而昆明市的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中上收入阶层。

   二,大安运动中心,不一般的理念

   管理人员介绍说,大安运动中心是依照台湾“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建立,中心的理想和愿景是:“活力台北健康城市”,“提供优质舒适的运动空间,增加运动人口及场馆使用率,扩增社区运动风气,增加社区运动人口。”

   依照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青年文教基金会于四年前通过竞标获得该中心的经营权。显然,中心的建立和经营是基于当代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政府出资和政策+(通过)公共服务外包=(实现)公共服务。通过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平”、“正义”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

   大安运动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由台北政府出面征地(台北土地私有,昆明土地公有,征地方式会有差别),台北市政府出巨资完成基建后,场馆的内部装修、经营和管理由青年基金会承包。此种项目在公共管理中称之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外包,即把政府的功能外包给企业或团体,而此企业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只能以满足周边居民健身要求为目的,故中心定性为非营利组织。

   政府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是从纳税人那里而来,来此健身和享有服务的只是部分纳税人,因此,对健身者收取一定费用理所当然,但绝不能太高,否则不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是竭泽而渔。

   对于承包者而言,绝不能耗费式使用,政府要求承包者每年上缴的一些利润,慢慢收回成本,时间从30年到50年不等,这样既对得起全体纳税人,也对得起来这里健身的纳税人,即消费者、经营者和政府三方满意。

   如何使三方满意,这对于文教基金会无疑是一个挑战。为此,中心提出了自己的品质政策:“专业、安全、服务”,同时,还与国立台北大学、国立体育大学等专业机构合作,为前来健身的人员提供专业教练和健身资讯。为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健身,管理人员给我们讲了一个心理学研究结论:有四个F使人快乐——家庭(Family)、朋友(Friend)、信仰(Faith)和运动(Fitness)。相信“运动、快乐、健康”的理念可以使基金会的承包更具永续性。

   三、体育公共服务,昆明学台北

   生活在儒家文化氛围的中国人,无论是大陆和台湾,甚至是生活在北美和澳洲Chinatown的华人,大家遵循的是“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把自己家门打扫干净就行了,如果霜很重,下大雪了,街道或村庄没有专门清扫雪霜的队伍,这个清扫雪霜的队伍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欧洲则不然,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很发达,如公元前五世纪建立的雅典卫城就有了城市下水道,古罗马建的下水道现在还在使用,相比之下,高楼林立的当代昆明市迄今还没有一个完好的下水道体系,稍有大雨便遭洪涝。

   忠诚于家庭和忠诚于上帝,在公共事务上结果是不一样的。细细品味我们熟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知中西方在公共事务上为何有差异。

   中国人忠诚家庭。“修身齐家”者可以把自家屋里收拾好,把门前打扫干净,但他不会去“治国平天下”,譬如,没有那个家庭或家族去修建下水道,去街上维持治安抓小偷,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普天之大如四海,四海之事是“王土”的事,与我何干?于是,一个个家庭如袋里的土豆,界限分明,即便有一点“公共”,首先盛兴的是宗族祠堂,接下来才是村里的道桥,然后再推及同乡,看“修身、齐家”典范曾国藩,他的“治国、平天下”也无外乎在湘人中。

   西方人信上帝。基督信上帝,每个信徒直通上帝,中间没有家庭,上帝之下是人人,人人组在一起便有了“公共”。于是,城市管理者借上帝之名建所有信徒都可以进去的教堂,建人人享用的公共设施。当然,“公共”的单位不能太大,如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平民只有10万人,中国一省人口和面积如同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由家庭组成的超巨大国家很难产生公共理念。

   回到当代社会,日渐便利的人员往来和互联网的使用使得西方公共服务理念被直接嵌入到大陆地市级政府中。当摆脱了衣食对我们的束缚,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四大网球公开赛,澳洲冲浪,美国NBA和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再也不满足不需要一分钱的“走路”健身方式,也不想在广场高音喇叭下扭动腰肢健身,于是,居住在城里的大陆人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提供快乐健身的公共服务。

   台北与昆明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差别,台北到了城市化和乡村化并行发展阶段,昆明则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台北市政府在细化公共服务理念,昆明市政府则视寸土如金,把市场当法宝——许多公共设施没有了,公共设施市场化了,如昆明市工人文化宫被拆掉,重建了一个“工人文化商业宫。”

   有人提出粤港澳一体化设想,从经济、行政、教育到体育粤港澳一体化,那么,昆明引入台北体育公共服务理念会如何?位于昆明市中心的拓东体育场曾是举行各种大型国际赛事的地方,现在,看台下的房屋全部出租成饭馆、按摩室、公司办事处;有国字背景的富豪红塔集团买下了风景秀丽的昆明滇池草海旁的一大片黄金宝地,建了最好的体育设施提供给有钱人健身娱乐。

   海峡两岸一家亲,台北市的体育公共服务理念以及文教基金会对大安的经营模式,对昆明很有借鉴意义,甚至,让台湾的青年文教基金会来经营拓东和红塔体育场,滇台合作更添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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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黎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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